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海 · 2015-10-06 · 来源：破土网
这些富豪经常称自己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但不要忘记，他们所说的工作可不是一般企业主所说的研究客户需求，开发新的产品，而是指使下属，陪重要人物吃饭，打高尔夫球，和其他的娱乐节目。
— G R O U N D B R E A K I N G . C N —
虽然人们把新加坡、香港视为发展的模范，但实际上，这两个城市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被腐败、低效的国家/地区所包围，而他们把自己定位为这些国家/地区提供洗钱、走私服务的中心。
新、港两地，在政治、经济体制上虽然差别很大，但人均GDP却没有大的区别。这意味着，他们的根本优势，还是在于地理位置和市场定位。
《亚洲教父：香港、东南亚的金钱和权力》一书，披露了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地区的超级富豪们并不那么光彩的致富之道，对李嘉诚、何鸿燊、谢国民、林梧桐、陈永栽等香港、东南亚商业巨贾的发迹史和生意经均有详细的介绍。作者Joe Studwell是《中国经济季刊》总编辑。
为什么一贯强调儒家道德的新加坡会开赌场，据说对卖淫态度也比较宽松：它的定位就是一个洗钱中心，是经济罪犯的天堂，许多被印尼所追捕的经济罪犯都生活在此，新加坡的相当大部分金融资产来自印尼富豪。近几年新加坡金融业发展很快的一个原因，在于欧洲的反洗钱法规越来越严，很多不愿见光的资金从瑞士转了过来。
在导致谢国忠从摩根斯坦利辞职的邮件中，他写道：“新加坡一直标榜全球化的成功故事，事实上，新加坡的成功主要来自为印度尼西亚贪官及商人洗黑钱，现时印度尼西亚已经无黑钱可洗，所以新加坡正在盖赌场，以便吸引他国的贪污资金。”
香港的起家源自走私，本来就不是什么秘密。而人们常有的一个错觉，以为它是一个完全自由化的经济体(弗里得曼认为它是全球经济最自由的地区)。实际上，香港的对外经济（贸易）确实是最自由，但它的内部经济，却一点不自由，地产、公用事业、零售等各行各业都被寡头所垄断。为了阻击零售业的竞争，李嘉诚不让家乐福的运货车进入长江实业拥有的物业地区，打断水电供应。
李嘉诚、李兆基这些富家们，尽管被大众视为“超人”“股神”，但他们本质上都是“寻租者”。他们的利润都是来自于与垄断相关的行业，没有一个人建立过一家有全球竞争力的企业。尽管几乎所有的富豪都要建立一个白手起家的形象，但正如作者所指出，除了个别随苏哈托起家的富豪外，几乎没有一个是真正出身穷人的。
要么本来就家庭出身优越，要么是做了优越家庭的女婿。当然这些富豪确实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原有家庭的财富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但这种努力主要是体现在，利用已有的财富做资本，进行政治寻租。
李嘉诚总是说自己小时候如何穷，怎么没机会读书，实际上，在他为富有的舅舅工作之前，他读过几年书，然后娶了表妹。他开始的生意得到丈人的经济支持。毫无疑问，李是一名商业天才，但他的天才在于他搞关系、做交易的能力。而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他并没有体现出多少投资、管理的能力。
作者指出，如果扣除他在垄断性资产和操纵市场、内幕交易中获得的利润后，即使加上他售“橙”中获得的巨额收益，他在开放市场上的投资收益，并不比被动投资的收益高。(有意思的是，就像热衷“庄股”的内地股民一样，被李一次次玩弄的香港股民，始终对“超人概念”乐此不疲。)
可是正是由于他们财富“寻租”的特征，这些富豪通常尽量保持低调，如果有负面新闻的话，马上毫不留情地打压。当苹果日报要登关于李嘉诚早已去世的夫人(港人普遍认为是自杀)的报道时，长江实业马上停止了在该报的所有广告。谢国忠的辞职，就是因为他给同事关于新加坡是洗钱中心的邮件被曝光。
当然，相对而言，新加坡、香港还是比较好的地方。菲律宾警察表示，2001年以来，有110起政治谋杀事件，而国际人权组织认为有200~700起。所以，香港积极推动小股东权益的David Webbs表示，他不会在马尼拉或吉隆坡做类似的尝试。
在东南亚，尽管华人掌握了大部分财富，但掌握这些财富的只是极少数人，大部分华人仍然过着很普通的生活。而从整体上讲，华人确实是要比当地人更勤奋/节俭，但那主要是因为作为后来的移民，他们只能得到贫瘠的土地(最好的资源早被当地人占有)，不勤奋节俭，就无法生存。
正是因为华人的政治地位是最低下的，所以他们被当地的贵族、精英、军人选择为政治威胁最小的商业代理人。实际上，有迹象显示，东南亚富豪们的财富地位，和他们的“去中国化”程度上是成正比的：与当地文化融合越深，地位越高。
当然，更准确地讲，他们的财富地位，与他们的“文化本质”并无太大关系，而是取决于他们的适应变化的能力。无论是早期的殖民统治者，后来的民族主义者，还是日本占领军，成功的富豪就是要能够根据政治统治者的变化，不断改变自己的颜色。随着港澳回归，以及近年来中国经济的强盛，越来越多的富豪成了“爱国人士”。
何赌王以二战时与日本人做贸易起家，现在则是知名的爱国人士。一些为了开拓中国市场，尽力要向国人体现自己“华人性”的富豪，实际上华语能力已经很糟糕。
作者还有不少观点也很有见地：虽然大家都说中国做生意要靠“关系”，但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关系”也变得很复杂。即使你搞定了表面上的决策人，但一个小小科员的作梗，都可能让你面临麻烦。
作者举的一个例子是新加坡在苏州搞的新城。尽管李光耀是关系高手，搞定了中央政府，但苏州当地政府的不同意见，导致计划的失败。真正的关系王国就是东南亚：如果你搞定了当权者，就可以把国库当自己的ATM机，直接从中央银行提钱。
作者所提到的富豪们所极力要显示的“节俭”“勤奋”，也令人喟叹。全世界都知道李嘉诚戴西铁城手表，或者某富豪飞机只坐经济舱，等等。但同样是这些节俭的富豪，却拥有众多的豪宅，劳斯来斯和女人。（不断说巴菲特住着老房子不也让人有点烦？他还有私人飞机呢？）
这些富豪经常称自己一周工作7天，每天12小时。但不要忘记，他们所说的工作可不是一般企业主所说的研究客户需求，开发新的产品，监督生产流程，而是指使下属，陪重要人物吃饭，打高尔夫球，和其他的娱乐节目。
当然，如作者一开始所说，指责这些富豪是没有意义的。寻租本身也是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一种方式，在特定市场情况下有其价值。在过去几十年中，东南亚经济也确实有了长足的发展。但这种发展的主要动力在于出口制造业，而东南亚富豪几乎全部出自寻租者而不是这些出口制造业（没有一家具全球竞争力的品牌公司）这一事实，使人担忧这种发展的可持续性。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寻租者所赖以生存的屏障，就会成为制约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而寻租者的利益所在，以及寻租者已具备的强大的经济、政治实力，使得打破这种屏障极度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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