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变局、欧陆危机与全球左翼的复兴

•（美）迈克•戴维斯• 李捷 译 •

本文译自《新左翼评论》第72期（2011年11/12月号），原文标题为《乍暖还寒》（Spring Confronts Winter），作者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系美国马克思主义社会评论家、历史学家及政治活动家，同时还担任《新左翼评论》的编辑，著有《布满贫民窟的星球》。在本文中，作者扼要地回顾 了2011年资本主义世界所经历的主要政治动荡——“阿拉伯之春”以及席卷欧美的抗议运动，并以持续已久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为参照系，阐释了二者之间 的内在关联：一方面，在欧盟内部，德、法等大国在经济上相对其他小国一贯保持着强势地位；另一方面，整个欧盟又对环地中海的阿拉伯世界保持着巨大的出超。 这样，地中海两岸的欧洲小国和阿拉伯世界便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损失惨重，以致产生激烈的政治动荡乃至革命。除了上述分析性的回溯，作者还依据历史的类比， 对欧美以及阿拉伯世界政局可能产生的势力分野做了两种可能性的预测：或者共产党人重新占据政治舞台，或者极右翼夺权。由此便牵涉到更为宏大的问题：全球资 本主义在这场持续已久的经济危机中可能出现怎样的变化？由经济危机肇始的政治动荡是否会加速全球左翼的复兴？对此，戴维斯指出了影响颇大的两重因素：全球 粮食危机的加重以及所谓“金砖五国”的经济发展，而后者的影响更为重大。最后，作者一方面批判了所谓“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另一方面对金砖国家的经 济发展作出了消极的预测。最终，戴维斯将希望寄于金砖国家数量庞大的工人阶级可能的觉悟上，并称这将决定“一个社会主义的地球是否仍然可能”。

今昔的相似，会像弹片般飞散在那些大动荡中。发生令人振奋的抗议运动——仍在继续的“阿拉伯之春”、“炙热的”伊比利亚与希腊之夏以及美利坚的“占领”之 秋——的2011年必然已成为与1848年、1905年、1968年以及1989年相当的非凡年份。一些基本的东西和经典的模式也就理所当然地继续运作和 复制。暴君的统治被动摇，枷锁被打破，宫殿被袭击。街头成为产生公民与同志的魔法作坊，激进思潮突然获得了群众的力量，《火星报》[1]则变身为脸谱网。 但这颗抗议运动的新星是会长存于冬日的天空，还是会仅仅成为炫目但迅即消逝的流星？以往革命的历史警告我们，春天是四季中最短暂的，尤其是当那些以“另外 一个世界”之名而战斗的“社员们”（communards）对于另外一个世界毫无现实蓝图甚或理想图景的时候。

但事情或许并不会一直如此。为此，新社会运动的产儿——占领者、愤怒者、欧洲一些反资本主义的小党以及阿拉伯的新左翼——要求自己更深地扎根于抵抗全球经 济海啸的群众抗议运动中，这就意味着——坦诚而言——现今追求“横向性”的倾向会最终导向足够纪律严明的“纵向性”[2]，以讨论并实施组织策略。即使要 达到建立一个新世界的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也有漫漫长途，但新一代人至少已经勇敢地开始了征程。

一场逐步深化并且正将大部分世界卷入其中的经济危机是否必然会加速左翼在全球的复兴？以下几点是我的思考。为了激起进一步的讨论，文中仅以扼要的方式展示 了我对2011年事件的一些历史特征以及它们未来几年可能导致的结果的思考。而基本的前提是，这场戏剧的第二幕将必然多为寒冬的景象，其间将上演金砖国家 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的崩盘和欧美国家的持续萧条。

首先，我们得向萦绕于资本主义高桌晚宴（the hight ables）[3]上的恐惧不安致敬。在一年前，即使是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无法想象的事情现在竟成了游荡于商业刊物评论版的幽灵：全球化制度架构的解 体以及后1989时代国际秩序的崩溃。伴随着全球衰退而发生在欧元区的危机，使人们愈来愈担忧它将把我们带回到20世纪30年代因民族仇恨而风行的半封闭 的货币贸易联盟。在这一脚本中，将没有能够支配全球财富以及需求的霸权：美国，太虚弱了；欧洲，太散；而中国则有着自己致命的软肋——太过依赖出口。那些 二流政权则都寄希望于属于自己的浓缩铀保单，这使地区性的核战争成为可能。遥不可及？或许吧，但20世纪90年代那些喧嚣的日子里人们也曾这般坚信。而类 比性思维根本无法让我们知晓欧元区的初期解体或者中国经济的增长引擎停摆能带来怎样的后果。尽管2008年华尔街的震荡曾被一些专家或准确或模糊地预知， 但现在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事情，却是任何乌鸦嘴预言师、甚或再多几个马克思也无法预知的。

如果新自由主义的启示录确实就在我们身边的话，华盛顿和华尔街便将被视作头号的毁灭天使了：它们同时摧毁了北大西洋的金融系统和中东（而且还使得人们一次 次失去缓解气候灾难的机会）。回望历史，布什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侵略可能被视作典型的自大过头：机械化装备带来了迅速的胜利，以及无所不能的错觉，但接下 去却是充满消耗和暴行的漫长战争，这就使之会像1/4个世纪前跨越乌许斯河（the Oxus）[4]的冒险对莫斯科一样，最终让华盛顿惨淡收场。现在美国的双脚已分别被塔利班和什叶派困住，而前者是巴基斯坦人所支持的，后者则由伊朗支 持。尽管仍然和以色列穿一条裤子，而且能让用于刺杀敌手的无人机布满天空，或者协调北约进行一次致命的军事攻击，但华盛顿还是无法为美军在伊拉克拿到豁免 权，这就限制了它在这个中东中心国家驻军的数量。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主起义则见证了奥巴马和克林顿是如何不情愿地为两个他们所喜爱的政权头目的倒台而发出礼 貌性的掌声。

在特拉维夫策划的疯狂计划或者沙特专制主义遭受的致命威胁继续牵制着撤军——在美国军力、削减财政支出以及缓解全球经济所带来的冲击之间进行的较理性的平 衡——所带来的显著效益。尽管加拿大庞大的重油储量和阿勒格尼（Allegheny）[5]的页岩气直接减少了美国对中东油田的依赖，但它们还是无法像一 些人所宣称的那样，将美国经济从由海湾地区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全球市场的能源价格中解放出来。

无论在波及范围上还是社会能量上，尚未结束的阿拉伯政治革命都是史诗性的，是一场堪与1848年或1989年相当的历史奇景。它正在重塑北非和中东的地缘 政治，使以色列成了过气的冷战前哨（因此，相较于前，变得更加危险且难以捉摸）；同时，使被欧盟抛弃（反倒不是坏事了）的土耳其能重新宣示奥斯曼时代自己 在这片地区的核心影响力。在埃及和突尼斯，起义使民主摆脱掉北约四处兜售的版本，恢复了其真实内涵。今天的“鲜花革命”（floral revolutions）与历史上的事件有着令人兴奋的相似。类似1848年和1989年，阿拉伯大起义也是一场反对地区专制体制的连锁反应式的起义，埃 及的角色首先类似于1848年的法国，其次或许还类似于1989年的东德。俄国的反革命角色如今由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地区的那些酋长国所扮演。土耳其模仿着 自由主义的英国，成为稳健的代议制以及经济成功的地区典范，而筋疲力尽的巴勒斯坦人则仿佛当年的波兰人，进行着浪漫却注定失败的事业；什叶派则是像斯洛伐 克和塞尔维亚那般愤怒的局外人（《金融时报》最近还尽职地怂恿奥巴马像“新时代的梅特涅”一般思考）。

这就足以使我们在考察这些革命的基本机理时，去翻阅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年所撰写的那些文章了（还有托洛茨基后来的评注）。例如，马克思曾坚信（并且 随着时间推移愈加坚信，以致成为理论原则），如果俄国没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国内革命中被打垮，那么欧洲便不会有革命——无论是民主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 的——的胜利。将俄国替换为沙特阿拉伯，这个命题依然有效。

就像1989年事变中的东欧自由主义者一样，政治上的伊斯兰主义者正迅速赢得广泛的统治授权（尽管可能绝非长久）。事情原本就不会是另一番模样，因为在过 去的半个世纪里，以色列、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前两个国家通过侵略，第三个国家通过传教——完全摧毁了阿拉伯世界中的世俗政治势力。随着阿拉伯社会复兴党 的大马士革堡垒不可避免地垮掉，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泛阿拉伯主义政治运动（包括纳赛尔主义、共产主义、阿拉伯社会复兴主义、穆斯林兄弟会）终将被削减 到仅剩兄弟会和它的对手瓦哈比教派。

兄弟会尽管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尼罗河畔获得过数百万群众的支持，但它等待掌权还是等了75年多。这股至少存在于五个阿拉伯国家中的经验丰富且跨民族的 政治运动的悠久历史，正是2011年起义与其欧洲前辈的重要差别之一。1848年，在美国之外，确实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群众政党。而在1989— 1991年，则是另一回事，政治组织和公共管理的真空迅速被德国保守派以及华尔街代言人所豢养的流氓暴徒填补，大部分的草根领袖则被他们推至一旁。

而兄弟会则相反，它像斯芬克斯一般静悄悄地占据了埃及的政治舞台。它那庞大的外围组织半合法地运作着，而且已经建成一些代行政府关键职能的机构，其中就包 括救济穷人的福利网。它的烈士名单（其中就有1966年被纳赛尔处决的被称为“伊斯兰的列宁”的赛义德-库特布）对于大多数虔诚的埃及人来说，就像国王名 单对英国人或者总统名单对美国人一样的熟悉。尽管西方对它有着令人恐惧的印象，但兄弟会已开始吸收由土耳其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所代表的自由市场的伊斯兰主 义。

埃及议会的第一阶段选举生动地表明，兄弟会绝不会宣称自己是广大虔诚教徒的唯一代表。临时拼凑的萨拉菲派的光明党赢得了大约24%的选票（兄弟会是 38%），这有力表明了埃及草根阶层的变幻莫测。虽然萨拉菲派在“1•25”革命之初置身事外，但它仍然有着或许是逊尼派中最庞大的干部队伍。他们一边穿 着兄弟会的旧鞋，一边接受着利雅得的慷慨资助，同时驯养着晦气打手与科普特教徒以及苏菲派发生冲突。两大伊斯兰阵营之间的势力分野，或将在明年由面包价格 和军方政治所决定。如果兄弟会是在10多年前掌权的话，当时的全球增长或许会使得土耳其模式变得愈加诱人且可行。但现在，随着各种晴雨表纷纷指向破产，安 卡拉模式（就像南美的巴西模式）或将失去经济上的成功以及可观的地区吸引力。

另一方面，萨拉菲派的公众形象——不可破坏的、反政治的和宗派的——将会随着未来的苦难和对伊斯兰的现实威胁自然而然地变得愈加具有吸引力。无疑，埃及军 方的一些人士要么已经偷偷作出了“巴基斯坦式的选择”[6]，要么已和萨拉菲派正式结盟。多重因素或将对此推波助澜：将军们不断拒绝交出实权；兄弟会在满 足最底层民众的经济福利方面无能为力；或者自由主义—左翼联盟成为议会多数的主导者。（以色列只消一次空袭就能动摇埃及的民主。而逊尼派政党又该如何回应对伊朗的攻击呢？）

而埃及左翼自纳赛尔时代起就领教过“雾月十八日”了。它完全明了全民公投、流氓无产者、拿破仑式的统治者以及“土豆袋”们[7]的意义。 左翼各派及其网络与工人、各派别青年结成的联盟，共同形成了“1•25”革命的主力，它们同样也是2011年11月份重新占领解放广场运动的中坚。一个伊 斯兰主义者主导的政府是否会保障新左翼以及独立工会公开组织和运作的权利？这将是埃及民主的试金石。

20世纪80年代，结构性调整以及被迫实施的紧缩政策给拉丁美洲带来了一场灾难。而今天，南欧各国也面临着相同的境遇。许多年前，财经刊物曾吹捧西班牙、 葡萄牙甚至希腊（以及非欧盟成员的土耳其）在平衡公共开支以及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有着何等的能耐。但如今，北欧和中欧却突然完全忘记了这些情形。随着华尔街 崩盘并迅即影响到欧洲，欧盟的恐惧便首先集中到爱尔兰、波罗的海诸国和东欧身上。而整个地中海世界，则看上去似乎相对比较成功地抵御了急速跨越大西洋的金 融海啸。

地中海的阿拉伯世界只在投资资本及其衍生品交易的“血栓回路”（the thrombotic circuits）中占有极小的份额，因此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南欧则一般都有着循规蹈矩的政府，而且西班牙还有着强大的银行业。意大利实在 是太大、太富以致垮不了。而希腊，即使会坏事，也只是一个经济上的小人国（仅占欧盟GDP总量的2%），虽然它的小过失现在已经可怖地威胁到那些大人国 了。18个月后，德国和奥地利的“拉什•林堡”（Rush Limbaugh）[8]们便尖叫起来了：为了让希腊人能够长年累月地过腐化的生活，为了让西班牙人能在中午多打些盹，地中海的福利女王们竟逼得那些勤俭 市民掏光积蓄，鬻儿卖女。其实，这一点才更靠谱，即德国的成功才是残害欧元区的罪魁祸首。由于东部低成本的墨西哥裔劳动力、无可比拟的生产力优势以及像极 了中国的对巨量出超的迷恋，德国便在竞争上过度打压了它在南方的欧元兄弟。同时，欧盟整体对土耳其和不产油的北非国家还保持着最大规模的相对出超（在 2010年是340亿美元）。这就使得这些国家必须依赖国外汇款、旅游业收入以及外国投资来平衡收支。结果，整个地中海世界便对欧盟的需求以及利率的周期 性变动异常敏感；而德国、法国、英国和其他北方富国则拥有了庞大的二级市场来作为其经济减震器。

欧元是这部混速运行的大欧洲经济的飞轮。由于对突然增值有着更强的承受力，对德国来说，欧元便恍如改进版的德意志马克一般运作着，并且一方面未使柏林在欧 盟经济体内部被剥夺多少否决权，另一方面又保证了德国出口商品在价格上的竞争力。但对南欧而言，则是一场浮士德式的交易：好时光里可以吸引资本，但在糟糕 的时节，则无法使用货币工具来调节贸易赤字和失业率。现在，伊比利亚和希腊的梅毒已经感染了意大利，并且威胁到法国，而柏林和巴黎正策划着欧元区欧洲的艰 难爱情：通过修改协议来实现财政统一。这样，那些债务国家便不仅失去了对货币工具的控制，被迫在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技师们的监督下削减公共开支，而 且还被要求将本国预算和公共开支的永久否决权给予法德联盟。在19世纪，英国人倒是常常让它的军舰将类似的破产管理强加于拉美或亚洲的欠债国家。而在凡尔 赛，协约国也是如法炮制，扼住了德国，并由此埋下了第三帝国的祸根。

无论是屈从于萨科奇和默克尔，还是退出欧元区（或者退出欧盟），地中海经济已必将承受常年的溃烂和高失业率。但是它们的民众是不会乖乖地走向那么美妙的夜 晚的。葡萄牙和希腊已经比任何时候都接近20世纪70年代发生的重大社会革命了，而且它们还保有着欧洲最中坚的左翼文化。在西班牙，新上台的保守派政府为 重新崛起的联合左翼和比它更庞大但仍然缺乏组织的青年抗议运动提供了绝好的大靶子。毋庸置疑，欧洲各地的反资本主义余烬都有可能经过重新扇动，变成熊熊火 焰。但是，从欧元区的崩溃以及欧盟马车的抛锚中，反移民、反布鲁塞尔的右翼所收获的或许会比左翼多得多。像埃及的萨拉菲分子或美国的茶党一样，欧洲的新右 翼政党也实施身份政治。而西欧的反资本主义左翼也士气高涨，志在夺回1945年后共产党人曾占有过的政治地盘。另一方面，让-玛丽•勒庞（Jean- Marine LePen）和基尔特•威尔德斯（Geert Wilders）[9]所领导的运动也完全可能在本国政界的选举中对比自己大得多且政治献金充裕得多的保守派政党发起一次切实的挑战。极右翼对美国共和党 的接管则榜样般地鼓舞着它们。

1968年欧美大学生的反叛运动，无论在精神上还是政治上都受到了越南的春节攻势、拉美的游击队起义、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美国的少数族裔起义的鼓舞。与 此类似，正是突尼斯和开罗的榜样在去年给予了愤怒者们以最初的力量（南欧的数百万阿拉伯移民后裔使得这种关联显得异常生动而激烈）。结果，在布劳代尔的大 地中海两岸，都有着20多岁的热血青年占领广场。1968年，在欧美（尤其注意，不包括北爱尔兰）的那些白人抗议青年中，只有很少一部分与他们南方穷国的 同龄人有着共同的生活现状。甚至在深感孤独的时候，大部分人还是可以有盼头的：自己的大学学位能换得富足的中产阶级事业。而今天却情形迥异：相较于父辈当 年，纽约、巴塞罗那以及雅典的众多抗议者所面对的未来则要惨淡得多，而且也更加接近于他们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以及埃及的亚历山大的同龄人。（祖科蒂公园 中的一些占领者虽然已从学校毕业10多年，之前甚至可能在对冲基金和投资银行轻松地谋到过10万美元薪金的职位，但现在却只能在星巴克打工。）

据国际劳工组织称，现今全球青年的失业率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在大多数发生了青年抗议运动的国家里，这一比率达到25%至50%。而在阿拉伯革命的 北非熔炉里，拿到大学学位就可能意味着失业。其他国家也一样，由于所产生的债务，家庭的教育投资便成为一种投资负红利的行为。与此同时，为接受高等教育所 设的门槛也越来越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美国、英国和智利。

经济危机导致了大众资产（美国、爱尔兰和西班牙的房屋价值以及受此牵连的家庭股息）的缩水和主要生活品价格——尤其是燃料和食物——的突涨。经典理论认为 宏观价格的波动趋势是与经济周期相一致的，就此而言，现今便是不寻常的拐点了；而现实或许更糟。美国及其他地区的房贷危机不仅导致了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 而且只能要么通过政府干预要么通过直接废除债主对房贷的追索权，才能得以解决。而随着亚洲工业国经济发展减速，以及伊拉克原油产量的增加（有关石油峰值的 讨论，在我看来即毫无用处又冗长无期），原油基价会下跌。但一些与金融危机和产业萧条基本无关的因素，或将使得食品价格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上涨趋势。事 实上，进入21世纪以来，就有越来越多的专家不断警告人们：全球食物安全网正在瓦解。多重因素的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这一结果：将谷物用作家畜饲料和生物能 源；新自由主义对农业补贴和价格补助的削减；对农产品期货和基本农业用地的猖狂投机；农业研究领域的资金短缺；能源价格的波动；土地资源与地下水的枯竭； 干旱、气候变化等其他因素。虽然增长的乏力会缓解上述某些因素对全球食物安全的威胁，但随着人口的急速增长（在现今这些抗议者的有生之年，还将有30亿人 降生），食物需求的压力仍将继续。（转基因技术固然给出了一种神奇的解决之道，但这与其说是单纯为了农业丰收，还不如说是为了农业集团的利润。）

“面包”是解放广场抗议者们的首要要求，而且就像在当年俄国十月革命中一般，这个字眼在“阿拉伯之春”中也有着响亮的回声。原因很简单：普通的埃及家庭， 其预算的60%是花在原油（取暖、做饭、出行）、面粉、植物油和糖上面的。而在2008年，主要商品的价格突然上涨了25%。埃及官方发布的贫困率则陡增 12%。其他一些中等收入国家也承受着相似的比率。这样，世界银行所谓的“新兴中产阶级”中的相当一部分，倒让主要商品的通货膨胀和贫困率的猛增给抹掉 了。

马克思曾指责加利福尼亚——它的淘金热及其对世界贸易的货币刺激——过早地终结了19世纪40年代的革命周期。而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直接后果中，所谓 的金砖国家倒变成了新时代的加利福尼亚。华尔街飞船从空中坠落，扎进地里；中国却和巴西、南非排成紧密的编队，继续飞行。印度和俄罗斯也想方设法让它们的 飞船继续留在空中。金砖国家可靠的飞行力使投资顾问、经济评论员以及专家们大为震惊，他们纷纷宣告中国或印度现在已能独手支撑全球，或者巴西即将变得比西 班牙更富有。但北京自己则并非如此乐观——对出口的过度依赖、房屋购买力的不足、居民可负担住房的短缺以及与之伴随的巨大的地产泡沫，对这些现象它早已表 现得忧心忡忡。

2010年秋末，报刊评论版上中国乐观论者们所撰写的信心满满的文章突然少了起来，而“硬着陆”的图景倒成了书商们的最爱。没有人能保证中国经济还能顶着 全球萧条的逆风飞行多久。而外国乘客们不可避免的伤亡名单已赫然在目：南美、澳大利亚、非洲大部和东南亚的大多数国家。而且由于特殊的利益关联，德国也在 其列——它和中国的贸易额现已超过了美国。持续的全球衰退定会导致我在本文开头有所提及的难以预知的梦魇。而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在金砖国家中，随着大众 对经济增速的普遍预期在最近被提到了相当的高度，重返贫困的痛苦或将会变得极难忍受。于是，数以千计的公共广场可能将被占领。

西方的后马克思主义者们——在他们所居住的国度里，制造业生产力的绝对或相对规模在他们上一辈就已经大幅缩减了——慵懒地琢磨着“无产阶级的行动力” （proletari anagency）是不是已经过时，并要求我们从所谓“庶众”（multitudes）、横向的自发性（horizontal spontaneities）[10]以及其他等等不一而论的方面进行思考。但是，这种论述并不适合大工业化社会。而《资本论》中的论述对这种社会来说， 则甚至是比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或者新政时期的美国更准确。两亿中国厂矿工人和建筑劳工是这个星球上最危险的阶级，他们从泡沫中的完全觉悟或许将决定一个社 会主义的地球是否仍然可能。

注释

[1]《火星报》（Искр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德国创办的一份报纸，后成为孟什维克的喉舌，列宁在该报上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译者注
[2]“横向性”和“纵向性”应为借德勒兹之概念。在此，“横”指拒斥组织化、政党参与，追求某种纯洁性，反之为“纵”。——译者注
[3]“高桌晚宴”源于中古世纪欧洲学院的传统，是当时学院和一些文化学术团体经常性的晚餐活动。本文意在讽刺所谓的上流人士扮作修养高雅，清谈无聊之事，而本质上不过是上流阶级自耀之伪饰。——译者注
[4]乌许斯河系阿姆河古称。该河为原苏联与阿富汗的边界，此处指1979—1989年苏联与阿富汗之间的战争。——译者注
[5]阿勒格尼位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峡谷地区，盛产天然气。——译者注
[6]所谓“巴基斯坦式的”选择，应指巴国脚踏两只船，一面支持美国的所谓反恐，一面暗地支持原教旨主义者。——译者注
[7]指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将广大缺乏社会组织性的小农比喻为聚集在一个袋中的土豆。——译者注
[8]拉什•林堡系美国脱口秀主持人、右翼保守派的政治喉舌。——译者注
[9]让-玛丽•勒庞系法国极右民族主义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鼓吹沙文主义、排外主义。基尔特•威尔德斯系荷兰右翼政客、自由党领导人，极端反对伊斯兰教。——译者注
[10]“庶众”和“横向的自发性”，均用来指区别于传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方式。——译者注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97期，摘自2012年第8期《国外理论动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