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12/15
作者/来源：余山农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心术之不正者，莫过于林语堂（1895-1976）；品格之卑劣者，亦莫过于林语堂。他在1954年10月到南洋大学任影子校长大约六个月期间的所作所为，卑鄙无耻甚于市井无赖。
林语堂名义上是南洋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实际他被遣散时，南洋大学本科还未成立，先修班也还未开课。他只能算是个影子校长。
1936年，林语堂在美国写的《吾国吾民》出版后，成为畅销书，赚了好些钱。丁西林见到林语堂时说“你写了一本很成功的书哪”。林语堂有些得意，即回答道：“只是为洋人看的”。丁西林又说：“你出卖吾国吾民得了不少钱吧？”这妙语双关，一时传遍士林。林语堂的《吾国吾民》的确是写给洋人看的，尽力夸大中国人的丑陋一面，只是为了卖钱。他到南大来也正是为了捞钱。
林语堂是闽南漳州人。南洋华侨亦多闽南人，或知道这位老乡的大名，但未必知道他的人品与文章。当时，南洋只有两个人深知林语堂的道德与学识，一个是潘国渠（潘受，1911-1999），闽南南安人，另一个是林文庆（1869-1957），闽南海澄人。
厦门大学的第一任校长本是邓萃英（1885-1972）。他是同盟会的成员，人品如何,不得而知，但他跟林语堂有一点相似。他在1920年12月就任，1921年5月离职。他离开时，厦门大学本科还未成立，只有预科，就是先修班。他也只任了六个月的影子校长，随即由林文庆接任。
邓萃英和林语堂还有一点相似，就是越俎代庖。他要越过董事部掌控大学建校基金。这段往事陈六使先生非常清楚。他在1955年2月17日，南洋大学星加坡委员会会议讨论林语堂的预算桉时回忆说（见《南洋大学创校史》）：
关于建设厦大情形，实际上系由陈嘉庚先生负责，虽一砖一石亦亲自监工。初时请邓萃英为校长，渠欲陈氏筹措五百万元存在银行，方肯就任。当时陈嘉庚先生谓：「我的生意尚在继续经营，资金需要周转，此事那能做到。」所以曾对吾等慨言：「赚钱难，开钱更难。」结果不得不改聘林文庆博士为校长，经过林博士苦心经营之后，终于奠下基础。今之南大建校亦发生问题。本人实在有苦难言。
南大的问题和当初厦大的问题正相同。林语堂也学邓萃英，要南大创办人交两千万元建校基金给他保管，供他使用两年。林语堂比邓萃英要嚣张而贪婪得多。
林文庆（1869-1957）在1921年7月4日接任厦大校长后，本科才得以设立。1926年，他请来闽南同乡林语堂担任文科主任。厦门大学当时已经发展起来，林语堂不敢那麽嚣张。他只任一年便因与校内同事纠纷而离开了。
南大创办时，南洋最瞭解林语堂的人便是林文庆。可惜在聘请林语堂当校长之前，没有谘询林文庆的意见。1992年，潘国渠先生在接受访问时回忆了一段往事（见张曦娜《答客问》）：
这裡特别一提的是，林语堂的着作极尽满足西方人优越感的能事，不惜如古人所讽刺的：“汉人学得胡儿语，争向城头骂汉人。”记得1950年陈嘉庚还在新加坡时的一个星期六晚上怡和轩俱乐部会餐前，林文庆将手裡一本书掷在本来的座位上然后入席，咀吧裡自言自语道，语堂也太不成话了，把中国人说得这样一钱不值，都没有一些好的可说吗？原来那本书就是林语堂英文的《吾国吾民》。他那种不屑的心态，也就可想而知。
林语堂在美国写的《吾国吾民》之类书，只是揭中国人的陋习，讨好美国人，并无可取。
连瀛洲在去美国和林语堂见面之前，要是谘询林文庆的意见，结果必定大不一样，南大也就不必经历林语堂的灾劫了。
林语堂最坏的是他的心术。所谓心术不正，正是林语堂为害南大的根源。
1956年，星洲日报记者刘君惠写的《南洋大学创校概述》详细记录林语堂为害南大的经过，从中可以清楚看出林语堂的心术。其贪婪卑污，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教育史上，无人能出其右。
一 校长人选
1954年，南大创办人打算物色一个有经验的人来担任校长，帮助大学发展。潘国渠先生回忆说（见张曦娜《答客问》）：
其实，开始的时候，我和李光前先生所建议的校长人选有两位：一位是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1889-1962），另一位是林文庆的儿子林可胜（1897-1969）。林可胜是位声誉远扬的科学家，又是位行政功绩卓着的人才。当时，梅贻琦旅居美国，而清华大学的不少讲师、教授也散居美国各地；我们是觉得，如果梅贻琦能够到南大来，必定也能引荐许多清华大学的讲师、教授一起到南大来。记得当时我向李光前提出这两个人选时，他也很赞同，觉得这样的安排最好。我们也不是对林语堂有成见，而是就事论事，觉得梅贻琦和林可胜的确较林语堂更适合作为南大的校长。林语堂你说他是个作家可以，说是个学者还看不出有什麽出色的表现；说到办教育，实在也没有丰富的经验；记得当时纽约的《联合日报》的社论就曾形容林语堂的出任南大校长为“小丑扮演青衣”，这真是一针见血。就大学校长的人选而言，我们觉得作家不如学者，学者不如教育家，教育家不如教育事业家；一些国立大学的成绩往往不如私立大学，原因就在私立大学的校长得惨澹经营，很自然的易于成为教育事业家。
另一方面，就为人处事而言，梅贻琦实事求是的作风也更适合南大。我个人在中国时和他有过接触，瞭解他的为人，觉得他是个很恰当的人选。当时我没有他的通讯位址，在征得陈六使同意后，曾托旅居西雅图的朋友设法查访并试探梅贻琦的意向。朋友的回信说，梅贻琦想到吉隆玻探访女儿，顺道可以来星加坡看看，看有什麽事可以帮得上。从我的朋友的来信中可以看出，梅贻琦起初确实曾经考虑到南大来。但是不久之后，林语堂就在美国放出风声，说要到星加坡办一所大学，有意造成一个既成的实事。后来他在所开出的师资名单中，竟列林可胜为副校长。原本我们的意思是，如果梅贻琦来不成，我们就请林可胜来，没想到林语堂竟将林可胜列为副校长。
起初，看到名单的时候，陈六使还很高兴，以为这次孔明请到了，庞统也请到了，真是两全其美。但是，林语堂来了之后，由始至终我们都没有林可胜任何消息或影子出现。其实，林可胜不来是意料中事，我们原想请他当校长的，林语堂却发表说他是副校长。这样一来，他又怎麽会来呢？
潘国渠先生的设想非常好,可是林语堂善于心术，工于心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把南大请校长的计画彻底破坏了。
当时的校长人选，还考虑到胡适（1891-1962）。在1955年2月17日星加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陈六使先生回忆说（见《南洋大学创校史》）：
南洋大学校长系请国际知名学者。最初系由王秘书致函胡适博士，不得回信。乃由何永佶先生致函梅贻琦博士，复函表示不能俯就，因此吾人感觉要请校长，非派人亲身物色不可。一九五三年年底与林语堂博士接洽，已有头绪，即由连瀛洲先生自备旅费前往美国礼聘。
胡适没有回信，梅贻琦（1889-1962）回信婉拒，应都是听到林语堂放出的风声所致。胡适、梅贻琦、林可胜（1897- 1969）、林语堂四个人之中，只有潘国渠先生见过梅贻琦，陈六使先生四个都没见过。胡适、梅贻琦、林可胜，都很适合当校长，林语堂最不合适。可是，偏偏最后请来的却是最烂的林语堂。
当时，胡适和梅贻琦二位都没答应，林可胜尚未联繫。
在林语堂与林可胜两人中，论学术成就，林可胜很突出。他在当时是个很有贡献的医学家。他的学术成就远非林语堂可比。当林可胜在二战战场上救死扶伤的时候，林语堂正在美国写书讨好美国人。无论研究与做人，林可胜都远胜林语堂。
林语堂虽然有莱比锡大学的语言学博士学位，但在语言学研究方面,并无值得一提的成绩。在文学方面，他也乏善可陈。他写了些小说，但并无值得一提的作品。他写得最多的是散文，但也没有可选为模范的作品，远不及鲁迅（1881-1936）和周作人（1885-1967），也不如梁实秋（1903-1987）、冯至（1905-1993）、冰心（1900-1999）等。正如李敖所说（见《探访林语堂故居》，凤凰卫视节目）：
今天我们盖棺论定，……我必须说，林语堂他不是一个好的文学方面的创作者。林语堂写了这麽多书，你李敖怎麽讲这个话？我必须说他的书在创作方面，成绩不好，……他自己写这个《京华烟云》，就是《瞬息京华》，基本的骨架是《红楼梦》的，可是我必须这样说，很不礼貌的这样说，他的才力才具不够，所以他要走《红楼梦》的路线，反倒失败了。……林语堂他说他学跨中西，他编的这部字典《汉英字典》，……他的晚年编的，……这个字典不是他一个人能编的，可是他要编成个，林语堂《汉英字典》，……这本书严格说起来，是个比较粗糙的一个字典，精神可嘉，可是失败了。
林语堂唯一胜过林可胜的是在中国社会中的名气。他的名气大，一来是因为有博士学位，在当时是很稀罕的事，所以能在大学当教授；另一个原因是他办杂志，如《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又提倡“幽默”为噱头，所以出名。他所写的文章几乎全都是生活杂说，无甚突出。他写过《老子的智慧》和《孔子的智慧》，可是他的品行，既无老子的智慧，也无孔子的智慧。说一套，做一套，德行卑劣，一无可取。
聘请南大校长，品德比学问更加重要，学问又比名气重要。无论品德或学问，林语堂都不适合当南大校长。从他任职后的现世德行看来，无异于市井无赖，一心只想来捞钱，完全无视教育。以名取人，必定坏事。
当时在星加坡华人中，只有林文庆（1869 – 1957）有办大学经验。他在1921-1927年间任厦门大学校长。可惜南大创办时，他已八十四岁，恐无精力管理大学了。
真是南大家门不幸，还没联繫林可胜就让林语堂有机可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