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
中东需要真正的革命以解决结构性问题，民主转型非但无法完成该任务，反而会掩盖这些问题
2011年中东剧变实际是“阿拉伯综合征”长期积累的总爆发，而导致这些症状的“病根”是若干结构性问题。穆巴拉克、本•阿里等人的统治，不仅仅是个人独裁这么简单，冰山之下还有庞大的政治经济结构在发挥作用。
病症决定药方。阿拉伯国家要真正摆脱困境，需要对现行阶级结构和政治经济路线进行全面变革。具体地说，就是在掌权后，先改变上层建筑，再变革生产关系，最后实现生产力发展。然而，中东剧变后的政治转型并未沿着这一轨迹前行。中东剧变初期，尽管抗议民众提出旨在全面变革的“面包、自由和社会公正”口号，不仅反对独裁和政治压迫，也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秩序，但他们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指导，也没有实现国家变革的计划、组织、领袖和战略远见，更谈不上规划未来的发展蓝图。独裁者倒台给很多人造成“革命已经结束”的印象，下意识地将民主转型视为革命胜利成果的体现和延伸。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等国在政权更替后，相继选择了民主转型道路。
然而，民主转型非但无法解决阿拉伯国家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反而妨碍了真正变革的发生。第一，民主转型与生产关系变革实际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要真正改善民生，实现经济和社会地位平等，就需要强行打破现行阶级特权，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生产关系；要实行宪政民主，前提是默认现行政治经济秩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不对现行经济和阶级结构进行根本性变革。
第二，“民主化”无法实现阶级更替，因而没有抓住政治变革的症结和本质。政治的本质是政权问题，政权的关键又是哪个阶级掌权的问题。就此而言，国体问题（即政权阶级基础）才是政治生活的核心问题。民主只是遴选领导和政治运行的机制，它只解决所谓“程序合法”问题，不涉及“阶级更替”这一根本性问题。
从实践来看，中东民主转型“只开花，不结果”。突尼斯、埃及等国除了更换领导人以外，基本没有触动社会经济结构，它既没有推翻旧体系，也没有改变统治精英，打破原有制度或改变社会环境。以埃及为例，民主转型以来，该国政治经济结构基本没有改变：军队仍然占据主导地位；银行家、投资者和企业领导人、媒体老板、军事领导人和安全官员仍然在位；政府组织机构和官僚体系仍然保持；安全力量没有改变。穆兄会掌权时期，穆尔西政府倡导的仍然是自由市场的陈词滥调。
阿拉伯国家解决诸多难题更需要“强政府”，但民主化却导致政府权威弱化和政府失灵
政治制度有“集权”与“分权”两大类，选择哪种政体主要取决于国家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主要任务。西方列强在崛起过程中，几乎都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占统治地位，且不约而同地将建立“强政府”作为强国的政治保障。第二轮工业化时期的国家几乎都是在威权体制下完成现代化。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由于同时面临工业化、壮大中产阶级、国族整合等诸多难题，建立具有较强资源汲取和分配能力的强政府应是国家政体“顶层设计”的基本方向。
阿拉伯国家面临的问题远比其他发展中国家更为复杂，因而更加需要集权和强政府。二战后相当长时期，能够在中东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国家，几乎都是强人政权。据“自由之家”统计，世界上穆斯林占多数的47个国家中，有38个不是民主国家，伊斯兰世界的国家中只有l9％有民选政府，而非伊斯兰世界有77％国家有民选政府。在中东地区的22个国家中，除以色列和土耳其，其余均为威权国家或半威权国家。换言之，高度集权的政体和枭雄式人物，更适应中东复杂多变的政治土壤。
尽管2011年中东强人政权倒台表明这类政权存在弊端，但其症结在于当权者背离人民，使公权力变成为权贵捞取好处的工具，而非“集权统治”本身。因此，解决这一问题，是通过武装斗争或民众抗议等方式夺取政权后，用“革命者的专政”代替“反革命者的专政”，而不是从“集权”转向“分权”。正如一把刀非常锋利，这是其优点而非缺点，关键是“刀把子”握在谁手，因而正确的做法是抢夺“刀把子”，而不是将刀变钝。
然而，在中东政治转型中，阿拉伯抗议者简单地将问题归咎于集权本身，为消除“一言堂”和终身制等积弊，摒弃集权政体，希望用“民主”的优点来消解“独裁”的缺点。民主政治强调分权制衡、多党竞争、个人权利等，使民主制度的维系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换言之，民主转型就是将“菜刀磨钝”的过程。
实现“好民主”需要具备若干条件，生搬硬套只会导致“坏民主”
历史经验表明，民主政治良性运行需要具备若干前提条件，因而民主化是个循序渐进、不断积累条件的历史过程。缺乏实现民主的基本条件，又不肯耐心经历足够的历史和物质积淀，急于照搬和推行西式民主，最终只会导致“早熟民主”和“坏民主”。中东民主转型就属于这种情况。
一是物质条件不具备。民主政体的维系和正常运行需要大量物质资源支持，付出比集权政体大得多的交易成本。因此，只有物质条件足够充裕，才能负担民主政治的游戏。李普塞特等政治学家认为，民主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呈正相关性。多数阿拉伯国家在物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匆忙启动民主化进程只能导致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使原本薄弱的经济底子更加捉襟见肘。
二是政治制度不完备。阿拉伯国家长期实行集权统治，国内不存在成熟而强大的世俗政党，也鲜见允许公民参政议政的政治制度建设，政治制度化程度普遍较低。而在没有政治制度保障的背景下扩大民主参与，一则使新生党派多如牛毛，但均缺乏强有力的组织和影响力；二则普通民众缺乏通畅的表达渠道，转而竞相通过工人罢工、学生造反、商人罢市、平民示威、军人干政等熟悉的方式表达诉求。二者相互叠加，致使政局混乱无序，国家日趋被带到灾难边缘，民主政体本身亦面临威胁。
三是缺乏实行“好民主”的政治文化。民主政治的正常运转，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各方遵守“游戏规则”（如获胜者懂得“权力边界”，败选者愿赌服输等等）。阿拉伯国家恰恰缺乏这种政治传统。纵向看，中东自四大哈里发统治结束以来的1352年历史中，始终没有过民主政治。因此阿拉伯世界既无民主理论，也无民主传统。横向看，阿拉伯国家信奉的伊斯兰教不仅仅是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还是意识形态、法律体系和政治道路，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有人将伊斯兰力量的参政原则概括为“一人、一票、一次”。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宗教势力与世俗化力量的矛盾日趋公开化。中东政治转型的历史一再表明，民主化经常导致政治伊斯兰上台，使民主化变成伊斯兰化；要维系世俗发展道路，主要靠有违民主的威权专制。要么是“专制的世俗化”，要么是“民主的伊斯兰化”，唯独没有“世俗的民主化”。
此外，同质化（共同的国家认同、政治信仰和平等的社会结构等）也是西式民主运行的重要前提。而伊拉克、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国的国家建构普遍没有完成，国内民众的种族、教派和部落意识也远高于国家意识。在此背景下启动民主转型，势必导致政治动员沿着教派、种族界限展开，使这些国家教派矛盾凸显，分离主义抬头。
阿拉伯国家民主转型的困境表明，衡量政治制度优劣，关键是看其能否实现国强民富，而不是削足适履，将是否实现“民主化”作为标准。没有大局观的政治转型只会使国家陷入“民主化陷阱”不能自拔。言必称“民主自由”和“程序合法性”，却不顾其适用性和实际效果，实际是“言不及义，好行小惠”的腐儒之见。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95期，摘自2014年第5期《国际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