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平安无事地结束了。越共总书记阮富仲、越南总理阮春福等人留任。阮富仲还强调“本人年事已高，理应退休，但大会推选我做这个职务，因为党员要服从组织，所以我要尽力而为”。
至此，这场再一次确认了越南“两个一百年”大目标，以及提前圈定了最高层人选的大会可以落下帷幕了。但如何让处于迟缓、拖延状态的越南加速运转起来并“起飞”，仍是越共高层在其十三大周期的终极考验。
对河内来说，稳定的政治环境和高速运转的社会都是越共希望见到的。
早有定论的大会
越共十三大的两大核心议程可能早已在2020年12月末到1月上旬基本敲定，在越共十二大的最后两次会议期间，越共在经济与人事安排等问题上已早早得出了相应判断。
就经济来说，越南已经最终将2020年时“将越南早日建成现代化的工业国”这种不切实际的方案修改为“到2025年基本成为高平均收入的现代化工业国；到2030年成为高平均收入国家中靠前的现代化工业国”。以及“展望21世纪中叶（2045年），越南发展成为高收入的发达国家”。即“两个一百年”。至于其政治领域，越方更已在1月16日到17日间提前确定高层人选，并留待十三大推荐、审议并通过。这一系列进程固然展示了河内在重大政治问题上的稳重，但这种沉稳同样也意味着拖延。
河内的领导骨干在越共十三大后重排座次，点击看解说
事实上，对熟悉越南的观察家们来说。越共十三大并不值得多加观望，从2018年5月的越共十二届七中全会开始，随着河内方面开始“把主要议题放在集中讨论战略干部即高级后备干部的培养和选拔机制上”，这让外界早早认定，越共十三大的“高素质的领导班子”已悬而未决。
到2019年后，随着越南各地怠工懒政案件频发，越南基层的懈怠表现越来越突出。到2020年9月后，阮富仲及其团队留任就已经成为河内高层传闻中的共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越南民间得到“伯伯”等爱称的阮富仲、阮春福等人可能是河内难得的具备人格魅力的政治领袖。
此外，从越南权力结构的谱系来看，阮富仲的管制可能从2018年才刚刚开始。他加强越共对国家的领导权的进程仍需时日，此前两任掌握大权的总理，即潘文凯，阮晋勇都掌权10年左右。河内如果因此引述“强大的领导人要引领国家走向富强，必须有适当的任期时间”等语，以确保阮富仲当局“发展规划的长期性、政策执行的稳定性和干部队伍的纯洁性”，想来也在情理之中。
1月31日，越南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阮富仲为新一届越共中央总书记。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当天致电阮富仲，祝贺他的当选。图为两人2017年时的会见。（新华社）
河内的隐患仍在延续
的确，越共十三大对河内的意义是重要的，它留给河内的是一个延续此前政治环境的系统，这种现状无疑再一次显示了越南政治、经济环境的一系列不利因素。
首先，2021年的越共十三大未能促成越南改朝换代，它不仅证明了阮富仲当局自2018年确立至今，仍不能有效依靠反腐全面掌握政局，进而促成其整风大业。调整越共在此前二十年间体制和作风问题，虽到2016年末，阮富仲领导的反腐败机构才在丁罗升身上打开突破口，并因其“火炉”等反腐口号在民间赢得支持。可由于越南自胡志明逝世后一直缺少核心型的政治人物，这对于越共的转化仍然是有限的。
在越南民间，阮富仲等人的威望正因为其反腐等活动而得到大大提升，曾被用于专指胡志明的“伯伯”（bac）一词，也被用在阮富仲、阮春福等人身上。图中为1月中旬时在越南社交网络上传播的一首颂扬阮富仲的歌曲《伯伯啊，现在还不是回去的时候》。（Facebook网页截图）
其次，河内在十三大的大环境衬托下，可能也再一次体现了其“后继无人”的乏力。越共在当下仍缺乏“精通党的理论、路线、方针，又有能力带领党和人民在革新年代开拓进取的优秀候选人”。随着革新的深入，越共党员干部战斗力不强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在越共六七十岁的高层干部群体缺乏社会和经济管理经验。新上任的中下层干部受到西方理论和思潮的影响，对于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大打折扣；不少人还拘于“全家当官”的局限性，对于业务缺少热情。在2017年开始的大规模反腐后，基层干部也人心惶惶，怠工懒政，彼此拉帮结派以寻求相互支撑。
这样一来，随着阮富仲、阮春福为首的一系列要人继续位居前列，可能也是越共党内各派系较量未能做出妥协，不得不维持现状，选择最大公约数的结果。这种斗争中维系的平衡环境，业已成为河内在未来的最大考验，越共能否以干部整训等活动带来的新鲜血液，扭转这一败象，外界亦可在越共十三大后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