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网》 2017年03月08日
左翼女性主义者爱琳夏维尔在1984年创办“雪兰莪女性之友协会”，至今仍然积极关注和组织女工的议题。
报导@张溦紟
3月8日国际妇女节，起源於20世纪北美与欧洲的工人运动。1857年纽约成衣女工走上街头，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廉的薪资；1910年，纽约三角洲工厂发生火灾，夺走140名成衣女工的性命，起火原因与恶劣的工作环境有关。类似这样改善女工劳动权益的要求和爭取，我们並不陌生。
可是，隨著马来西亚两性教育程度比例平均，女性似乎比过去掌握相对平等的劳动待遇和工作机会。过去传统认定的”女工”，似乎已被外籍劳工取而代之，马来西亚女性已不存在”女工”的问题？左翼女性主义者爱琳夏维尔（Irene Xavier，原名：Patricia Lourdes Irene）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她在1984年创办“雪兰莪女性之友协会”(Persatuan Sahabat Wanita Selangor)，至今仍然积极关注和组织女工的议题。虽然，底层女性所面对的职场，正如今年联合国妇女组指出的，是一个瞬息万变的职场，工作类型和样態早已面目全非，使女工组织者和女工们面对全然不同的挑战。
1970年代学生运动风起云涌
跟她的许多同辈一样，爱琳夏维尔的故事也是从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开始。
马来西亚最早的学生运动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学生和新闻从业员、工会领袖等肩並肩，投身反殖民与爭取国家独立运动。1960年末期，来自农村和贫穷家庭的学生与社会脉动紧密联结，成为社会和政治运动的中坚力量。雪兰莪州直落昂(Telok Gong)农民贫穷与抗议农地不足、1968年法国反戴高乐等，无一不见学生的踪影。1971年，马来西亚教育部无故周围的反对声音，强硬通过《大专法令》，致使大学自主开始摇摇欲坠。
那是爱琳夏维尔加入学生运动的起点，后来，她开始介入和组织雪兰莪州双威自由贸易区(Sungei Way Free Trade Zone)的电子工厂工人，协助他们成立合作社。截至那个时候为止，她所从事的任何组织工作都和女性议题完全扯不上任何关係。
Minah Karan：那一年的工厂女工
为什么后来关注女工？“在协助电子工厂女工组织合作社的过程中，我发现既有工会的组织方式是以男性主导的。这些工会只关注麵包和牛油的生存问题，不关注女工的处境。她们面对很多限制，不能隨意出门，无法出席会议，別人不把她们的意见当一回事，这使我开始关注性別议题。”
“当时双威自由贸易区的个別工厂，大多以女性为主，单是Motorola工厂，动輒就五、六千人。这些女工大多中三毕业，在学校的表现不怎么样，没有任何领导和组织的经验，家里也不算宽裕。待满18岁达合法工作年龄后，她们离开家乡到工厂工作。”
“她们领取非常低的薪资、工作时数长、必须自行承担房租，剩下的钱全都寄回家里帮补生计。”即使面对严厉管控的工作环境，她们普遍认为这就是她们生命的一部分，从未期待自己能够过更好的生活。
“每天女工们下班，就会有成群结队的男生，骑著摩多车在工厂外头等著。社会对於工厂女工充满偏见，標签她们为“Minah Karan”，意思是这些女性行为隨便、容易“被取得”，於是成为搭訕和骚扰的对象。她们从未能意识到，这是一种不礼貌的骚扰，作为一个女生，你有权拒绝遭受这样的对待。”当时，数个妇女团体推动和爭取確立家庭暴力和性骚扰法，《雪兰莪女性之友协会》也趁机教育女工，关於家庭暴力和性骚扰的观念。
这些女工长期被迫曝露在充斥著化学危险物的环境中工作，威胁女性的健康和生殖能力。“我们发现单一工厂女工罹患癌症的机率，比全国女性罹患癌症的机率还要高。许多女工无法顺利怀胎满九个月就流產了，也有的生下残缺的小孩。曾经我见过一个案例，胎儿在妈妈怀里完整成形，诞生之后才发现那个孩子的后脑勺扭曲得不成头形。”
“厂方拒绝承认这是他们的工作环境所造成的问题，许多研究工作受到诸多阻扰。我们曾经跟一所本地大学合作，把一批批地女工带出厂外接受各种检查。结果，该大学突然宣佈停止研究，不对外发表研究结果。当时联合国也发出相关的讯息，证明这些化学药物是会对人体直接造成伤害的。不过，电子工厂和化学葯商的关係密切，我们无法实际的证据能够提出指控。”
这些身处社会底层的女工在组织家庭后，为了负担高昂的家庭成本，仍然必须继续工作，才能养活一个家。这是劳工阶级女性所面对的困境，必须同时肩负生產与再生產的问题，產假、照顾孩子、健康接踵而来。最令人沮丧的是，这些问题並未被工会纳入为劳工议题。
正是在那个的女工抗爭时代，爱琳夏维尔与伙伴们在1984年成立了雪兰莪女性之友协会。由於工作条件和环境恶劣，她们一度成功號召和组织数千名跨族群女工。
后来这些女工呢？
这些成功被组织和赋权的女工们，为数眾多，后来她们是否有接力投入工人运动，继续培力其他女工?
“几乎很少。整个劳动形態面目全非，工厂女工被更廉价的外籍劳工取代。即使还在工厂里工作的女工们都渐渐老去，將近五、六十岁，正准备或已经退休。更何况她们一直饱受政府恐嚇。我们原本成功组织数千名女工，其中有不少马来女工。直到1987年，遇上《茅草行动》，一切都改变了。”
《1987年茅草行动》， 马哈迪政府逮捕了106名朝野政党领袖、华教人士、社运分子和宗教人士，堪称马来西亚民主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爱琳夏维尔就是受害的其中之一。她在扣留营期间，受尽各种屈辱。
“《茅草行动》之后，雪兰莪女性之友协会不断遭到政府、警察、宗教师和管理层的污名，污衊我们没有宗教信仰、是共產党员、反政府、反马来人、反国政，马来女工后来也对我们开始起戒心。同时，政府用各种法律途径打压工会，让工人组织溃不成形。”
自此，雪兰莪女性之友协会从过去关注工厂女工，到后来扩展到关注非正式经济领域的女工和家庭女工。如今，新兴的劳动形態瞬息万变，马来西亚是否还存在传统认定的“女工”？爱琳夏维尔作为一名女工组织者，她们的“战场”身在何处？
（下篇待续）
参考资料：
1. 哈林.卡林、西蒂诺尔.哈密都亚（2006）。马来西亚大专院校学生运动的回顾：1967-1974学生运动纪实。吉隆坡：策略资讯研究中心。
2. Mavic Cabrera Balleza(1999). Fighting an Uphil Battle: One one One with Irene Xavier, president of Sahabat Wanita. Women in Action(2: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