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大马》2014年8月7日 中午12点47分
这个名字，在马华文学艺术界可以说是个隐秘的符号，这不仅跟他的身份与活动有关，他在文艺界的身份也横跨诗歌和文艺评论、电影评论、木刻版画、水彩画几个领域。换句话说，他拿钢水笔、拿画笔、拿雕刻刀，也握枪。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不同的时代氛围中，他以不同的艺术媒介在不同的地方与群众交流，身份的转换，隐隐透露了一个左翼知识分子—文化人在被放逐、流徙的无奈中的选择，但也导致这种交流方式的困难。今人谈论他的时代时，他偶尔闪现在热火朝天的抗战救亡运动里，文艺的戴隐郎等待被遗忘。
戴隐郎（普遍被称作戴英浪）于1906出生于英属马来亚雪兰莪州沙戥埠（今写作沙登），祖籍广东惠阳。曾用多个笔名，包括戴英郎、戴逸浪、戴旭峰、英浪、殷沫、马康、疾流等。他的出生地沙戥埠座落于吉隆坡郊外十余英里，是一个典型的客家聚落/新村，以惠州客籍人士为主。早年村民以割胶、采锡和务农为生。他年少时在马来亚怡保南洋美术研究所学习美术，1931年到上海中华艺术专科学校学西洋美术。
戴隐郎擅长绘画与木刻版画，1935年，自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后，他联合几位青年艺术家举行大陆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巡回北平、天津、济南、汉口、太原、上海等地，此次展览共展出木刻作品414件，戴隐郎展出的作品是《瞠目》。中国著名学者和杂文家唐弢当时参观了上海的展出后，于10月17日发表一篇文章《全国木刻联合展览会印象记》，语多勉励。
在港期间的诗作与评论
赤金的 / 天外 / 夕阳 / 把欢呼活跃的波涛 / 染上点点殷红的颜色
粉绿的 / 广漠 / 长空 / 披上火样的轻绡 / 露出欢欣熾热的微笑
葬在苍茫暮色的 / 远处 / 归舟 / 一艘一艘 / 抖擞起疲劳的瘦影 / 沉静地向着堤岸迈进
郁闷空气 / 紧压下的 / 舱中 / 爬上许多全身黝黑的人们 / 一舱一舱 / 一群一群 / 煤炭油浆污泥 / 把它们造成了铁的队伍
队中 / 突出了 / 长的（金秋） / 短的鎚/粗大的竹（木贡） / 闪烁着殷红的光辉 / 壮起炫人的行色 / CH CHE CH CHE / 旋律似的/群的步武 / 一阵一阵 / 涌动着高度的音波 / 散播到广汎的空间 / 凑成了/力的和谐 / 群的交响乐
进 进 进 / 是一致的心情 / 是集体的呼声 / 逝了 逝了 / 给黑暗之魔吞去了 / 然而当力的群 / 铁的队伍 / 重新出动的时候 / 许是阳光普惠大地的黎明
在《论象征主义诗歌》一文，他分析了象征主义诗歌的产生背景和技法之后，便对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前路提出观点与批判。他具体举出在《现代》发表诗作几位诗人，包括李金发、施蛰存、侯汝华、林英强、鸥外鸥、林庚等。对于中国象征主义诗歌的存在与前路，他的看法是这样的：象征主义诗歌是以灵境的幻象为出发点的，取材已回避现实，表现技法更主张用纯暗示，和不可思议的词句。这么一来，它底本身特征对目前的统治者是万分适合的，所以自然是应时而存在了。作为左翼诗人、艺术家，他的现实主义观点强调现实社会的针对性，并指出当前现实问题所在：必须先把握到中国目前的社会现状。中国目前的社会现状，谁都晓得是异常混乱的。农村经济的日益崩溃，都市的工商业给外来经济侵袭的影响，和自身的过量发展底双重矛盾，以是也跟着世界现状不景气起来；社会随地充满了失业群，社会的各阶层亦日益尖锐化，矛盾地对立。因此罢工运动，社会运动的谋整个变革的现象时有发生，统治者为欲维持社会安宁和自身稳健计，对于这些现象底发生，便不惜施予酷辣的政治手段去弹压、解决。
香港学者陈智德教授指出戴隐郎的诗“隐约可透见三十年代香港的都市生活”，对于后文，则指出它“因应当时中国文学界既有的讨论而发”，故认为《今日诗歌》是珍贵的香港文学史料，同时也是研究三十年代中国新诗的重要刊物。
吁美术工作者投入救亡
戴隐郎返马后寓居怡保，以绘画为生，并与友人创办南洋艺术研究社，并留下《灵感圈外》、《木、漫在南洋》、《岁首感言》（《南洋风》，1936年1月11日）、《多生一只耳朵》、《不做猪猡也不做笨象》（《南洋风.大众论坛》）《杂感十则》（《马来亚月刊》第8期）。抗日战争爆发前，移居新加坡。1937年1月，入南洋商报，编辑当时著名的副刊《狮声》，以及《南洋文艺》、《文漫界》。他此时编辑以“今日”命名的七种副刊，即《今日剧影》、《今日文化》、《今日青年》、《今日艺术》、《今日教育》、《今日妇女》、《今日学术》，每日一刊，极重视华人社会文化低落的问题。在1937年1月18日《今日文化》，他发表了《木刻、漫画、新文字》一文，再次提醒文化界对木刻与漫画的重视，以及作为大众化文字的新文字在扫除文盲的作用；《南洋周刊》24期发表《向马华美术工作者召告》，呼吁美术工作者摒弃保守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的传统，并动员组织起来，投入美术救亡。在抗战大潮当前，面对当时偏安的马华美术界，戴隐郎的召告并不难理解。
他在这段期间开始倡议和组织了后来成为抗敌后援会的重要宣传工具之一——星洲业余话剧社。该年7月，他因南洋商报改组而离开，进入业余话剧社，曾在星洲日报“现代戏剧”写稿，根据发刊号编后所言，该刊侧重于演剧理论的介绍和技术的建立。这时候，他在新加坡《电影与文化》以戴隐郎笔名发表不少的诗和诗论和一些散文。诗有长诗《六叔》、《伙伴》、《壮行曲》、《别了，未来时代的主人》，诗论有《诗人的态度和动向》、《一个轮廓》、《抬头、举目、开步走》、《论象征主义诗歌》，散文有《海洋底话》、《伟大的赞美》、《生之插曲》、《孩子的心》。1938年初，他参与《各侨贤对马华救亡统一战线的意见》的座谈会，这期间，戴隐郎在马华文艺界（文化发挥不小的影响力。根据原不二夫的记载，这时候他是马共外围组织马来亚各界抗敌后援会（抗援会）的五位常任委员之一。学界认为战前华侨抗日组织的迅速扩大，跟马共的“借用论”和“伪装论”有关。马共充分利用日本侵略中国以及它引致华侨社会对中国的同情来强化共产运动，其借用的是抗日反法西斯运动之名，“伪装”亦出于此。但原不二夫也提出了一个疑问：马共是否也通过利用救国（指中国）运动，转换为特殊民族主义色彩特别浓厚的组织。
遭驱逐后在中台留足迹
也是在这一年，戴隐郎加入马来亚共产党（其子戴铁郎透露他早在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于8月领导抗援会成为最高负责人，积极投身抗日。他也在这一年，参加了英国皇家画家学会展获银质奖章，开始展露出色的绘画天分。
1940年2月被英殖民当局逮捕，同年5月被强制遣送出境，辗转到达上海，从此开启了他在东北亚之间的流动与流寓。到上海翌年（1941年）的2月8日，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简称华中分院）在江苏盐城西北角的贫儿院旧址成立，戴隐郎加入该校任教务科副科长，兼美术系教员，这是为新四军提供美术教育的学校。他于此时转为中共党员。后来，他也以八路军的身份活动。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台湾归还中国。从1945到1949年间，除了大批接收官员和部队进驻台湾外，文化界人士如刘海栗、马思聪、田汉、欧阳予青、张正宇等均曾赴台举办画展和演出。同时，也有部分木刻家赴台。这群由大陆赴台的木刻家有黄荣灿、杨漠因（1945），朱鸣冈、荒烟、黄永玉、麦非（1946）、章西厓、王麦杆、汪刃锋、刘仑河、陈庭诗（1948）等。1947年8月，戴隐郎在朱鸣冈的引荐下赴台，他是这批美术人士当中年纪最大者。
他曾与大陆戏剧家欧阳予倩、方萤、田汉、安娥、刘厚生，木刻家朱鸣冈、汪刃锋、刘崙、章西崖、麦杆、荒煙、陈耀寰、吴忠翰、黄永玉、吴乃光、雷石榆、曹泽云等在原桦山北路北门盯一座日式平房作客或常住。当时，这个寓所是台湾和大陆作家、艺术家交流的地方，杨逵和吕赫若都曾到此作客。戴隐郎连同其他大陆来台的木刻版画家包括王麦秆、章西崖、陆志庠、黄荣灿等，曾在台召开和台画家的联谊会，极力推介木刻与漫画。他们跟台湾画家的接触也颇为频密，以他来自各籍贯杂居的南洋侨社，以及他本人的客籍身份，估计他以客语和台语（南洋称福建话）与台湾美术家和作家沟通应无障碍。按照台湾美术家谢里法的记录，他跟其他大陆左翼美术家与台湾美术界常有会面。朱鸣岗在他的的回忆中指出，1947年冬，他到淡水杨三郎家里做客，戴隐郎也在场，其他有李石樵、蓝荫鼎、黄荣灿、陆志庠等，后四人都是40年代台湾美术史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戴隐郎和儿子戴铁郎抵台后，二二八事件过了近半年，但社会环境充满了躁动与不安，大陆版刻家与画家把这个现实都表达在作品中。这些版刻家与画家在台的时间短者二三个月，长者二三年。1948年2月18日夜，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寿裳在教员宿舍遇害。旋即，台湾省政府主席兼警备总司令最高司令官陈诚于翌年5月19日宣布全台戒严。戴隐郎警觉性高，通报友侪。赴台大陆木刻家/画家除了黄荣灿、陈廷诗留下以外，其余匆匆离去，或突然失踪，戴隐郎于1948年底到了香港。他的敏锐性，跟他的左翼自觉以及颠沛流离避难的经验不无关系。
可谓乡土写实前驱之一
戴隐郎等大陆画家不告而别，给台湾美术界留下疑云，若干年后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对岸香港的报纸，这宗美术界悬案终于大白。根据记录，这些来台的木刻版画家在许多杂志和报纸的副刊上活跃了一点时间，他们的言论值得了解。初至台期间，戴隐郎在台北师范学校担任图画、手工艺课教师，戴铁郎也随父来台。戴铁郎1930年10月出生于新加坡，1940年随父亲被驱逐出境回到中国。内战末期，他随父亲到台湾，被安排到公路局工作。他近年接受访问时称，其父亲于“1947年奉组织之命到台湾工作，后遇突发情况转移到香港，参加中共华南文委领导的人间画会……”。时局紧迫时，戴隐郎无法出门。戴铁郎以孩子的身份，出面传递过许多情报。他回忆道：“我曾单独回过上海，传递有关台湾高雄沿岸的布防情报。”
如果上世纪70年代掀起的台湾乡土运动在美术上标榜乡土写实风格，可以说戴隐郎的台湾左翼美术画作是乡土写实的前驱之一。他留下的水彩画作不多，所知包括《北投山麓》、《高雄港口》、《赤崁城远眺》和《雪霁》，后者曾入选1947年第二届全省美展（也称省展），当时他以戴逸浪的名字参展，于台北市中山堂展出十天。据资料，翌年他曾应邀参加第十一届台阳美展。儿子铁郎也留下画作《高山族织女》和木刻《老百姓》。在台期间，戴隐郎留下的作品不多，都是台湾风景画，一方面是因二二八事件以后，省政府对大陆来台木刻家开始起疑，他画风景是出于掩护身份的考量，另一方面，借着游览台湾各地山水之便，考察台湾形势，或许带有特殊任务。
当然，亚热代台湾景色、人种、语言与多元社会色调，让这位南洋马来亚出生的华侨似曾相识。他对台湾的亲切与好感，应该可以理解。笔者以为，他对台湾的特别关怀，除了出于统一观，也带有一个自南洋出走、流寓者对边缘者、地方性、乡土性（相对于中心、都城）特有的理解与关怀。结合他的南洋身份，以及被殖民的成长经验，以及在东南亚和东亚之间的流徙的超地域视野，使他对地方和乡土更为钟爱，一种超越性的乡土情。
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中，戴隐郎与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的其他教师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受尽折磨。后获平反，在浙江美术学院工作，至1985年6月8日在杭州病逝。
东亚边缘左翼文人写照
戴隐郎是一个例子，其他包括50年代为了躲避英殖民政府的逮捕而潜逃到中国大陆的马阳，至于诗人铁戈，来不及逃跑即死在英军的围捕中；另一方面，当他回到了“祖国”大陆，化外归来的侨胞在老帝国的怀抱里在心灵上不得不继续流离。因此，流亡、流寓、流窜而致被放逐或自我放逐，成为东亚边缘左翼文人的宿命，从一种生存的姿势发展成一种精神符号，由外而内。相对于离散在外的中国南渡文人，他的确是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然心灵的离散方正式开始。
1940年初，戴隐郎被强制遣送出境，1948年二二八事件不久，他也在风声鹤唳局势中不知何时隐逸、潜逃离台。一如他的身份，因时而需，他是文人，也是画家/版画家，是南洋华侨，也是中国归侨，是马共，也是中共，是左派，后来也被划为右派。但对于一位南洋左翼北返文人，他们什么都是，什么都不是，隐匿即其身份，一如他在南洋时期使用过的笔名——隐郎——隐身的男子。这就是他们这一代人为“祖国”献身抗战救亡付出的最大代价，南洋左翼作家的离散，竟至如斯，不无令人唏嘘。笔者翻遍了现有的文献资料，其记录仅得一鳞半爪，也许，他早已被人忘记。
庄华兴，博特拉大学外文系中文组讲师。习惯于风云卷荡，见不惯优雅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