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志斌，鲁涛
摘要：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进程中，高度重视社会管理，提出了诸多加强社会管理的思想主张：首先要确立社会管理的远大目标；认清社会基本矛盾对加强社会管理至关重要；高度关注和解决社会管理中的社会保障问题；切实加强社会管理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管理要注意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适当安排。这些主张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管理思想，对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关于加强社会管理的精神也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从本国实际出发，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对如何加强社会管理问题作了深入的理论探讨，对党怎样重视社会管理问题提出了自己的鲜明主张。这些颇具新意的观点，一方面，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管理思想；另一方面，则对今天落实党的十八大关于加强社会管理的精神不无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确立社会管理的远大目标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所面临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就是如何改造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和秩序，从而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此，毛泽东提出社会管理首先要依据党所担负的任务来确立远大的目标。建国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就提出在革命胜利后，我们的社会发展目标，就是“要使我国稳步地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久，他在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又重申了上述的主张。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可以说，“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是毛泽东领导全党确立和要完成的战略目标与根本任务。这一目标和任务的确立，就为新中国建立后，党和政府进行社会管理奠定了基础，指明了党和人民继续前进的方向。
毛泽东提出党和政府应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为新中国的社会管理奠定基础和指明方向，这是因为：
一是这一目标它揭示了中国革命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及其领导阶级的深刻变化，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两者既紧密联系又有区别。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我国必然要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即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我国社会管理的目标与党的奋斗目标具同一性，那就是为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二是目标的提出，它反映了改造社会经济结构，将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的客观要求。旧中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大国，毛泽东曾分析说：“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这是帝国主义制度和封建制度压迫中国的结果，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和半封建性质在经济上的表现，这也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就提出了要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大国转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国的战略目标。事实证明，我国只有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工业，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这才能使国家真正地独立、富强，人民生活得到较大改善。这样，我们所确立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社会管理目标与党奋斗的目标是一致的，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要求，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意愿，也体现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目标的确立，就为全社会的组织与成员的努力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这一目标的确立，也为党和国家的社会管理活动指明了方向。
二、认清社会基本矛盾对加强社会管理至关重要
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加强社会管理，其中，有一个重大的现实问题必须认识清楚。这一重大问题，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中的基本矛盾。如何认识它，怎样解决由它带来的实际问题？对此，毛泽东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作了认真探讨。
认清和抓住社会的基本矛盾，这对加强社会管理至关重要。1957年初，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着重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同其他社会一样，“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制度是最新的一种社会历史现象，将来也要被更新的共产主义制度所代替，即使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也仍然还会存在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观点，反映了人们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要不断深化。
如何正确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呢？毛泽东主张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可以通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得到解决。具体而言，一是把开展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心任务，作为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主要方式。这是巩固、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条件。因为“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被建立。”二是要不断进行体制改革，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总结经验，尤其是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又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对当时我国建立的高度集中统一的体制，如何使之完善，他在实践中努力探索。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发表，60年代初他对国民经济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调整所提出的意见，可以看出，尽管探讨是初步的，但它为创建我国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科学理论，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在社会生活中则主要表现为大量的人民内部矛盾。毛泽东指出人民内部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要加强社会管理，不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那只能成为一句空话。毛泽东批评一些同志却看不到这一点。他说：“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
社会管理涉及到对社会诸多事务的管理，哪种事务的管理都存在矛盾，而且，这些矛盾多表现为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既然弄清楚了人民内部矛盾的种种表现及其性质，究竟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呢？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在人民民主专政的条件下，只能用民主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
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在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针对各种具体矛盾，如物质利益上的得失矛盾，文教、科学领域中不同学派的意见分歧与争论，以及许多实际工作中的方法上的差异，等等。毛泽东主张，要根据不同的矛盾，用民主的方法解决。如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我们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在文化、科学领域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通过发布行政命令的方法，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来解决生产和生活中的各类矛盾等。
三、高度重视和解决社会管理中的社会保障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保障问题成为社会管理中的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若不妥善解决以上关乎民生的重大问题，就会严重地影响建国初期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社会发展，而最终将影响到党的执政地位与人民政权的巩固。毛泽东高度重视社会保障问题，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必须切实加以解决。
建国之初，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央人民政府立即着手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以保证社会保障事业的顺利进行。从1951年开始，中央人民政府就制定了《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颁布了有关企业职工社会保障条例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社会保障条例，以及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优抚、复员安置等政策条例，对社会保障的具体内容作出了相关规定。特别是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通过的第一部宪法就明确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国家通过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逐步扩大劳动就业，改善劳动条件和工资待遇，以保证公民享受这种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者在年老、疾病或在丧失劳动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举办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群众卫生事业，并且逐步扩大这些设施，以保证劳动者享受这种权利。”显然，宪法的颁布，它就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确立了社会保障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地位与作用。
就业问题是毛泽东关注的社会保障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多次就就业问题作出指示。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他曾指出：“由于社会经济改组和战争带来的工商业的某些破坏，许多人对我们不满。……专业的知识分子和失业的工人不满意我们”，“我们要合理地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解决失业问题，并且拿出二十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使失业工人拥护我们。……我们也要给小手工业者找出路，维持他们的生活”1957年1月，毛泽东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人没有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可见，毛泽东对关系到群众切身利益的吃饭、就业问题是尤为看重的。
如上所述，毛泽东已谈到了对群众的救济问题。的确，社会救济，也是毛泽东非常关注的民生大问题。1950年，他针对建国初期财政经济状况差、失业人数较多的情况，他提出：“必须认真地进行对于失业工人和失业知识分子的救济工作，有步骤地帮助失业者就业，必须继续认真地进行对于灾民的救济工作。”农业合作化期间，他又指出：“一切合作社有责任帮助鳏寡孤独缺乏劳动力的社员（应当吸收他们入社）和虽然有劳动力但是生活上十分困难的社员，解决他们的困难。”
在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建国初期，根据本国国情，已初步形成包括社会就业、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等基本内容在内的社会保障事业的体系，随着社会主义建设进程的加快，，社会保障体系也在不断健全和完善。
四、切实加强社会管理中的思想政治工作
社会管理涉及到各行各业、千家万户。毛泽东指出，要处理好、管理好社会事务，全社会都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要加强政治工作。不论文武，不论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各方面都要极大地加强政治工作，提高干部和群众的政治水平”。对加强全社会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认为相关部门都要加强责任心。他尤其提出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他特别责成省委、地委、县委书记管思想工作，管报纸、学校、文学艺术和广播。
思想政治工作要讲究方法。社会管理中的思想政治工作因涉及的面广、人多、情况复杂，因此，毛泽东提出要特别注意工作方法。他指出：“对人民的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解决思想问题，不能用专制、武断、压制的方法，要人服，就要说服，而不能压服。”他还提出“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摆事实、讲道理，“见效甚快”。为什么只能说服，而不能压服呢？他分析说，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能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思想工作注意加强正面引导。毛泽东认为，做思想工作不是单纯地训斥人、批评人，要注意加强正面的思想引导和精神鼓励。他特别强调要提倡爱国主义，弘扬民族精神。他提出“要动员报纸、刊物、学校、宣传团体、文化艺术团体、军队政治机关、民众团体及其他一切可能力量，以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要教育人民群众“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护公共财产”，以此作为自己的社会公德。在思想教育中，还要教育群众正确处理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同长远的、全局性的、集体的利益之间的关系。他指出：“我们要教育人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社会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他还提出要对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宣传教育，并处理好远大理想和现行政策的关系。与此同时，还要讲讲历史，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青年们没有见过地主剥削，也没有打过仗，没有看见过什么是帝国主义。就是现在二十几岁的人，当时也只有十岁左右，对旧社会什么也不知道。所以由他们的父母、老年人讲一讲过去，很有必要，不然不知道过去那段历史。”此外，也要对群众加强唯物主义教育，崇尚科学，用无神论代替有神论。他提出还要教育全体人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他认为这对搞好社会管理将起极大的促进作用。
五、善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毛泽东提出，在为达到社会管理的远大目标的进程中，要注意组织、协调和调动社会各种力量，其中，特别要注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以上重要思想观点是毛泽东在1956年写的《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全党面临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任务。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并非某一团体，更非某些个人能完成，而应动员全国人民都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之中。为了做到这一点，毛泽东提出我们必须“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怎样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呢？他指出，关键在于正确地认识和处理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我们仔细地分析毛泽东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以及他在《论十大关系》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重要著作中的思想内涵，不难发现：
其一，这一基本方针的贯彻是不能只有国家、中央政府一个方面的积极性，要同时具有中央和地方、国家和企业、集体与个人、工人与农民、东部与西部等方方面面的积极性。要注意把上下左右、前前后后、直接的和间接的、现有的和潜在的积极因素等都要充分调动起来。
其二，这一基本方针还要求“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会存在种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要求努力做工作，千方百计地化阻力为动力，化敌对为中立，化落后为进步，总之，将消极因素尽量化为积极因素。
其三，这一基本方针要求我们无论是处理政治生活中人民内部的矛盾，还是处理经济建设或文化建设中所遇到的种种矛盾，我们都应该本着民主的精神，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着想，允许“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把各方面的关系处理好、协调好。
毛泽东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基本方针，以及他所提出的处理社会主义建设中我们所遇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种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矛盾，而应采取的具体方针、方法，可以说，都结合了中国“一穷二白”、人口多、底子薄这一基本国情。苏联式的建设道路，只注重发挥国家的积极性、主体性，尤其是中央政权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主体性、积极性，但严重地压抑、忽略各地方、各企业、劳动集体、众多的劳动者个人，特别是广大农民的主体性、积极性，这是我们不能效仿的。我们要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充分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特别注意调动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的积极性，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改善民生，这才能齐心合力，发展好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六、社会管理，必须全面规划，加强领导
1955年，毛泽东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写的按语指出：“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在这里，毛泽东讲了人类的发展，特别是我国社会要发展，在经济和文化生活中要有大的变化，就必须制定长远的计划或规划。为此，他提出了我国社会的发展和管理，必须要树立“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思想观点。
众所周知，所谓社会发展和管理的规划，就是指社会管理主体应按照预先确定的建设目标，运用各种资源、力量，采取各种形式调节社会生活，促使整个社会向前发展的运行过程。在目前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里，由于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要求按比例安排社会劳动，有效地组合各种资源，所以，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计划或规划的调节就有其客观的必然性。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建立在以公有制为基础之上的社会化大生产，这个公有制，以及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就成为我们有计划地发展我国经济和文化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按现实需求与出于长远发展的考虑，就有必要对社会主义建设作出计划和规划。
从实际出发，着眼于国家长远发展与眼前利益相结合的计划与规划，它为社会生活的进步与和谐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具体任务，由于它协调了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整合了各方面的资源，又综合运用各种调节手段去落实各项任务，因此，它就能使整个社会按照预定的目标稳定地向前发展。事实证明，凡符合客观实际的计划或规划必将促进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使国家的面貌发生显著的变化。总结以往的经验，毛泽东认为社会管理要有规划，而且，这种规划要全面反映我国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因为社会管理涉及到社会方方面面的事务，如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军事、外交等，因此，要讲究制定规划的整体性、全面性、协调性和有效性。1955年，他在讲到农业合作化问题时指出制定的全面规划就应包括：合作化的规划、农业生产的规划、全部的经济规划、文化教育规划，还有整党建党、整团建团、妇女工作等。总之，涉及到社会发展和管理的规划应当是全面的、系统的，而不应是单方面的。而且，这种规划还应注意长远考虑与眼前利益相结合，注意规划中各方面的内容，既相区别，又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形成一有机整体。只有这样去制定规划，去实施规划，才能实现社会管理的总目标，促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毛泽东提出，规划的制定，重在实施，而关键在于加强领导，组织落实。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輥輯訛当然，加强领导，就中央而言，必须加强集体领导，还要讲究领导方法。在此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重要的思想观点，但到他晚年，在这方面也犯过严重的错误，这是我们应引以为鉴的。
七、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适当安排
社会管理涉及的人和事太多太繁杂，毛泽东对此提出了要实行“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适当安排”的管理方针。
他主伙，各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有差异，也不平衡，平衡只是暂时现象，事物总是在矛盾中前进，在不平衡中发展，克服一个不平衡，又将产生新的不平衡。根据这种矛盾的不平衡现象，毛泽东提出在社会管理中，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考虑统筹兼顾、照顾重点、适当安排的问题。他说：“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并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我们“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难办，推出门了事”。毛泽东有分析说：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也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輥輰訛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前提下，各地区的关系应是互相合作、协调一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这种情况，就为从整体社会发展和管理的大局出发，能有计划按比例地安排、发展生产，充分地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实行公平、合理的分配创造了客观的可能性。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适当安排的方针就是以这种客观的可能性为前提的。因此，它作为一个社会管理的方针，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实际，使全国人民都能各得其所，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克服困难，齐心协力，建设社会主义，使全社会能保持稳定、协调、有序、和谐地向前发展。
毛泽东对建国后党和政府如何加强社会管理问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思想。这些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社会管理理论。党的十八大提出了“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重大任务，学习研究毛泽东社会管理思想要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13期，摘自2013年第4期《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