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UCSI大学丹斯里奥马科技创新政策中心举办了一场由著名学者林德宜主讲的学术和行动主义讲座。 这个主题可能对某些人来说很陌生，但林德宜博士一小时的演说，让许多与会者相信学术和行动主义确实能形成真正改革的强效组合。
以南非斗争多年终结种族隔离政策为例，许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学术和行动主义运动，在这场斗争中的决定性作用。 这场讲座的关键讯息是，学者积极参与推动改革的重要性，尤其为了马来西亚的进步，我们需要真正的改革。 我们谈论的是迫切需要进行一系列改革，包括体制、经济、教育、社会和政治。
讲座与会者中，有些是我国改革运动的老将，他们也分享了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其中三人曾活跃于政坛，其他人则参与非政府组织。 他们都在打造马来西亚成为我们渴望中的伟大国家过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所有与会者也认同，如果有更多的学者和知识分子愿意与社会分享他们的知识，这个国家会更好。
与会者都一致认同，仅靠政治是无法实现改革。 学者和学术人员的参与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 不幸的是，目前国内非常缺乏就是这一方面的参与。 这会否是因为这不属于学者的关键绩效指标的一部分？ 已有一些呼声，把学术行动主义视为学者关键绩效指标重要组成部分。 但依然还没成功。
一般观感是许多学者关键绩效指标只注重在学术表现。 在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论文，是学者们期望的交付成果。 虽然近年来，也有一些学者投入社区活动，但真正的行动主义并不在学术界课程范围内。
行动主义有时会冲击和挑战现有体制。 这看似不能容忍于社会。 也有一些人会默默地反抗。 从社会的反应来看，许多民众是认同行动主义。 如果学术行动主义能得到教育和学术机构接纳为绩效衡量标准，其能带来更大效果。
众所周知，在发达经济体，学术行动主义受到高度推崇。 例如，在某些先进国家，政府资助非政府组织是很常见的。 这是基于外交敏感性，有些事情政府是不便公开发声。 但基于国家利益，他们需要有所行动。 因此，这些工作通常就交给非政府组织去做。
以数据和证据论证
西方的这类非政府组织也被学者用来实现他们的议程。 这非常有效且令人信服，因为学者往往以数据和证据来论证。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基于证据的行动主义，而非反对情绪驱动的行动主义。 此类策略常见于涉及永续性和环境课题。
研究表明，发达国家的可持续发展运动大多是由政府资助的。 其中许多研究是旨在支持资金来源国的贸易和经济利益，包括透过非政府组织来达到此目的。 往往发展中国家，最终成为发达国家研究的受害者。
像马来西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和经济领域博弈中，也许是时候使用非政府组织模式。 这也是学术行动主义可以发挥作用并产生积极影响的地方。 然而，要培养这样环境，就必须改变现有的体制条规。 仔细想想，这不只有利国家的发展，也有助于打造公共知性主义的兴起。
许多人也认为学术行动主义是培养未来领导人的良好土壤。 此外，众所周知，加入非政府组织的人往往都是对这些组织斗争的事项充满热情。 就如同讲座上人们所认同的，学术行动主义可以带来真正有效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