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林
近期，埃及、泰国和乌克兰的民主困境引发媒体热议。这三个国家分属非洲、亚洲和欧洲，地理相隔遥远，但共性特征明显：民主化没有带来繁荣稳定，反而将好端端的国家搞得鸡犬不宁。这三个国家民主转型的遭遇，折射出西式民主日趋失灵的尴尬现实。2014年以来，《经济学家》、《华盛顿邮报》等西方主流媒体开始反思西方民主弊端。看起来，西边的太阳真的要落山了。
俗话说“打铁还得自身硬”，西方民主影响力式微，说到底还是民主政体本身“不争气”造成的。
首先，所谓的选举民主日趋背离民主的本意。多党竞争和自由选举看似机会均等，最能体现民意，实则是资源、财富、势力的比拼，由此决定了所谓的民主政治在多数情况下是少数权贵的游戏。即使在民主运行较成熟的美国，依据的也是“一美元一票”的“富人民主”。美国学者最新研究认为，代表商业利益的经济精英和有组织群体，对美国政策拥有强大的独立影响力，而基于大众的利益群体和普通公民的独立影响力较小或不具有影响力。2014年4月2日，美国最高法院取消个人对候选人及政党参选活动的捐款总额限制，意味着美国民主政治开始彻底被金钱操纵。发达国家如此，发展中国家更甚。正是由于民主政治日趋背离“人民当家作主”本意，民众参政热情不断下降。近年来，发达国家出现党员人数减少、民众投票率下降等政治冷漠现象。据对49个民主国家统计，比较1980—1984年和2007—2013年两个时期，民众投票率下降10%。
其次，民主分权导致政府虚弱。所谓民主政治强调分权制衡、多党竞争、个人权利等，这些成分使民主制度的维系，从开始就是以牺牲效率和政府效能为代价的。2013年美国政府与国会因债务上限问题谈不拢，最终导致政府关门，就是机能障碍的突出体现。在民主化条件不成熟的发展中国家，这种情况更加严重。理论上说，由于面临工业化、壮大中产阶级、民族整合等更为紧迫的诸多难题，建立“强政府”才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顶层设计”的基本方向，但所谓的民主化会带来力量分散化和个人自由度增加，实际是对政治稳定的威胁和对经济发展大计的偏离。从实践来看，发展中国家推行所谓的民主，往往会导致局势动荡乃至经济衰落。2003年“民主改造”后的伊拉克，以及2011年中东剧变后的埃及、利比亚等国，一再上演“民主导致衰败”的景象。
第三，“普世民主”是个伪命题。从哲学角度看，没有脱离特殊性而单独存在的普遍性。就此而言，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政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与当地经济基础和具体国情直接相关。不考虑自身国情和实际需要，一味从抽象原则出发，照搬西方制度，在理论上是唯心主义，在实践中必然导致方枘圆凿。以中东国家为例，在伊斯兰世界，伊斯兰教不仅是社会意识形态，还是唯一实践道路。在这些国家推行民主化，必然导致伊斯兰化；而中东国家要维系世俗发展道路，又主要靠有违民主的威权专制。要么是“专制的世俗化”，要么是“民主的伊斯兰化”，惟独没有“世俗的民主化”。
西方民主制度日趋失灵，对一心想靠“输出民主”增强软实力的西方大国固然是个坏消息，但对其他国家更像个好消息——只有当它们从“民主普世价值”的迷蒙中清醒过来之后，才可能立足现实，真正探索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5月2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链接一：美媒文章：美国民主基础摇摇欲坠
布拉德•班农
党争引发信任危机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网站5月6日文章】题：美国的基础摇摇欲坠(作者班农传播研究公司总裁布拉德•班农)
当太少人信任本应代表他们的体制时，民主就无法有效发挥作用。如果笔者所言属实，那么我们所有人都遇到大麻烦了，因为只有极少数美国人相信国会在做正确的事。盖洛普上个月开展的一项民调显示，只有少数人(13%)认可国会的表现，超过五分之四的美国人(83%)不认可。
众议院议长约翰•博纳一心要把国会的支持率推到更低。上周，他设立一个专门小组调查4名美国人在利比亚班加西丧生一事。即便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已对此事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调查，即便众议院尚未对上调最低工资或移民改革等重要提案进行表决，但这位共和党领导人下决心要发动另一场党争，所以无暇处理迫在眉睫的问题。
奥巴马总统3日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谈及国会不作为。他开玩笑(笔者这么认为)说：“如果你想不干活也能领薪水，你应该像其他所有人一样竞选国会议员。”
总统和公众一样对国会的不作为感到失望。他和公众希望国会共和党人把原则放在政治前面，共和党应把国家的需要放在第一位。而共和党人之所以阻挡总统的重要提案，只不过因为这些提案来自白宫。
国会僵局的受害者之一是联邦公路信托基金。多年来，由于资金不足，该基金一直运转不畅。联邦公路信托基金负责支付高速公路、桥梁以及交通和港口系统的维护费用，其资金来源是联邦汽油税。受汽油保护措施的影响，该基金收入下滑，因此常年捉襟见肘。
联邦公路信托基金的资金将在9月份全部耗尽，除非国会采取行动。但国会山毫无动静，因为共和党人不想在基础设施上花钱。众议院共和党人竭力维护油企的利益，但他们丝毫不考虑为汽车驾驶员提供安全的高速公路和桥梁。
国会故步自封，但世界日新月异。我们的基础设施在衰败，经济实力在衰落，而我们最大的经济竞争对手中国投入数千亿美元，对交通和贸易系统进行现代化改造。
共和党总统如亚伯拉罕•林肯和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为推动19世纪末和20世纪50年代的经济繁荣作出了贡献。林肯及其共和党继任者拨款扩建州际铁路系统。艾森豪威尔是州际高速公路系统的促成者——这么多年来，州际高速公路系统为我们的经济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笔者今天甚至难以想象一名共和党人呼吁联邦政府进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
是时候把国家需要放在第一位，把党派政治放在最后了。
金钱压倒民主力量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4月27日文章】题：美国民主已亡？(作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朱利安•泽利泽)
美国民主正面临实实在在的威胁。就影响政府决策而言，金钱的力量正在压倒普通选民的力量。
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资助竞选活动的方式。当最高法院以宪法限制对竞选经费进行管制为由做出裁决，而独立组织想出影响政治家的新方法时，反对竞选经费改革的人宣称这一体系状况不错。他们主张金钱和游说一直是这个国家的政治的一部分。
他们的论点忽视了私人资金影响我们的民主体制的可怕后果。
有大量证据显示这个国家正在铺开一个不平等的运动场，许多公民的权利实际上被剥夺，即使他们仍保有珍贵的投票权，反对改革的人对此视而不见。税收制度等政策向较富裕的美国人倾斜，从而使这个国家的不平等循环趋于恶化。伊丽莎白•沃伦(民主党籍参议员——本报注)在她的新书中描述，决策者处理2008年的金融灾难时大银行拥有压倒性的影响力。
大家一直在描述金钱和游说者的影响力，这些故事激起了公众对民主进程的怀疑。金钱在政治中发挥的作用导致人们幻想破灭，挫伤了参与政治的积极性。
但影响比我们想的还要糟。在一篇将引来关注的学术文章中，政治学家马丁•吉伦斯(普林斯顿大学)和本杰明•佩奇(西北大学)发现，我们的政治进程导致比较富裕的美国人对政府颁布的种种公共政策的影响力大到不成比例。普通公民也很重要，但只在与比较富裕的美国人观点一致时重要。否则他们往往会失败。
以一个相当大的舆论数据库和一项分析20年间的1779个政策倡议的研究为依据，吉伦斯和佩奇说，半数以上美国人对政府出台的种种政策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影响力。“当半数以上的公民与经济精英和/或有组织的利益集团意见相悖时，他们通常会输。”因为我们的系统是这样运行的，富裕的利益集团有能力阻碍他们反对的变革。
在税收政策等问题上，富裕的利益集团从决策者那儿获得优待的可能性是普通公民的近15倍。
正如保罗•皮尔逊和雅各布•哈克在他们的《赢家通吃政治》一书中表明的，华盛顿企业界和金融界的组织不断强化和巩固，因而诞生了高度复杂的游说活动和竞选捐款技巧，增强了他们影响决策者的能力。
这些变化带来的最具破坏性的结果之一是，流向财力更雄厚的人的政治利益使经济不平等现象恶化。
我们应审视自己的政治体制，在这个体制中大多数美国人没有发言权，更糟的是，其结果偏向于这个国家中能花钱参与的特定人群。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5月22日《参考消息》）
链接二：美式民主成不了“救世主”
李易初
美国一直热衷于通过发表人权、反恐、宗教自由等报告，对别国政治、民主、人权等妄加指责。正人必先正己。“美式民主”号称通过“完美”制度实现政客为民发声，政府施政为民。这种政治体制在限制行政部门权力膨胀、防止政府犯方向性大错误方面也许有其优势，但最大挑战就是容易出现政治极化，两党相争、彼此推诿、相互攻讦，政府施政效率低下。比如，过去几十年里两党对财政预算的争执不下使得政府被迫“关门”的闹剧一再上演。在这场名为“制衡”的游戏中，最终被牺牲的往往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句话对西方民主政治作了精辟概括。近年来，美国司法机构对竞选募金的“松绑”更趋明显，为“寡头政治”和“金钱政治”推波助澜。《金融时报》消息，美国近年来除了名义上禁止游说者在政府中工作之外，没能挡住政治捐款潮。据报道，近来几名有望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共和党人拜访了博彩业亿万富翁谢尔登•埃德森。埃德森希望政府禁止在线赌博业务，以避免对其线下博彩帝国的冲击。他准备拿出数千万美元，支持帮助他促成此事的人。如果一个人利用他的财富能够改变某个党的候选人提名，那么他就能毁掉这个党。这种“美式民主”表面上是一人一票，骨子里却是一美元一票。更可怕的是，美国顶层1%人口占有全国可支配财富的1/3以上，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已蜕变成 “1%的民主”。
不论出身，通过努力获得成功是典型的“美国梦”，但这也许仅仅是梦想而已。现实中，家族的力量和财富的继承大概才是成功的关键因素。英国专栏作家爱德华•卢斯称，美国财富继承者的地位比旧世界几乎任何地方都更加稳固，比如常春藤大学为校友子女保留名额，编织了一张权贵世袭之网。近9次美国总统大选中，来自个别家族的成员7次留下了自己的印迹。下届大选之后，数字可能变为10次中有8次。
近年来，美国政府在全球扯起了“美式民主”大旗，从埃及、伊拉克、阿富汗到乌克兰，价值观输出、颜色革命、武装支持一起上，但这种“美式民主”却遭遇滑铁卢。埃及局势持续动荡，阿富汗和伊拉克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乌克兰紧张局势持续升级。强行植入的“美式民主”非但起不到扶危济困的作用，反而令有关国家深陷泥潭。事实证明，“美式民主”无法成为“救世主”，只有找到一条符合本国自身特点的道路并坚持走下去，才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繁荣稳定的正确方式。
（《环球视野》摘自2014年5月20日《环球时报》）
链接三：美媒：美英民主制度临近崩溃
施泰因•林根
在运转不良的政府背后，民主本身也在衰落吗？
在古代雅典，民主的崩溃只用了250年。两千多年前，古希腊人创造出一种人民自治的全新的政府形式。事实证明，这种政体十分有效。雅典的财富在增加、地位在提高，击退了波斯人的挑战，成为已知世界中首屈一指的国家，并创造了至今令人眼花缭乱的建筑、哲学和艺术瑰宝。但是当特权、腐败和劣政扎根后，光芒逐渐熄灭。
两千年以后，美国宪法才重新确立了民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政府必须获得民众的普遍支持才具有合法性，这样的设计十分巧妙。美国逐渐成长为全球领先的国家，不管是在经济、文化还是军事方面。在欧洲，民主制度战胜了专制的君主制度以及法西斯和共产党独裁统治。最近几十年来，民主广泛传播，使剩下的独裁统治成为全球政治体制中的少数派。
第二次民主试验持续了近250年。它像第一次一样成功。但是雅典的教训告诉我们，成功不会孕育成功。民主是一种必须下定决心创造的政府形式，除非得到扶植，否则就会解体。英美两国本应是民主的中坚力量，然而由于缺少领导和培育，民主制度正在这里走向解体。
仅仅政府是民主的还不够，它们必须取得成功，否则就会衰落。以英国为例，政府越来越无效。宪法学者安东尼•金曾描述英国政府在不到30年时间里从“有序”倒退到“混乱”。在新工党统治的十年里，这种观点得到了反复考验和证实。1997年，人民选出了一个新政府，新政府得到授权并决心扭转撒切尔政府带来的不平等。议会赋予了它一个民主政府可以梦想得到的所有权力，并得益于持续了十年的经济增长。但是强大的政府被恶劣的治理体系所打败。它没有实现任何目标，反而使英国比前一届政府离任时更加不平等。
接下来的中间偏右翼联盟组成的政府同样无能。它本该修补经济危机造成的损害，但却对危机的根源——垄断的金融服务部门——毫无作为，其紧缩措施保护了特权阶层而损害了穷人的利益。
与此同时，美国体制的状况变得比看上去还要糟糕。三权分立旨在通过制衡实现最终目标。但如今，权力互相牵制形成了僵局，美国没有得到它需要的良好治理。人们可以明显看出，不平等和不作为是密切相关的。宪政体系的权力被政治行动委员会、智库、媒体和游说团体等组织榨取、篡夺。
在雅典，当富人变得超级富裕，拒绝按规则行事并破坏了完善的政府体制时，民主制度崩溃了。如今的美国和英国也已经达到了这个临界点。
近一个世纪前，当资本主义民主陷入类似于目前的危机时，美国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曾警告说：“我们要么选择民主，要么让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但这两点无法并存。”民主制度能平安度过那场风暴有两个原因：单单是社会不平等还不足以破坏民主，只有当不平等和越界结合起来，民主才会毁灭。另外，当时的民主制度能够从危机中吸取教训。罗斯福的新政通过1933年的银行法，缓和了经济混战，向民众提供了新的社会保障体系。
雅典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成功让人自满。当人们、尤其是特权阶层不再关心民众时，民主就会受到忽视。全球经济危机已经过去了六年，来自民主典范国家的迹象表明，拥有特权的人们已失去了关心民众的能力，我们的制度也失去了学习的能力。危机开始于美国和英国失控的金融服务行业，但是迄今为止两国政府并未对该部门重新实行控制。经济不平等导致了政治不平等，民主政府失去了权力和能力。布兰代斯没有错，他超越了他那个时代。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648期，摘自2014年3月30日美国《华盛顿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