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勇•
受 骗 被 捕
我们就跟着那两个人，走不远，真的有2个兵从草丛走过来，那两个家伙走近那2个兵不知说些什么。然后带我们到公路，走不久，有一辆“的士”来，我们就一起上“的士”，坐在“的士”里，心里很不安，但又不便开口，总觉得不安全，大约半小时后到一个小镇，看到附近有辜卡兵，心想，这次完了。“的士”转两转到警察局了，这时，走来两个便衣华人叫我们下车跟他们走。这时我才明白原来在树胶芭碰到的两个华人是狗，此时，想飞也飞不了。
进了警察局的办公室。便问：“你们是从印尼回来吗？要给你们的家人知道吗？”我说：“我不是从印尼回来的，你放我回家。”他又说：“你的发型和身上穿的衣服就可证明你是从印尼回来的。前几天抓到一个和被打死的一个女的，她们的发型和你一模一样，看你的手和脚都有受伤的痕迹。你已在森林里走了10多天。”后来叫女警搜身，把我从印尼带回来的500马币吞掉了。
1964年9月13日我被捕了，扣上手铐，晚上睡觉和吃饭也不开手铐。当天，带我去看一个光着上身的男子，在一个小房里坐在矮凳上，地上用椰皮点火，让椰皮冒的烟来熏他。这是在吓我。又抓我去拍照，左右前后都拍。盖手印、掌印。并且要我带路进山拿我的武器，我说不认得路。办完手续载我去新山政治部。在政治部里看到很多认识的朋友，每个人被关在一个小房里。没有窗口，只有门的中间有小圆洞，这个小圆洞就是用来偷看我们在房里做什么。有一天，我被调去问话时，看到我哥哥（再生），暗探问我他是谁？我说不知道。那个暗探骂我连自己的哥哥都不认了。
那些禽兽天天都调我去问话，经常问到凌晨1、2点钟，或到半夜又被叫起来问话。还骂我如果不好好交代，就脱光衣服去游街。又威胁说要关进暗房，叫男人玩你，看你讲不讲。当时，心里会害怕，但又想回来，如果真是这样，是你们这些狗奴才卑鄙、无耻。
有一天凌晨2点叫我起来，坐进一辆黑卡车里，里面只有一个人，车门紧锁着，里面一片漆黑。心里一直担心不懂载我去什么地方。等到了目的地才知道是拉美士警察局。又再录口供。第二天又回到新山政治部。在这期间每天都被疲劳审问。一个星期一次在新山法庭过堂。当我第一次在新山法庭见到我的老祖母时，看到她老人家消瘦了许多，而且背也驼了，她含着泪光望着我，好像心中有千言万语要对我说。开始彼此间保持距离，不能讲话，此时此刻，我只有强忍着眼泪，深情的望着他老人家。过堂后，我要上黑车，我祖母在黑车附近泪汪汪的看着我上车。上车了，车门关上了，再也看不见外面。
坐 牢
在 在政治部大概住了一个多月。然后送去新山监牢扣留。在监狱里开始可以探访。第3天，有一位印度籍律师和一位翻译员来见我。我见到律师时，就跟律师讲，我不要请律师，因为我家很穷，律师费很贵，我请不起。那位翻译员问我，他是 TT拉惹律师，你有听说过吗？我点头看看律师，律师笑着对我说费用不贵，不需要担心。因此，TT拉惹律师要我的一切资料。
在监狱里不可以和其他刑事犯来往和交谈。本来我们有两个女的，她先被捕，我后被捕，牢方却把我们分开监禁，不让来往和交谈。后来通过多次要求，才允许我们两个关在一起。由于跳伞时从树跌下来严重受伤，我一直都不能蹲，我朋友每天帮我擦脚，两年后才能蹲下。
1965年X月X日，女狱卒通知我们，明天凌晨4点起身，要载我们去别的地方。第2天，凌晨5点左右，我们这批人全载走。一个小时后到了另一个监狱。听说是新加坡樟宜监狱。我们两个关在楼上一间大房。不可以和楼下犯人谈话。和隔壁房一个新加坡女政治犯扣留者也不能来往。在这个监狱，每天只放风一个小时冲凉洗衣。有一天，我们要求要看牙医，狱长不批准。我们再要求管理女监狱的一粒星（Madam），获得 批准。不过要上手铐，去到牙科医院看医生时手锁在椅子。医生看到很奇怪的问狱卒是什么案件，那狱卒跟牙医说是去印尼受训跳伞的，会拿枪的，那位牙医好像很佩服我们。
在樟宜监狱期间，祖母每个月来看我一次，有一天，祖母和朋友一起来，祖母告诉我，父亲已去世一个多月，当时他们有向当局申请我回去送殡，可是被拒绝。我听了这事忍住心中的愤怒和悲痛，恨死反动派。在祖母面前，我没掉泪，可一回到牢房时不禁痛哭起来。
在樟宜监狱住了大概10个月。Madam通知我们说下个星期要搬去别处，不知什么地方。等到要走那天也是4点钟就起来。准备好了5点去到火车站。坐了几个小时到达目的地。然后由警车载我们到监狱。我看见很多朋友也搬来这里。这里就是吉隆坡半山芭监狱。由于还没有审判，扣留期间不可以做工，天天被锁在牢房里（单人房）。没有书报，每天放风一个小时，这样下去会把我关傻。监狱长每天进女牢房巡房，我和我朋友同时向监狱长要求要做工，监狱长说还没有定案，不可以做工。我们说天天锁在牢房里很闷。还是不允许。经过多次要求，终于答应让我们两个出来车衣。不过，没有工钱。为了要出来做工消磨时间，没有工钱也做。
1966年是我最后一次上麻坡高等法院，也是印尼对抗事件的最后一宗审讯。在审讯之前，TT拉惹律师叫我不要承认去印尼，可是这次TT拉惹律师改变主意，叫我承认去印尼，控方自动取消控我拥有武器，因此，只有承认去印尼才免判死刑。审判那天，我祖母早已坐在要上楼的楼梯口，我正要上楼，见到祖母坐着，稍停了脚步，想跟祖母讲话，那女警不让讲，老人家只有眼巴巴看着我被推着走。从她的眼神里可以看出她老人家充满亲情和伤痛。我上到楼上的被告栏里，祖母随后也到了。就坐在栏杆后面的第一排椅子。这时我看周围来听审的人，也看见出卖我的被收买的那两个人，当天那个家伙是来做证人的。这两个证人的供词对我很不利，但都被TT拉惹律师所驳回。当天是我第2次审判。法官问我有去印尼吗？我点头，这一次宣判我20年徒刑。将要载我去吉隆坡半山芭监狱，因此就转身和祖母告别，祖母问我要坐（坐牢）到几时才能回家，我说很快的。您老人家要保重，我依依不舍的步上警车回营房。
当天去到半山芭监狱时在办公室等待办入狱手续，拍照作档案。拍得很严格，正面、左右面全拍，盖手印，脚底印全都要。
监狱男女分隔开来，男的由男狱卒看管，女的由女狱卒看守.我在牢里被安排在车衣房里车衣.牢里规定是坐长监的犯人头3个月是配红领衣服,做工没有工资.。3个月后衣服换青领。一天工资1角2分。16个月后换蓝领衣服。工资一天1角5分（短期或生病没有工资）所得的工资可以拿出4份之3来买日用品及饮料。
监狱里的伙食非常差，一星期吃一次猪肉（猪油半寸厚），一次牛肉，一次鱼。其他日子都是咸鱼。咸鱼很不新鲜，当一打开盖时，苍蝇马上就停在咸鱼上面。蔬菜煮到像猪食，有时还看见已煮熟了的菜虫。有时所谓的大人物来视察，因此当天的伙食就好一点菜也给多一点，饭也会装满一点。
大约在1967年左右，有泉成园，阿沙汗工潮，反对货币贬值，那时逮捕了很多左派的工人，暂时扣留在半山芭监狱。虽然是住在同一个牢房，可我们彼此间却没有机会交谈，看守得很严。只有趁狱卒不注意时找机会和他们说句话。后来大多数被释放。有一天，听说要吊死一个“马印对抗”的朋友，我们抗议反动派无理杀害自己的同胞而罢食一天。
探 监
自从我们两兄妹被捕以后，祖母一夜间老了许多。她承受了多大的打击和压力啊。回忆起在监牢的往事，让我回想起祖母打从老远的笨珍到吉隆坡半山芭来看我，她已是78岁高龄，每探我一次回到小笨珍已凌晨2点。她每次和朋友一起来看我，都是朋友扶着她走，一路上也多得朋友的照顾。但她坐在我面前，我望着白发苍苍一脸忧伤的祖母，不尽一阵心酸。探监的时间到了，祖母要回去了，我站起来目送她带着悲伤的心情，拖着疲惫的脚步走出这罪恶的牢门，望着她远去的瘦弱的背影，心想，今后可否能有机会再见？
果然，那次以后，祖母一年多没来探我。心里很不平静。每当朋友的妈妈来探她们的儿女时，我有机会见到她们都会问起祖母的情况。她们说祖母身体不大好，身体很弱。听了后，我那颗悬着的心很沉很沉。
大约1969年，朋友的妈妈来探望时说我祖母4个月前去世了。这是我极不想听到的坏消息。这消息让我极度的悲伤和难过。当我静静的听朋友的妈妈诉说后，强忍心中的悲痛。回到牢房，心想着，当祖母最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在身边好好照顾她。我对不住祖母的养育之恩。想着想着……忍不住心中的悲痛而放声大哭。里面的狱卒听见我哭得如此悲伤，问我朋友：“Lew(刘)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我的朋友告诉她原由。“哦，难怪哭得这么伤心！”（她感到惊讶，因为我坐牢期间从没掉过泪。）
1969年5月13日在牢里听见传来隐隐约约呼喊声，不知外面街上发生了什么事。猜测是发生暴乱。第2天管理车衣房的狱卒告诉我们说是发生种族冲突，听说华人和印度人死最多。她说：“如果监牢真的发生暴乱的话，你们必须想办法逃出监狱.”。当时她（李碧娇）从衣袋拿出40元放在装线的纸盒里压着，并说：“这是我偷偷放在这里给你们的车费。不许让任何人知道。”她给我们的印象是善良、有同情心的。
在半山芭监狱除了我还有2个被驱逐出境的朋友，一个从扣留营调来的。这段期间曾经有路线斗争.。“反右支联”，右倾机会主义，这场小风波造成路线分歧，所谓路线斗争，就是左派内部矛盾。这是敌人最喜欢看到的。我没有参与这场斗争，因为我和外界长时间隔离，不清楚左派内部情况。有位“反右支联”的朋友要我表态。当时我告诉她：“不了解你们内部的情况，保留态度。”她却非要我表态不可。我想了想，告诉她：“我跟共产党走！”
虽然是场小风波，却让我认识到阶级斗争的尖锐和复杂。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考验。
（下期继续）
取自：21联谊会出版的《会讯》第3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