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Mar 28, 2008 ■时间／12:14:02 pm
■《独立新闻在线》新闻／特约评论 ■作者／詹缘端
【特约评论／詹缘端】马哈迪主政22年，不断扩充阿都拉萨的政治遗产，将“马来支配”（Ketuanan Melayu）提高到国阵执政联盟之间不可碰触的社会契约，形成巫统与国阵牢不可破的意识型态。马哈迪退休前后还信誓旦旦，以为巫统和国阵只要严守这个社会契约，将能再辉煌执政五十年。他万万没想到才下台不足五年的光景，马哈迪主义差不多就长日将尽了。
阿都拉上台，不仅加深巫统族群政治的深层结构，在社会经济政策上更是以土著至上马首是瞻，南北马及东马的各项经济走廊，只是假土著之名而行少数执政集团之利的朋党政治的利益分配，加速恶化这个过时的政治体制（old regime）之解纽。
这次大多数的人民以选票惊醒了高高在上的国阵各大当家，更多的巫统和国阵的主要领袖还矇然不知，自言输得莫名其妙云云，还大搞派系斗争。
一个执政长达50年的政治党团，纠结成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俨然就是霍布斯（Thomas Hobbes）笔下的利维亚坦（Leviathan）。像日本自民党自二战后把持国会长达40年，国民党百年老店专权台湾50年，都是以数十年不变的政治惯性运作，在江山一夕变色之前，都不知道过时的意识型态早已老态龙钟了。
本文尝试就国阵政治意识型态的角度，从马哈迪的政治遗产与国家文化两方面问题，探询新政治论述之可能，希望作为新近得势的人民阵线的政治殷鉴。
何谓意识型态？
“意识型态”（ideology）一词原来含贬义，而且多是用于统治阶层对社会或人民的一种主观的政治投影，甚至是一种思想的压迫。
怕读者诸君不得其门而入，表面高深的的学术术语，也不妨简单的理解。马克思及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型态》最早使用这个名词，它是指一个时代占支配地位的观念系统，并且经常是挟带着政治及经济支配的权势为后盾。
马克思（左图）指出了社会意识及社会结构会受到意识型态的扭曲，从而造成一种虚假的世界观。到了卡尔曼罕（Karl Manheim），他发掘意识型态的保守及维护现状的特征，而另以“乌托邦”（Utopia）跟它相对，指涉那种异端及颠覆现状的思潮。
因此，意识型态并不能真正反映现代社会的政治及经济实况，相反的，它总是歪曲真实，以维护本身阶级的利益。换句话说，意识型态其实是阶级观的某种反映。但是，这种意识观念又不是刻意的造假，而是出于不自觉的，恩格斯因称之为假意识或假观念的东西。自由主义大师殷海光曾将它的英文原名译成“意底牢结”，实是高明的译笔。
以后各家说法不一，但将意识型态当成某种偏向政治“操弄”（manipulation）的思想来理解，不致会有太大的歧议。
马哈迪的政治遗产
马哈迪下台后很在乎阿都拉改变了他的许多政治议程，但是阿都拉巴达威其实没有创造甚么新体制。究其实质，除了利益集团稍有改变，巫统与国阵还是靠敦拉萨和他的业绩在通吃（sai lang）。
第12届全国大选后，证明阿都拉已经没有能力秉持他的政治教诲。他关心的大问题，或许并不是阿都拉辞职或纳吉，而是谁还能继续发扬他奠下的2020宏愿的系列政治论述。这意味着马哈迪关心的是他个人的历史地位，特别是他掌权22年的 “政治遗产”（political legacy）能否续继贯彻到未来的20年（或至少到2020年）。
马哈迪是拉萨之后，马来人支配的集大成者，也是马来人最依赖的大手杖，更是他多次担心马来人会永远跛脚而祈祷过、哭过的根本原因。
客观的说，在今后马来西亚未来的政治格局中，无论是巫统国阵或反对阵线，将不可避免的要触及马哈迪遗产的影响力与实质作用。这个说法至少有两个依据：一是马哈迪多次提过他退休后，无论是谁掌政，将不可能改变太多既成的政治格局，特别是他提到当权22年来，官僚系统已经有一定运作惯性，自信不担心退休后政治方向会轻易改变。
其次，马哈迪2020宏愿的政治行销蓝图应是比较有指导性的现代化的马来西亚愿景，多少给国人一种表象的国际自信。对全体马来西亚人民而言，将来无论谁来执政，将我国发展成一个先进国是不可逃避的政治承诺，应是马哈迪最具正面价值的政治遗产，理应放开心胸的大胆继承。
国家文化情归何处？
亚洲金融风暴及国内政局遽变以来，马哈迪一再归咎于西方资本家及西方霸权，不断指陈东南亚各国将再被殖民。吊诡的是，另一边厢他又大张旗鼓的推行中小学数理用英文教学的政策，让各源流母语教育进入垂死挣扎的边缘，漠视教育与国民意识的英化与国家前途的唇齿关系。
马哈迪22年政权有几项与教育和文化有关的政治统合“成就”，理应附记於此。
其一，1973年国家文化政策出炉后，到1980年代初被马哈迪收编的安华在文青体育部任内统和了各项文化争议，将回教特征及马来文化定为国家文化唯一的主流。这个事实不容人民公正党否认。
在马来人至上主义的核心中，国家文化即等同于马来人文化，这是开启国内民族文化地位，甚至是国家文学与民族文学中心与边缘论争的渊薮。从这里看来，回教化并不是1999年大选后回教党得势的课题，它是马来人政治恒定的政治议程之一。
1985年，全国十五华团联合宣言中反对最力的内容，其实就是国内政经文教的回教化政策和连带的种族主义政治趋势。当时，华团曾向当局提呈了国家文化应融汇三大民族的《文化备忘录》，但跟华团诉求一样，并不得要领。1990年代末的《文化总纲领》其实只是华社门户内的拜拜，1980年代敢与官方抗颉的气魄其实早已荡然无存。
诚然，对华人或其他民族，国内政治议题中的回教化及回教国，只不过是巫统与回教党长期竞逐各自的政治正统地位的必要之恶而已。虽然911事件及国际回教原教旨主义复兴是背景之一，其实它更是国内政治论述走向1970年代回头路的现实反映。
马哈迪留给国家及人民未能完成的文化使命，即是国家文化以及各民族文化如何在传统与现代、在国内和国际之间，如何寻求多元差序格局下的国家文化的平衡与发展。
新政治思维难产
安华事件以来，国内政经问题周转到现在，马来人的分裂及人民公正党和回教党的坐大，已然是巫统不能不面对的事实。
第12届全国大选又召告了声称代表六百万华人的马华公会与代表两百多万印度人的国大党的权威式微，甚可能在国阵50年不变的族群政权分享模式中泡沫化，其各自的族群代表性与政治上的正当性基础大有凋谢之虞。
这次选举的结果，国人向国阵召示，以种族意识型态为政治张本的旧思维宣告破产，巫统和国内主流政治集团正陷入新政治思维难产的艰困境地。
既使套用族群政治传统最擅长的归咎于外（the enemy is out there）的本事，也无法纾解国阵党团各自面对政治意识的断层与内部派系分裂的压力。
国阵当政50年来的族群意识型态，只是强套在人民身上的紧箍咒，因为国阵还没有全部失败，所以找不出失败的原因所在。
在巫统马来人支配主义的边缘下协商生存的国阵各成员党，其实正是这种政治意识型态的共生与寄生物。我们不指望巫统和国阵会再有新政治论述的出现，我们却也还没见到首度当家又当权的三党州政府或暂名的人民阵线，在高唱打倒国阵滥权贪腐的同时，提出一套崭新的政治论述。
权力是政治的春药。无论在朝在野，最终的掌权才是伟哥。竞逐於权力，或许才是任何政治意识型态背后的黑暗之心。
希望国阵或接下来的人民阵线不会因争吃春药，而以国民国本作为政治高潮的代价。
结语
总的看来，马哈迪缷任前老生常谈也老泪纵横的述说马来人该如何又怎样，鲜少及于其他友族，只是他的政治意识的充分反映，更是他治下的国家文化与教育的现实写照。
马哈迪留给国人及国家的，其实是一个已经僵化而陈腐的政治意识型态，和一个未完成的先进国的政治宏愿。
在这个多元民族与文化的国度中，政治上的多边主义迄未能成形，协商政治跟党政的利益分配只是同义词的不同表述。国家的发展论述也不能尽靠用石油及能源盈利堆建的高楼长期让国人满足。
国家的发展应要突破政府长期过度主导的模式，不能再延续国阵那一套独霸的文化论述与马来人支配的族群政治的意识型态。
寻找国家的生命力，回归我国自印度时期到回教时期千年发展的历史轨迹，再跟近五百年来马六甲王朝与郑和下西洋的回儒文明交汇迄今的文化经验接轨，将安华曾经努力的回儒对话升华与扩大，可以让我国丰富的多元文化与民族跟多元话语的国际现实和谐共舞，也才可能超越马哈迪政治和文化意识型态的囿限。
（作者附记：本文部分文字是2003年马哈迪将缷任前后所写的文字，原刊登於《东方日报》2003年底，共分上中下三篇。今日检视四年多前的文字，旧学新知，颇有意味，修订有如本文。本文不讨论阿都拉，把他看成是马哈迪体制过渡到下一轮新政治的中介人物，像是明王朝覆灭前，爱莫能助、力不从心的崇祯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