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彤*
9月16日是陈平逝世一周年，缅怀他的事迹，继承他的遗志是大家的心愿。就让我追思陈平与马来工作及第十支队（十支）的关系。日本时期我是陈平的交通员之一，日本投降后我曾任霹雳马印工作部交通和抄写员，抗英战争时，华玲会谈前调到中央机关工作，会谈后调动到十支工作，1962年中开展马来甘榜，组建马来部队的特区成立，我在特区边委工作到1969年10月，长达13年。以后的翻译工作也是和马来部队有密切关系的，所以对这方面有比较深刻的印象，当然，谈到陈平与马来工作，又不能不谈到密切相关的阿都拉·西·迪。
说明这个问题很有必要，去年 一个有关独立日课题的论坛上，一位出席者提出“马来亚共产党是不是华人政党？”的问题，我做了必要的解答。他关注这个问题，很好。因为，英殖民主义者为了维护其统治而诋毁马共，后来接过殖民者衣钵的种族主义者，又继续散播此种谬论，尽管马共具有显著的多民族机制，例如：主席是阿都拉·西·迪，拉昔·迈丁是著名的马共代表，阿布·沙马等是中委，还有马来部队第十支队，相对独立的马来组织，等等，他们还是照样进行诋毁。让我们以事实来揭穿这种诋毁，只提最主要的事实。
1930年4月30日，马来亚共产党在森美兰瓜拉比拉的乡村正式宣告成立，在胡志明的指导下，确定了马华印并重，培养马来干部，发展马来工作的方针，也曾在森美兰马来乡村有过短暂的苏维埃运动，但由于当年语言、具体条件等主客观原因，在马来人方面的工作进展不大，达不到预期的目标。然而，历史是不能分割的，马共的成立和斗争，是继承和延续。自从1511年开始，葡萄牙、荷兰、英国殖民者相继入侵以来，我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正义战争，也是继续发扬我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马共领导的抗日战争和抗英战争就是具体的体现。
在抗日战争前后时期，先是拉昔·迈丁加入马共，接着，陈平领导霹雳州时，阿都拉·西·迪牵头带动几个马来同志加入马共，开展霹雳河沿岸甘榜的抗日组织，建立民兵，等等。同时，吉打、彭亨、森美兰、马六甲、柔佛等州属，人民抗日军部队也获得马来群众的支持，一些马来先进分子积极参与抗日斗争，成为马共的干部，如彭亨的卡马鲁·扎曼，阿布·沙玛，柔佛的扎斯曼，等等。这些就是日本投降后，和平时期马来人的左翼进步组织和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基础。（阿都拉·西·迪的回忆录有谈到这些事迹。）
日本投降后初期，陈平以抗日军军委身份在美罗主持工作，有两个马来干部经过我所在的斯罗肚交通站，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穆达鲁丁·拉梭（Mokhtaruddin Lasso）和阿都拉·西·迪，是陈平推动在美罗参与抗日活动的穆达鲁丁·拉梭出来同阿都拉·西·迪、布斯达曼和布哈努丁医生等一起组织马来人政党，1945年10月17日，马来民族党*在怡保成立，穆达鲁丁·拉梭当选主席，民族党属下有烈火青年团（API）和觉醒妇女会（AWAS），等等，成为马族独立运动的先锋。
（注*：马来民族党，早期译为马来国民党。Parti Kebangsaan Melayu Malaya （PKMM）；Malay Nationalist Party），
1946年初，印尼共产党的阿里明来马来亚，为马共的马来干部开办学习班，并提议要重视马来人在斗争中的主要作用，因此，马共中央于1946年初成立中央马来工作部, 阿都拉·西·迪任书记兼任南马分局书记并领导新加坡马来工作部，（他也领导马来职工总会）；拉昔·迈丁领导北马分局，卡马鲁·扎曼领导东马分局；各州的马来党员达150人。可以说，在清除大内奸莱特之前，陈平就十分关注马来工作和马来干部的培养，安排原第五独立队干部振南领导马来工作部，注重提高马来干部的理论水平和提拔马来干部，阿都拉·西·迪和应敏钦对振南都有好评。阿里明在吉隆坡开办学习班以提高给马族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据阿都拉·西·迪说，参与课程的马来干部达十多人；接着是印尼共干部苏巴托(苏莱曼)前来，在吉隆坡、柔佛、新加坡等地开办课程。阿都拉·西·迪也在各地开办理论学习班，分发英文版的马克思主义书籍给学员，以充实学习内容，这使马来干部的理论水平得到提高，在马共中央马来工作部的领导下，马来干部对争取独立的斗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对英殖民主义者散播谣言，说什么马共是无神论者，马来民族党受马共影响，因此民族党也是无神论者，等等。马来工作部书记阿都拉·西·迪给予雄辩的驳斥：指出，“我们绝不反对宗教，而是为宗教、民族、国家的解放而斗争。并且申明：马共为人民服务，为争取马来人从压迫剥削下解放出来而斗争。他说，“我生为马来人也是伊斯兰教徒。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泛亚洲大会上，我当选为世界伊斯兰青年团结组织驻马来亚专员”。他指出：“在霹雳太平斯猛郭（Gunung Semanggol）举行的伊斯兰大会上，与会代表更深刻地阐明了全体人民团结一致，起来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争取真正民族独立的重要意义”。
在清除莱特和执行积极争取独立的路线之后，为了应对敌人将会采取的的武力镇压，和准备开展武装斗争，陈平有远见地派振南为马族干部举办全马训练营，培养马族军事干部，为将来建立马来部队准备好军事干部。（华族方面，已有充分的原抗日军干部。）
抗英战争爆发后，陈平抵达彭亨建立中央机关，即着手建立第十支队（十支），阿都拉·西·迪担任政委，并派振南带领一个中队协同十支活动，协助解决十支面对的种种困难，在十支遭到慕沙阿末的错误造成的损失和险境中，阿都拉·西·迪在华族部队的协助下重新整顿部队，十支得以继续发展壮大。
1952年5月，陈平起草了《马共中央委员会关于马、印工作的政策问题的决议》
和《马共中央政治局对马、印工作的几项具体问题的通知》两个决议。决议确定了正确的政策，还具体规定了对马族、印族干部的培养、提高、保护等具体特殊照顾，也是为将来提拔马族干部负责中央及州委会工作准备条件，数年后，阿布·沙玛等提拔为中央委员。
在马共中央作出北撤决定的同时，也决定十支主力北撤，陈平特派应敏钦为联络员，负责与各地华族部队和组织的联络，作为十支顺利北撤的保证，更显出他对马来部队的重视和远见卓识，如果没有这些决定的话，后果会是如何可想而知。这一点在华玲会谈后，陈平为了使十支和中央有直接的无线电报联系（那时只有中央和在中国的代表团有无线电报联络），派我去十支工作时，对我的谈话，使我有更深的领会，他谈话的大意是说，十支虽然只有数十人和几个重要干部，中央让这股力量撤退到边区，对革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希望我到哪里把工作做好。
马共对马族和华族工作分工的机制是完善的。陈平很重视马族干部为他们提供英文本的的和翻译为马来文的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着重在重大的原则和政策上的指导。阿都拉·西·迪则正确地掌握方针政策，完全独立自主地主持马来工作。在华玲会谈后的最困难时期，十支的部队和民运单位的士气保持稳定，没有产生思想混乱，地盘还有所发展。所以，1962年的第一党校就在十支部队开办，并在党校结业时颁布《新方针》，边区打开一个重新恢复和蓬勃发展的崭新局面。
在普吉三方和谈以及《合艾和平协议》签订的过程，陈平对十支和阿都拉·西·迪等马来领导人的重视，也是可以在有关报道中得到印证，有目共睹，这里就简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