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晓强
提要：毛泽东在建设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过程中，紧密地联系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理论，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党的作风建设理论集中地体现了毛泽东党建理论的重大创新，并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对于新形势下的执政党建设，特别是关于党的制度建设上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说有“三大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两大武器，党则是使用这两大武器进行冲锋陷阵的战士。所以，党的建设是最根本的。毛泽东说，这个党，队伍要整齐，步调要一致，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史环境中，要建设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是极其艰巨的任务。毛泽东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学说，从中国革命的特点出发，对马克思主义的建党理论作出了重大创新，从而使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成为领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在今天的执政党建设中，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毛泽东的党建理论与实践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为执政党建设的理论创新提供了思想基础与实践基础。
一、丰富了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了共产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指出：“我们党有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有一个新的科学的世界观作为理论的基础”，并强调“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认为共产党与其他一般工人阶级政党的不同是懂得运动的规律，在行动上更坚决，共产党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用科学的理论使工人阶级形成阶级觉悟，意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列宁提出了思想建党放在首位的观点，认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只有在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才能保持党的工人阶级性质，才能与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和孟什维克的经济派划清界线，只有革命的理论，才能产生革命的行动。
毛泽东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具有浓厚的中国特点。
第一，中国历来有重视思想道德教育的传统。近代以来，王阳明、曾国藩等对毛泽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早年毛泽东探求宇宙真理之“大本大源”，提出“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而动天下之心、为天下之事，主要的方法是从哲学伦理学入手，倡学而已，从而“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毛泽东等成立新民学会，以切磋学术、砥砺品德、改造社会，更是把团体组织、思想启蒙和道德修养结合在一起。毛泽东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仍然重视哲学的学习和道德思想的批评，以此作为思想建设的重要手段，这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重要特点。
第二，毛泽东关于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既坚持普遍真理，又立足于解决中国革命的特殊问题。中国是一个小农经济占主体的国家，党又长期处在农村环境，如何保持党的工人阶级性质是一个国际共运史上前所未遇的难题。马克思、恩格斯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要求他们不要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等的偏见的任何残余带进来，而要无条件地掌握无产阶级世界观”。列宁反对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盲目崇拜，要克服只注重现实经济利益的思想对工人阶级的侵蚀，而这种思想其实没有超出资产阶级可以接受的范围，所以，主张在外部对工人阶级进行思想灌输，强调“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而在中国，首先要克服的却是小农的、封建的非无产阶级意识，这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基础，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又一特点。
第三，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形式，完全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理论预设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城市为中心的基本经验，这对思想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列宁的思想建设，其重心是批判以反对教条主义为借口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思潮，因为修正主义及俄国的经济派，以“批评自由”为口号，实质是抛弃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理想，只是以争取现实的直接利益为运动的一切。中国共产党则要把反对教条主义作为思想建设的根本，因为，仅仅从本本出发、从上级的指示出发，必然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误解和误用，到底什么是理论，理论与实践是什么关系，理论如何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等等，毛泽东认为，关键要把思想方法搞对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基本特点。
“毛泽东同志对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党的指导思想是什么，党的作风是什么，都有完整的一套。”毛泽东把克服非无产阶级意识，作为思想建设的基础；进而把反对经验主义特别是把反对教条主义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根本，重视调查研究，进行经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开展积极的思想批评。这样，在克服各种消极思想的过程中，形成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创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并成为全党高度认同的指导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思想建设理论的重要丰富。
二、丰富了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创建工人阶级政党，主张按照民主制的原则来展开，其“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党的主要任务是制定无产阶级的纲领，总结革命运动的经验，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提供思想指导。列宁在沙皇专制统治的国度进行党的建设，提出“我们首要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是要建立一个能使政治斗争具有力量、具有稳定性和继承性的革命家组织”，在当时条件下党不得不是一个秘密的革命组织；在这个资本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党的任务不仅是一般的理论宣传，而是直接的组织工人进行现实的运动。这就要建立以职业革命家群体为核心的，以民主的集中制为原则的，有着严格纪律的党组织，这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先进部队。正是因为贯彻了民主的集中制原则，强有力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发动工人阶级，经过城市暴动，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与沙皇俄国的专制统治相似，“无议会可以利用，没有组织工人罢工的合法权利，根本没有进行公开的合法斗争的可能。”中国共产党必须按照列宁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建设，党也正是按照这样的原则而建立起来的。党一经成立，就显现了极大的组织动员能力，推动了工人运动的迅速发展，并通过国共合作，直接形成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
另一方面，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农村，以革命的武装反对反革命的武装为斗争的主要形式，以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为革命的基本条件。这样，党的组织规模、结构、功能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有很大的不同。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需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在特殊的国情下，“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直接领导着军队，领导着红色政权，领导着根据地的群众，领导着广泛的统一战线。这不仅需要强化中央领导核心的领导力，还需要各级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及其所联系的军队、政权和群众组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毛泽东首先把支部建在连上，加强军队的政治工作，建立士兵委员会，进行军事民主，从而建立了一支在艰苦环境中不溃散的军队。此后，在党的组织建设实践中，重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发挥下级组织的主动性、积极性，在服从上级的前提下也尊重下级的民主权利，在上级集中过程中又要求具有民主的作风。毛泽东说，这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与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以职业革命家群体为绝对核心的民主的集中制有很大不同，表现在十分重视民主在集中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特别是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独特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由此充实了民主集中制，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组织建设的理论。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一套建党思想，在我们看来，对列宁的建党原则有很大的发展”，他“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
三、独创性地提出了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
毛泽东认为，党的建设必须联系于党的政治路线。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是党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路线的具体体现。显然，毛泽东对党的思想建设理论和组织建设理论的丰富，正是在与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的实践中形成的。这些理论的不断丰富，经过以反对主观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延安整风运动，又形成了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在党的七大上，毛泽东等对党的作风进行了全面阐述，提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理论联系实际又叫实事求是的作风，这是中国共产党思想建设的根本目的，最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化的特色，所以，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的思想路线；密切联系群众、又叫群众路线的作风，是民主集中制在中国应用的最基本的体现，所以又是中国共产党根本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把发扬民主与思想教育结合起来，把接受群众的意见和自我反省结合起来，把党内的思想斗争和路线斗争纳入到学习与批评的轨道，这是作风建设的基本方式。党的作风建设，体现着根本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所以，又必然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之中。
党的三大作风，既是认识论，又是价值论；既是对党员干部的工作要求，又是道德要求。一方面，理论要联系实际，在社会实践中就必须密切地联系群众的实践，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中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使之成为系统的、理性的理论和政策，再成为群众的实践，再通过群众实践的检验，不断地发展，这一个过程也就是不断地听取群众的批评和进行自我批评的过程，以不断提高共产党人的水平。另一方面，理论上联系实际，又是一个知行合一的道德要求，即是对自己的信念、宗旨的践行要求，这就必须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的或小团体的利益出发，对上级机关的负责要与对人民群众的负责相一致，这就要接受群众的监督和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以不断提升共产党人的道德境界。
毛泽东说，党的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他明确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所以，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理论及其重大的创新，最集中地体现在党的作风建设的理论之中。党的作风建设不仅要贯穿于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之中，而且，其中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作风，还构成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四、毛泽东党建理论的现实意义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因而，党的建设理论也需要不断地创新和发展。特别是执政党的建设，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没有这样的理论预设。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步，是上升为统治阶级，并没有明确地提出是党执政，而且，国家的政治功能在消亡之中，更没有党长期执政的设想。列宁虽然提出了执政党的概念，并在晚年的思考中提出了增强党和政府的民主问题，但是，由于他过早离世，没有形成较系统的关于执政党建设的思想。
毛泽东的党建理论，本来就建立在有军队有政权的局部执政的环境之中，特别是作风建设理论更明显地着眼于领导者与被领导者、党与群众的关系。他曾指出：“我们有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武器。我们能够去掉不良作风，保持优良作风。”在党将要在全国全面执政的形势下，毛泽东又提出了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燥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今天的执政党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然，毛泽东的党建理论，主要是针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基本问题而形成的，还是需要重大的更新与转变。党在全国执政以后，由于过于强调思想批评的作用，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甚至发展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由于过于注重群众性的政治运动，从而激化了党内外的矛盾，这些都是应该记取的教训。所以，在毛泽东党建理论的基础上，邓小平又提出了制度建设的理论。邓小平指出，“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建设也要贯穿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之中。党的制度建设理论的提出，是在新的执政条件下对作风建设理论的补充，是邓小平对党的建设理论的重要创新和贡献。
需要强调的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要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仍然需要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关于党的建设的理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既要继承优良传统，又要坚持改革创新，不断提高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在执政、改革、市场经济和国际环境的考验下，党存在着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和消极腐败的危险。要以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执政能力建设为主线，贯穿到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之中，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党，使党能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
在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五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建设中，作风建设与制度建设最为关键。作风建设作为毛泽东党建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集中体现，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制度建设更直接体现了执政环境的要求。作风建设必须与制度建设相辅相成。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实践证明，没有制度建设的作风建设会走向极端；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也证明，忽视作风建设的制度崇拜，也难以遏制腐败的滋长，因为作风建设是价值和行动的直接结合，缺少价值和行动的制度是空的，作风不正滋长是腐败滋生的温床。所以，当前进行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聚焦于作风建设，十分重要：
第一，作风建设为制度建设提供价值导向和制度文化。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涵盖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体现了党的宗旨和行为准则，理应成为制度建设的灵魂；党员干部养成了这样的思想与工作作风，制度必然得到贯彻；当然，作风建设必须推进到刚性的制度建设，作风建设才能巩固。
第二，作风建设为制度建设提供着现实实践的路径。作风建设的基本方法就是在现实实践基础上的学习和批评，注重调查研究，从我做起、从具体的工作甚至生活细节做起，从而随着实践的展开，一步步地推动制度的创建和完善，这样的制度是符合实际的，有实践基础的。
第三，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的基本内涵都是民主。毛泽东把群众路线和批评自我批评都看成是民主的内容和方法，邓小平论制度建设也重在破除的高度集中的体制。民主是党的生命和社会主义的生命。要继续加强和完善民主集中制，通过自上而下的民主作风建设和自下而上的民主制度要求的结合，发展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由此，促进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提高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59期，摘自2014年第6期《观察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