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历史上发生的民族屠杀,看当前极端种族主义分子的喧嚣

我国地处东西交通要冲,几百年来,都是东西文化交汇之地,各国来往的商人和旅客繁多。几百年来,这里吸纳了众多来自各国的移民。特别是近两百多年来,英殖民主义者逐步侵占了马来半岛和北加里曼丹以后,为了开发和掠夺我国的矿藏和资源,从中国和印度引进大量劳工,使我国变成一个多元民族杂居的国家。

一路来,在这一片土地上,各民族人民虽然肤色语文不同、风俗习惯各异、宗教信仰差别很大,但是由于没有根本利害冲突,大家都和睦共处地生活在一起。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法西斯投降前夕,以及英国殖民主义者重返马来亚恢复其殖民统治的时候,我国就接连发生了多次民族冲突和屠杀事件。究其原因,主要是日本占领军的教唆欺骗和英国殖民者的挑拨离间,以及一些被收买的极端分子散播谣言,推波助澜,导致冲突事件的发生和扩大。

例如:1945年日本法西斯投降前后,日本策动柔佛州峇株巴辖的民族屠杀事件。在麻坡,在日本人支持下,拿督翁煽动马来人袭击和屠杀华人。在巴力爪哇,人民抗日军开枪打退不听劝阻、追杀华人的长刀队。在霹雳,日本法西斯在投降前后策划了吡叻安顺双溪马尼的大规模民族屠杀。

在日本投降后,为了重新占领马来亚,英国人也通过“136”部队和正规军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屠杀,在群众中特别是在马来群众中煽动对华人和抗日军的不满。

在吡叻安顺和巴力 (Parit) 之间的地区,英军派出信仰伊斯兰教的一批印度兵,进入安顺附近的各个甘榜进行煽动,挑动民族冲突,组织长刀队杀害许多华人。在江沙 (Kuala Kangsar) 的万 隆 (Manong) 附近的勃口 (Bekau) 在英国人挑唆下,发生了马来族和华族群众互相残杀的悲剧。森美兰州的巴都基基,英国人唆使一个华族特务,宰了一条猪扔进伊斯兰教堂里,激怒马来人,然后幕后操纵长刀队借机向华人农村进攻,屠杀华族群众。在吉打的华玲,“136”部队的人员在各个马来甘榜进行各种破坏抗日军的活动,并利用一个反动彭古鲁被肃清,鼓动马来人组织长刀队行凶杀华人。在彭亨劳勿县的巴都打兰,英国人通过“136”特工分子,策动巴都马林 的长刀队员向巴都打兰集市发起进攻,等等。

马来亚联合邦宣布独立以后,英殖民当局把政权交给了它扶植起来的以巫统为首的巫华印联盟。一方面,它在宪法里精心设置了民族间不平等的“马来人特殊地位”条文,埋下了各民族之间,互相猜忌、互不信任的种子;另一方面,它也巧妙安排了我国政坛上的种族政治格局,百般压制非种族性政治联盟,并极力扶持种族性政党,以利于它操纵、制衡马来亚政局,以达到长远地维护其利益。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独立以后12年,掌握政权的新兴马来官僚资产阶级,深感通过正常的手段,难于快速劫夺并掌控整个国家经济。于是,他们利用1969年大选联盟失利的机会,在吉隆坡策划民族冲突和屠杀,趁机发动政变,推翻阿都拉曼的统治,暂时终止议会制度,成立国家行动理事会。据事后舆论界不完全统计,从当年5月13日到6月中旬为止,惨遭杀害的无辜群众为数达三千余人 (大多数是华族,也有马族和印族),受伤的更多,流离失所的数以万计,横遭逮捕者超过万人。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国统治当局策动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民族屠杀惨案。统治集团在终止议会运作的短短一年又十个月的时间里,以国家行动理事会的名义颁布很多攸关人民和国家命运的重大法律和法令。例如:深深影响国家经济和文化发展的“新经济政策”、“国家原则”、“国家文化政策”等等,都没有经过国会立法机关审议、讨论和通过的,只是以阿都拉扎为首的一小撮马来官僚统治集团用国家行动理事会的名义直接颁布成为法律的。

5•13事件以后,马来官僚统治集团一方面严厉压制真正为各民族人民利益奋斗的政党,封闭马来亚劳工党;另一方面重新组合并扩大其执政联盟,将巫统、马华、印度国大党组成的联盟党,扩大为十多个政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国民阵线,收编了其他反对党,但却刻意保留民主行动党充当反对党。在1970年代以后,马来官僚统治集团忙于所谓“重组社会”,他们设立了数以千计的官僚机构,打着 “扶助马来人的经济地位”的幌子,巧立名目,巧取豪夺,把国家的财富和资源,争相掠夺和挥霍。此外,还在文化和教育方面,变本加厉实行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的政策,打着“发展马来族文化”的幌子,妄图消灭其他民族的母语教育和文化。在这种倒行逆施之下,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遭到了极大的损害,民族关系长期陷于紧张和互不信任之中。

在马来官僚统治集团大力推行“新经济政策”的影响下,虽然其他民族的经济和文化教育受到严重的歧视和压制,陷于困难的处境;而马来民族的发展和觉醒却获得了巨大的推动力。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一支庞大的马来知识分子队伍和中产阶级出现了。因此,从1970年代以后,我国社会改革运动的推动者,开始由过去的华族打先锋转变为马来族成为主力。1970年代中期,大专学生支持木屋居民反迫迁斗争,支持华玲农民反饥饿斗争,90年代末“烈火莫息”的改革运动,马来民族都是斗争的主要参与者。马来民族的觉醒,使到统治集团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每当人民的群众运动一兴起(当时主要参与者是华族),很快就会被统治集团挑起的民族冲突所转移。

历史的辩证法正是这样。马来官僚统治集团利用“马来人特权”这把种族主义的双刃剑,欺骗和愚弄马来民族半个多世纪,但却也大大加速了马来民族的觉醒,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

半个多世纪的倒行逆施,马来官僚垄断集团搜括和挥霍了数以千亿计的国家财富,使国家发展的步伐大大滞后。在它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的影响下,我国大量人才和资金流向外国。经过半个世纪的折腾,造成了过去同新加坡、香港等地处于同一起跑点的我国,被远远抛在后头,变成如今只能同印尼和非洲国家比高低。

2008年大选掀起的308海啸,冲垮了似乎不可取代的国阵五个州的执政权和削弱国阵国会议席不到三分之二。虽然马来官僚统治集团多次尝试再度祭出种族主义黑旗来扭转局面,但是面对着以马来民族为主,受到华族、印族和其他民族支持的改革队伍,屡试不爽的种族主义法宝也不再显灵了。两年多来,各种手段几乎出尽,三番五次挥舞“5•13民族屠杀”黑旗,行政命令基督教会禁止使用“阿拉”字眼,脚踏牛头侮辱、恐吓兴都教徒,往回教堂丢山猪头激怒伊斯兰教民,等等,以及通过主流媒体歪曲事实,散播谎言,进行种族主义煽动和叫嚣,动用内安法令恐吓,配合所谓非政府组织的猖狂的拙劣表演,但是这一切收效都很微小,却大大伤害了国阵里其他民族的小伙伴。选举时利用种族主义煽动和收买,虽然保住了乡村马来选民的选票,然而却更大量流失华族和印族选民的选票。

总而言之,人民在觉醒,时代在改变,分化离间的种族主义老手法已经不再显灵,种族政治,应该送进历史博物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