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敏凯
福山曾经乐观地预言：西方现代民主形态实现了全球化的目标。但是，世界民主化进程命运多舛。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在少数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现代化进程中并没有造就西方现代民主形态，而是催生出了社会主义现代民主形态。
西方民主理论无力回应“民主退化”问题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熊彼特、阿尔蒙德、达尔等许多学者主张“民主条件论”，他们坚持认为民主是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程度的产物。建构现代民主形态有赖于一系列前提条件，包括市场经济的养成与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中产阶级占据一定的比例、宽容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的形成以及国家经济体系的独立性等。一般来说，“民主条件论”可以解读第一波、第二波民主化浪潮的历史现象。
但是，“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已经证明，熊彼特、阿尔蒙德、达尔等学者主张的“民主条件论”难以解读世界民主发展的现实，因而遭到不少学者的批判，陷入“民主理论困境”。斯密特与利普塞特等西方学者的“现代民主形态多元化理论”，既承认资本主义现代民主形态存在的合理性，也承认非西方现代民主形态存在的合理性。
无论是“民主条件论”的倡导者，还是“民主形态多元化理论”的鼓吹者，都仅仅关注现代民主概念的研究，尚无力回应西方后现代化社会出现的“民主退化”问题。为了摆脱民主实践困境，一些西方学者将研究重点逐步转向民主行为、民主程序与民主过程等具体民主现象和“民主烦恼”问题，更多地关注不同社会属性的现代民主形态的比较研究。例如，关于民主过程的研究，不该再局限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过程研究，而应拓展到其他社会制度下民主政体转型与不同社会属性的民主形态比较研究，并且发展出现代民主转型与多元民主形态比较研究等新的理论研究范畴。
西方民主形态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制度困境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资本主义世界金融危机，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发达国家的现代民主制度暴露出了严重的缺陷。2011年9月17日，美国民众聚集纽约曼哈顿，发起“占领华尔街”和平示威并很快蔓延到全球多个国家及地区。此次金融危机也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社会等领域，从美国蔓延到几乎全部西方发达国家，这充分反映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严重缺陷以及西方现代民主形态存在内生性体制弊端。尽管三权分立的分权制度是西方现代民主形态的核心，但是西方政治制度无力制约资本力量，金融资本力量驾驭政治权力的基本特征难以改变，金钱左右民主的痼疾无法根除。
2013年10月，美国联邦政府遭遇“关门风波”。其实，美国政府的“关门风波”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克林顿政府时期就发生过类似的政府危机。美国政府“关门风波”不但拖累美国经济，而且深刻暴露出美国民主制度存在顶层设计的缺陷。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指出，美国政府的“关门风波”充分“暴露了美国民主的失灵，是应当避免的坏榜样，而不是值得模仿的好榜样”。
美国民主体制的先驱者主要以法国启蒙思想为指导、以分权制衡原则为基础，设计出政党竞争、两院分治的美国式现代民主制度。这一制度原本是为了制约权力集中与权力腐败，但现在却演化成恶意打压、恶性竞争、顽固僵硬的两党争斗，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在滥用选民赋予的权力，为自己党派利益服务，全然不顾全国民众的利益与国际社会的感受。以多数原则为基础的“美国式”民主制度已经退化为“否决政体”和恶意竞争的劣质民主制度，西方民主形态陷入了难以自拔的制度困境。
照搬西方民主的不少后发国家，陷在“现代民主烦恼”中苦苦挣扎
西方现代民主形态的合理性不仅遭遇自身民主退化的制度困境，同时也面临着“民主输出”的现实困境。
应该指出，在第三次民主化浪潮中，不少后发国家不顾自身国情与文化传统，简单照搬西方现代民主形态，尽管可能取得一时的经济发展，但不久就陷入内乱和分裂的泥淖不能自拔，并在“现代民主烦恼”中苦苦挣扎。近年来，西亚、北非地区的国家在西方强权干预与制造的“颜色革命”中开始西方式的民主化进程，但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例如，菲律宾、泰国、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充斥着失望、腐败与混乱；海地、伊拉克、阿富汗、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则充满绝望。
美国学者乔舒亚•柯兰齐克2013年出版了新著《撤退中的民主：中产阶级的反抗和代议制政府在世界范围内的衰退》，他在该书中指出，过去几年里发展中国家“民主制度的总体质量已经恶化”。在被调查的167个国家中，91个国家的民主状态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化，全球“有缺陷的”和“存在严重缺陷的民主政体”的数量高达52个，他们在民主制度、民主选举和政治文化上都存在缺陷。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正在衰退”，“2010年全球所有地区的民主程度平均得分都低于2008年”。
综观世界民主化进程，民主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民主也被写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中。犹如市场经济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一样，现代民主也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人类文明的结晶，西方现代民主形态也不可能具有普世意义。各国的社会制度不同，追求现代民主的起点和道路也不相同，应该根据自身特点选择符合自身现代化发展的现代民主形态，“穿自己的鞋，走自己的路”，否则就可能削足适履，重蹈一些后发国家在第三波民主浪潮中遭遇的“民主退化”覆辙。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6月23日《北京日报》）
链接一：西式民主病危
杨重
自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民主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多，遭遇的问题已经没法用简单的数字来呈现。许多名义上的民主国家已经滑向专制政权，其民主只剩选举这一外在形式，缺少民主制度有效运转所需要的人权和体制保障。
西方民主正在经历艰难时世。
重大挫折
国际组织“自由之家”认为，2014年是“全球自由指数”下降的连续第9个年头，其顶峰是本世纪之初，随后便一路下滑。1980至2000年间，西方民主只是遭遇一些小挫折，但2000年以来，面临的障碍越来越多。
俄罗斯首先遭遇重大挫折。
1989年柏林墙倒塌，苏联的“民主化进程”似乎不可阻挡。1990年代，俄罗斯在叶利钦领导下醉醺醺地朝欧洲走了几步。但1999年末，他将权力移交给普京。
从那以后，普京分别两度担任总理和总统，期间与西方越走越远。在西方媒体看来，这是一位后现代沙皇，他摧毁了俄罗斯的民主实质，同时还维持着表演——“每个人都可以投票，只要让普京获胜”。
委内瑞拉、乌克兰、阿根廷等地的独裁者依样画葫芦，同样地，没有完全抛弃但只是维持着民主的假象。这让西方民主的信誉进一步受损。
另一重大挫折是埃及。穆巴拉克政权2011年垮台，浪潮般的抗议活动让人们看到希望，以为民主将在中东地区传播开来。
但颂歌随即变成悲鸣。埃及大选的赢家不是自由派（他们各立山头，荒唐得让人绝望），而是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穆尔西把西方民主当作赢家通吃的体制，将穆兄会塞入政府，赋予自己几近无限的权力，创建穆斯林永远占大多数的上议院。
2013年7月，军方介入逮捕埃及首位民选总统，关押穆兄会高层人士，杀害数以百计的抗议者。自此，埃及与叙利亚、利比亚一道打破了“阿拉伯之春”的希望。
同时，西方民主阵营的其它一些新成员亦成绩不佳——南非自1994年引入民主体制以来，一直是由非洲人国民大会统治，该党越来越自私自利；土耳其一度将温和的伊斯兰教与西方结合在一起，而现在正堕入腐败与专制的深渊；孟加拉、泰国和柬埔寨的反对党要么抵制大选，要么拒绝接受选举结果。
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维持西方民主正常运转是一项非常漫长的工作，那种以为西方民主可以迅速生根发芽、拯救一个国家的想法已经烟消云散。
摆正民主
最近之所以出现那么多失败的西方民主试验，原因之一就是过于看重选举，轻视了西方民主的其他必要因素。
例如，国家的力量必须得到制衡，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必须得到保障。那些最成功的新兴民主国家，秘诀之一便是克服了多数主义的诱惑——赢得大选以后，多数派即可为所欲为。
印度从1974年、巴西自1980年代中期以来，两国都得以保持民主政体至今，原因都只有一个：限制政府权力，保障个人权利。
强有力的政制不但能够促进长期稳定，还可以减少少数派篡权的机率。它还能够支持打击腐败——发展中国家的祸根。
相反，新兴民主国家受挫的第一个信号就是民选领导人逾越权力——通常是以代表大多数人的名义。穆尔西想方设法要把穆斯林兄弟会的支持者塞进埃及上议院，亚努科维奇削弱了乌克兰议会的权力等等，都是如此。
即使是成熟的西方民主国家也要注意自身的制度建设。全球化和数码革命使得某些最受推崇的政治体制变得陈旧不堪。制度完备的西方民主国家需要将自身体制升级换代，解决本国问题，重新拾起民主的国际威望。
他们可以严控财政支出——例如瑞典已经承诺根据经济发展平衡预算规模。他们还可以引进“日落条款”，强迫议会每十年重审一遍法律。他们还可以请求超越党派利益的委员会来设计长期改革方案。
瑞典的独立委员会提出符合实际的改革措施，包括加大私人养老金份额，根据人口预期寿命调整退休年龄，使得该国的养老金体系免于崩溃。智利在协调铜产品市场活力与民众希望分享利润的呼声之间做了很好的协调工作。该国还实行严格规定，确保适应经济周期，指定专家委员会分析市场涨落。
事实上，某些地方政府正在逐渐取得平衡。最好的例子应属加利福尼亚。加州的直接民主体制允许公民投票审议互相矛盾的政策，例如提高财政支出和降低税率，同时，加州设立“长期规划”委员会，制衡选票的短期利益，还引进了公开初选，并将划分选区的工作交给独立委员会。加州还成功实现预算平衡——州参议院主席斯坦伯格称之为“近乎超现实”的成就。
但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如果西方民主想要恢复健康的话。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第6期《明周刊》）
链接二：阿联酋网站文章：西方强推民主遭到惨败
琳达•赫德
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确实是一个包含远大抱负的目标，但也只是一个抱负而已。
并非全体“人民”，包括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民众在内，都拥有足够高的政治意识。贫穷与文盲现象依然存在于世界许多国家。其次，当“人民”转向暴力时，民主就会土崩瓦解。再次，要想将民主强加于本质上具有部落或宗派性质的国家，就几乎等同于要在石头上种出玫瑰花来。
民主不能生搬硬套
西方强制推行民主化的努力已经遭到了惨败，这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文化规范与宗派分歧的影响。
没有人喜欢独裁者，尤其是那些盗取国家财富、通过残暴手段维持社会秩序的独裁者。可现实地看，近年来，推翻独裁领导人成了中东各地欢庆的事情，但时至今日那些国家变得比过去更美好了吗？必须承认，独裁主义会带来安全和稳定，然后反过来推动经济发展。失业、通胀和生活必需品的缺乏则会共同成为国内长期动荡的肇端。
伊拉克就是个例子。当地选民会骄傲地展示他们蘸过紫色墨水的手指头（表示已经投过票，以防止重复投票）。然而，什叶派还是把票投给什叶派，逊尼派还是投给逊尼派。由于什叶派人口占大多数，伊拉克将成为一个由什叶派掌权、受伊朗影响的国家。正如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的那样，“伊拉克当地的宗派暴力活动几乎处在近年来的最高水平——有证据表明伊拉克正在成为各种地区势力的交锋战场，成为各方在更广阔范围内争夺霸权的缩影”。不仅如此，当阿富汗大片土地处在军阀或塔利班叛乱分子的掌控之下，被外国军队占领时，我们还能将这样的国家称为成熟的民主国家吗？
利比亚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已经作古，但曾经和平、繁荣的利比亚却沦为阿拉伯世界里的狂野西部：危险丛生，无法无天，隶属于各个宗教政治派别的武装民兵大打出手，争夺控制权，外国恐怖分子也趋之若鹜。曾与美国中情局打过交道的退役将军哈利法•哈夫塔尔站出来收拾乱局。他领导的反伊斯兰民兵联盟解散了国民议会，要求最高司法委员会组建危机政府。哈夫塔尔对记者说：“利比亚已经成了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利比亚的财富被窃取了。（政府）是骗子。”他事实上发动了一场“政变”，但渴望恢复正常生活的利比亚普通民众还是团结在了哈夫塔尔身后。
西方应该承认失败
然后就是正在举行总统选举的埃及——这已经是两年来第二次选举了。2011年1月25日，追求民主自由的革命青年推翻了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然而，他们迎来的却是一个由邪教式组织领导的伊斯兰政府。当选票统计结束时，许多人眼中的英雄、前武装部队总司令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几乎肯定将大获全胜。西方报刊评论员说埃及正在倒退，民主被镇压了，输给了军政国家。很少有人理解这样的事实：绝大多数埃及人都很拥戴他们的军队，将其视为自己永远的后盾。在这方面，泰国人肯定能更好地理解埃及人的情结。
当有人发动军事政变，希望结束亲政府和反政府示威者之间的僵局，阻止暴力活动进一步破坏经济发展时，大多数泰国民众并不觉得惊讶或者恐惧。因为泰国人对此类政变已经习以为常了。
美国一方面在埃及和泰国问题上摆出上述态度，另一方面却呼应不具代表性的乌克兰亲欧盟群体的要求，对基辅民选总统的下台表示欢迎。
笔者的观点是，民主不是什么可以人人仿造的圣杯。民主如果发挥不了作用，西方也应该承认、接受这样的失败。把民主的标签贴在那些缺乏民主体制、民主价值的国家上，贴在不具备相应条件的国家上，就只能是在摆花架子。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5月26日阿联酋《海湾新闻报》网站）
链接三：英媒：想交好运不妨“做空”美式民主
爱德华•卢斯
约翰•保尔森曾经凭借针对美国住房泡沫大规模做空大发横财。如今，这位对冲基金界的亿万富翁押注美国的政治体系将会失灵。这回，他不是孤军奋战。一些亿万富翁已提起诉讼，试图迫使美国财政部为其在2008年纾困的政府赞助住房企业向股东支付大笔款项。押注政府的慷慨已成为常规性的投资策略。无论这回能否奏效，那些野心勃勃的亿万富翁应该注意到：要想交上好运，不妨做空美国民主制度。风险低，回报却非常丰厚。
2008年，美国政府“不惜一切”阻止世界经济重演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救助危机的始作俑者是丑陋的一幕，加剧了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政坛的怨愤情绪，但这是无奈的罪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一如既往，美国的体制在危急关头会抖擞精神、有条不紊。它的真正问题在于平时的运转。抵押贷款担保机构房利美和房地美(下称“两房”)是华盛顿灭火行动的两大受益者，二者从纳税人那里拿走1875亿美元资金才得以生存下来。没有这笔注资，整个美国住房金融体系将会“卡壳”———连带全球经济在劫难逃。“两房”本身也就不复存在了。
六年后，地球上最富有的一些人要求法庭让得到美国纳税人拯救的“两房”报答股东。上周，这两家处于政府“接管”下的企业说，它们自2009年以来向美国财政部上缴的分红总额大概高达2130亿美元，高于当初的纾困金额。
尽管两家企业已被摘牌退市，但投资者仍在灰市上购买了它们的普通股和优先股，现在指望这番投机能够变现。美国财政部理直气壮地辩称，分红不等同于纾困资金的偿还。此外，如果房地产市场急转直下，埋单的将是政府。损失仍将社会化，即便眼下收益暂时流向纳税人。
投资活动家比尔•阿克曼上周预测，这场官司会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考虑到最高法院近年来的判决记录，这对美国的纳税人来说不是什么好消息。但对冲基金的真正目的是：阻止国会通过立法逐步关闭这两家巨无霸，把它们巨大的抵押贷款风险分摊到私人市场。只要“两房”仍然活着，投机者就有希望。
上周，对冲基金取得重大胜利：“两房”改革法案在美国参议院搁浅，这样一来，相关法案在2014年获得通过的可能性极为渺茫。对冲基金对国会进行强力游说，是该法案陷于停滞的一个原因。游说华盛顿，是一本万利的买卖。如果成功，投机者将从纳税人资金那里分得330亿美元。如果失败，所用花费不过九牛一毛。去年，在华盛顿进行游说的总支出仅为32亿美元———与潜在回报相比微不足道。
但这件事也关系到美国民主的品质。如果对冲基金大佬能够让美国政府三大分支中的两大分支服从自己的意志，那将创下一个有害的先例。只要有钱，你就能做任何事。公共政策可以拍卖，价高者得。“秃鹫基金”可以比纳税人优先获得偿付。有人辩称，情况向来如此。看看吧，美国农业综合企业从农户手中抢走了大部分补贴；大型石油公司能够勾销投资成本。同样，私人股权基金多年来成功挡住了将“附带权益”利润当作普通所得缴税的努力。正如沃伦•巴菲特所喜欢指出的，他缴税的税率仍低于他的秘书。
但“两房”争端展示出不详的前景：寡头对美国民主制度的钳制越来越紧，这是危险的。近年来，美国流向最富的0.1%的人群的收入比例直线上升。与此同时，美国最高法院废除了多数针对企业和富人政治支出的限制。亿万富翁也是形形色色的。民主党人喜欢把矛头对准赞助茶党的科赫兄弟。但自由派乐于拿私人股权的资金，阻拦附带权益税收待遇改革。
政治与生活一样———对议员要观其行，而不要听其言。必须改革“两房”已经成为两党的陈词滥调。让我们亲眼看看，这是不是他们的真实想法。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58期，摘自2014年5月11日英国《金融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