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如何评估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首先，对于占全球80%人口以上的后发国家来说，现代化的进程几乎都是在西方国家的枪炮下被迫卷入的。为了避免国破家亡，为了救亡图存，后发国家不得不直接从农耕、游牧或渔猎社会开始现代化进程。这与西方国家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市民社会的兴起后逐步开始的资本主义和工业化进程有着本质的区别。对于西方先发国家来说，现代化进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发展过程，而对于非西方的后发国家来说，则是一个历史的跳跃，是把工业化进程直接嫁接到原来的农耕、游牧、渔猎社会的母体之上。这种历史的跳跃与先发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有天壤之别。

其次，在近代以来的大部分时间中，全球化几乎就是殖民全球化的同义语。西方先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其实是踩在非西方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背上实现的。遮蔽了西方对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暴力掠夺和压榨，很难完整地描绘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美国著名现代哲学家约翰 柯布（John B. Cobb，Jr.）坦承，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建立在掠夺基础之上，是一种不义的现代化。显然，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都不可能再走当年西方国家的全球殖民和掠夺之路。

由于上述原因，当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现实困难：一方面，在西方先发国家的巨大冲击下，必须开启现代化之路以追赶西方，否则将被时代所淘汰；另一方面，当年西方国家得以完成现代转型的历史条件在今天并不存在，西方之路根本不可重复。由于这个时代的困难，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在哪里呢？

比较而言，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如亚洲四小龙，是幸运的。在冷战时期，它们在美国的荫庇和支持下在上世纪后半叶基本上完成或接近完成了现代转型。但是，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缺乏真正的独立性，它们并未开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现代化之路。

真正完成这个任务的是中国。从世界历史看，中国经济几十年来的持续高增长是人类社会从未有过的奇迹。尽管今天的中国社会有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离西方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但有一些基本事实是令人震撼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中国的经济总量早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将在2020年前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中国汽车的产销量已经连续5年居于世界第一；中国高速铁路运营里程突破1万公里，已占全世界高铁运营里程的45%，稳居世界高铁里程第一；在刚刚过去的2013年，中国外贸总额突破4万亿美元，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贸易国。中国居于世界第一的领域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赘述。

所以，尽管今天人们对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理解和评价，有这样或那样的分歧和争论，尽管中外学者尚未总结出系统的关于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理论体系。但是，在事实层面，中国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已是客观事实，很难有人能够否认。中国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探索和不懈努力后，已经开创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有了今日之中国，人类的现代化之路或发展模式已不再是“唯一”。西方国家的现代化之路已从人类现代化的“唯一模式”或“普世模式”，还原为原来意义上的欧美地区性发展模式，这个地区性模式跟中国模式是一种平行关系。

21世纪是多元竞争的新时代

中国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上的成功，打破了西方模式是人类发展“普世模式”的神话，全球开始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不同文明的国家根据自己的文化传承和现实条件进行社会转型探索，可以彼此竞争，而不是用一种发展道路去否定另一种发展道路，用一种模式去否定另一种模式。

但由于冷战思维和线性史观的影响，一些人尚不习惯于用一种包容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各国的不同发展道路和模式。特别是在解读中国发展模式与西方发展模式的差别问题上，人们很容易陷入一些不对称比较的陷阱。中西方的政府比较是一个最容易误导人的陷阱。

一些推崇西方政治体制的人喜欢用多党竞争、政治普选、三权分立来贬低或否定中国的政治体制，以此推导出中国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另一些人则倾向于用中国选贤任能的政治机制来对比西方的多党竞选机制，认为中国的政治机制要优于西方的政治机制。但这些人忽略了，中国与西方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社会，把二者的政治机制或政府进行比较是一种典型的不对称比较，很难有现实意义。

西方是一个经济活动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社会，政治活动只占有一个很小的角落。政府只是社会的守夜人或秩序维护者，而非国家的真正统治者；只有工商界的精英人士才是社会的真正统治者。多党竞争、政治普选、三权分立的政治机制，只在极小的社会领域发生作用，而整个社会遵循的基本法则是自由市场的竞争和优胜劣汰。与西方截然不同是，中国社会几千年都是文人集团主导，商人永远都不可能主导社会。但凡文人集团主导的社会，一定是政治高于经济，一定是工商界人士依附于文人集团，后者的现代版本是党政、知识精英集团。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知道，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中国都很难出现资本和商业精英领导的局面。

由于上述原因，中西方的政治其实基本没有可比性。西方社会的主体是资本和市场，政府不过是附庸，资本是皮，是根本；政府是毛，是附庸。毛依附于皮，政府依附于资本。而在中国，社会的主导力量是政治和政府，国家是皮，资本是毛。资本和市场的发展始终受着政府的规范和主导。所以，把中西方的政治进行比较，等于是把两种不同社会的皮与毛进行比较，这是典型的不对称比较。用西方的民主政治来指责中国的政治不民主的人有意无意地掩盖了，民主政治只是在西方社会极其有限的狭小领域中发生作用，而西方社会的基本原则是优胜劣汰的丛林原则，而非民主原则。从整体上说，西方其实并非民主社会，因为政治民主和社会民主是两个内涵和外延差异极大地概念，民主政治离民主社会还相当遥远。跳出了政治领域，从整个社会看，中国社会的民主范围可能比西方社会的民主范围更大。

另一方面，用中国的选贤任能的政治机制来比较西方的竞选机制也有严重的误导。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一套有效的官员推荐和选拔制度，隋唐以来又发展出全国统一的文官考试制度。中国这种选拔加考试的选贤任能制度，确实要大大地优于追逐选票的西方竞选制度。但是，如上所述，西方社会是一个私权力占绝对统治地位的社会，私人资本和经济精英主宰着整个社会，而政治精英，包括政府不过是资本和私权力的附庸。所以，在西方国家，是一流人才进入商界，二流人才进入学界，三流人才进入政界。如果把中国一流精英人才集中的政府跟西方由三流人才组成的政府进行比较，二者的优劣自不待言，但却是一种典型的不对称比较。如果跳出政治的框架，把中国产生最优秀人才的机制与西方最优秀人才产生的机制进行比较，中国的人才机制未必就能胜过西方，因为中国政府的官员选拔机制未必就比西方市场丛林中的优胜劣汰机制有效，在市场残酷的竞争中脱颖而出的西方资本精英未必就不比中国的官僚精英高明。

其实，从文明角度看，西方就是西方，中国就是中国，谁也无法否定谁，谁也无法取代谁。全球化也不可能把中国变成西方，也不可能把西方变成中国。21世纪是多种发展道路并存的新时代，不同发展道路之间应当是彼此学习，取长补短，而不是用一种发展模式去否定另一种发展模式。中国道路给世界带来的意义并不是要证明哪一种发展模式更优越，也不是要证明哪一种模式正在走向死亡。不同发展模式的优劣比较一定要谨慎，一定要避免赫鲁晓夫和弗兰西斯 福山轻易宣告终结历史的错误。

综上所述，中国道路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打破了西方国家在人类发展模式上的霸权地位，让以“普世”自居的西方发展模式还原为原来意义上的地方性发展模式，从而终结了断定人类社会必定万流归宗的“历史终结论”和线性史观。由于中国道路的成功，多种发展模式并存和相互竞争将是21世纪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