《东方日报》评论 2014年10月12日
华校学运具反殖特色
中学联成立后，除了支持当时已存在的学生运动组织维护华教委员会、如反黄运动和校园文艺团体外，也积极和新加坡工会组织、文艺界等建立联繫，包括在行动上和精神上支援1955年5月的福利巴士工潮，匯成一股学运和工运结合反抗英殖民政府的反殖民力量。由此可见，中学联的成立，象徵了新加坡华校学生运动的成形和成熟。也因此，中学联在1956年9月被林有福政府划为马共外围组织而被封禁。中学联从成立到被封禁虽然只有一年的光景，但它对促进马新独立自治的进程却有著深远的影响。《新加坡文献馆》（http://goo.gl/6yyHoI）对中学联有如下正面的评价：
「中学联作为华校学生运动的中坚组织，肯定是有其歷史地位。这是因为歷史將会重新认知，华校学生运动是爱国的独立政治运动。」50年代马新两地华校学生的运动兴起，主要是为维护华文教育的自主性和为弱势群体发声。由于华校学运在性质上具有明显的反殖民主义特色，使得英殖民政府担忧这些羽翼渐丰的力量將给他们带来严重的威胁，故而將学运扼死于襁褓之中。诚如前述，50年代马新华校学运发展之际，正值英殖民政府雷厉风行地围剿马共的重要时期。基于英殖民政府自20年代时就有华教为共產主义的温床的偏见，因此轻易地就將50年代的华校学生运动和共產主义划成等號。
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论述马共北撤后对马来（西）亚境內华人的社会运动的影响，並尝试以「马共因素」——即有/无马共的实际存在——来检视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运动。笔者认为，既然马共在50年代时已在泰南建立根据地，渐渐远离了马来亚的政治和社会平台，因此对还留守在马境內的的社会运动的远程影响到底还有多深？如果影响还在，这种「马共因素」是如何为境內地下成员/支持者/同情者提供斗爭力量的来源。另一方面，不管「马共因素」是否存在，「共產主义」始终都会被执政者利用，成为打压华人社会运动的主要理由和手段。他们利用「马共因素」散佈白色恐怖威嚇一般民眾，从而达到本身的政治目的。
回顾殖民当局50年代对付马新学运的歷史，这种「马共因素」无论虚实都显而易见，1956年5月13日至1957年11月29日的《南洋商报》和《星洲日报》都有不少类似的新闻。（之二）
五十年代马新华校学生运动回顾
《东方日报》 评论 2014年10月11日
一，马新学运產生的社会与政治背景
50年代是马来亚与新加坡学运兴起和发展的时期，也是英殖民政府实施紧急状態的重要时期。1945年日本投降撤离马来亚，英国捲土重来统治马来亚，並成立了英国军事政府。当时，由马来亚共產党（马共）领导的人民抗日军因与英国合作抗日有功，使马共获得英殖民统治者允许以合法地位进行政治宣传和活动。然而，好景不长，马共因涉及1948年6月所发生的欧籍园丘经理被杀事件，导致英殖民政府提前採取强硬的手段对付马共。其时，马共已在紧密策划准备在9月对英殖民政府进行武装斗爭。
二战以前，马来亚及新加坡已有本身的华文教育和学校，却因为战乱而致华校被迫停办，学生停学。这也导致战后出现许多超龄生的问题。二战以前，华校的师资多来自中国，这些教师或知识分子在中国时，或多或少都受到了左右两派之意识形態的影响，也因此来到马新授课时也影响了大部分的学生。许是马新乃是殖民地之故，因此反帝反殖的左翼思潮受到广泛的支持。以马共为首的左翼势力，也散佈在工人、农民和学生的群体之中，如「各业华工抗敌后援会」（工抗）、「华侨学生界抗敌后援会」（学抗）、「农抗」（农民抗敌后援会）等等。
战后，英殖民政府陆续提出了马来亚联盟（Malayan Union）和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计划，但都遭到各族群左翼组织的反对，也使得要求独立自治的呼声日益高涨。虽然马共没有直接领导这个时期的反殖运动，但在其后不久所实施的紧急状態下，儼然成了当时反殖运动的主谋。然而，英殖民政府的真正用意，据柯嘉逊在其著作《爱国者与冒牌者：马来亚人民独立斗爭的真相》的研究显示，乃是为了对付当时反殖的各族群左翼组织。
马新学运发生的时期，正值英殖民政府和马共进行战爭的时期。当时紧急状態已经开始进入中期，英殖民政府的剿共政策取得良好的效果，成功將马共迫离马来亚半岛，选择在泰南重新建立根据地。英殖民政府为剷除尚遗留下来的共產分子（民运/地下成员等）及其思想意识，开始转而对付华文教育。实际上，英殖民于20年代开始就插手华教事务以杜绝左翼思潮的传播。然而，当时的干预力度仍不足以压制华校的发展。战后进入50年代，政府于1950年开始出炉了一系列的教育报告书，包括了企图英化华校的1950年《荷格教育报告书》（Holgate Report）；主张以官方语言（英文、马来文）为教学媒介的国民学校以取代其他语文源流学校的1951年《巴恩报告书》（Barnes Report）和《1952年教育法令》；尝试在非英校开设英文班，企图取代华文班以让华校变质的《1954年教育白皮书》；埋下单元化教育政策的1956年《拉萨报告书》（Razak Reports）等等。
「11·14学潮」席捲半岛
在马来亚，尤其是1955年以后，因当局建议华文中学接受改制或成为独立中学以及之后的限制超龄生求学等等，促成了后来1957年11月14日及其后席捲全马半岛华校中学生反对学校改制和反对当局镇压及逮捕学生的学生运动（或称「11·14学潮」）。在新加坡，英政府于1951年修改华校中学制度，將华文中学非为两段（初中一至初中三；高中一至高中三），並于初中三结束时举行会考，此举导致了1951年大罢考事件，此后，又有1954年的反《国民服役法》（五一三事件）、反《学校註册（修正）条例》等等，促使新加坡的华校学生发起学生运动，也影响了马来亚半岛的学运。在50年代社会与政治纷乱，两地学运此起彼落之际，象徵华教最高学府的南洋大学于1955年在新加坡创立了。
二，50年代马新两地学运的发展概况
在马新，50年代发生的学生运动，主要和当时英国政府有意改制或消灭华校相关。这是英殖民政府为彻底剷除共產主义的威胁，认为华校是培育共產主义的温床，遂將矛头转向当时的华文教育。于是，就有了上文提及的各种教育报告和政策。
50年代马来亚的学运始于1955年，当时，有关当局正著手检討《1952年教育法令》和《1954年教育白皮书》之际，檳城钟灵中学的学生听闻学校將要接受政府津贴而进行改制，基于担心改制將会令学校丧失主权，于是便採取抗议行动向校方提呈备忘录。其结果是，涉及此事的11名学生（其中7名为钟灵中学的学生）于1955年8月12日凌晨遭到当局逮捕，指摘他们涉及「顛覆活动」。此后，学生反对接受津贴的事件仍慢慢地、持续的延烧至1956年11月23日（「11·23学潮」）。钟中学生举行抗议大会，要求时任校长汪永年及董事会向社会公开接受津贴的经过与內容，並要求校长等人辞职。此抗议行动最后在当局派遣镇暴队的镇压和驱散下结束。
然而此事並未完结，1957年1月开学后，有关当局宣佈开除钟中的68名学生，导致钟中学生于4月2至3日发动罢课，要求钟中停止接受津贴，以及无条件恢復68名学生的学籍。此事件又导致13名学生遭到开除。钟灵中学所打开的缺口，于1957年年底也发生在芙蓉振华中学和昔加末华侨中学。1957年11月14日，檳城的韩江中学、中华中学、钟灵中学、檳华女中发动上街游行，反对改制、为超龄生求情，以及反对读华文考英文的不合理教育政策。这场抗议游行也蔓延至全马各城镇的中学，全国华校的学生持续进行了半个多月的罢课行动，发展成为席捲全国的华校学潮。
回到新加坡，50年代的新加坡学运，最早始于华侨中学生抗议有关当局于1950年5月30日逮捕华侨中学的师生，指摘他们收有马共和中共的文献。1951年，英政府修改华校中学的制度，將华校中学分为两段（初中一至初中三；高中一至高中三），同时也在初中三结束时举行会考。华社普遍反对此项修改，认为初中三的会考无实际意义，反而会导致许多学生无法完成学业。在无计可施之下，大批华校生发起罢考行动。后来，虽然当局允许让罢考学生重考，但却规定学生须及格才能升级进入高中，同时也限定了学生的就学年龄，趁机剔除了与当局作对的罢考生和超龄生。
强制学生参加服役
新加坡学运发展史当中，1954年5月13日的反《国民服役法》（五一三事件）乃是至为关键，最具规模的一场华校中学生运动。1954年3月，英殖民政府通过了《国民服役法》，规定18岁-20岁的青年须参加国民服役，並须于5月13日截止前登记。英殖民政府此举实为应对马共的武装斗爭及尚存在马新一带的地下组织。由于被列明须参与国民服役的年龄范围內多为超龄中学生，华校生成立了行动委员会並提出求学时期免服役的请求。当局执意要学生先行登记再申请免服役，虽然说登记的適龄者不一定会被招募当兵，但学生担心这样做法並无保证可获得免服役。
鉴此，中正、华中、育英、公教（皆男校）联合南洋、中华、南侨、南华及圣尼格拉（皆女校。圣尼格拉后来才加入）共同发起了和平请愿，以支援于5月13日获新加坡代理总督接见的中正和华中学生代表提呈「免役请愿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