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8日晚间，2019年澳大利亚联邦议会选举尘埃落定，此前民调遥遥领先的工党意外落败。执政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获得绝对优势，澳大利亚现任总理、自由党领袖斯科特·莫里森将连任当选第31任澳大利亚联邦总理。
“政变之都”的沉疴痼疾
澳大利亚最大的两个政党是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和工党。自由党-国家党联盟相对保守，而工党发源于工会运动，偏向左翼。
2013年，托尼·阿伯特率领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击败陆克文领导的工党，组成政府。然而2015年，执政联盟连续30次民调落后，阿伯特受到特恩布尔的党内挑战并落败，颓然下台。
2016年，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再次赢得大选，特恩布尔连任总理。但是，2018年，特恩布尔又受到党内对手，国土事务部长彼得·达顿的挑战，结果国库部长莫里森渔翁得利，继任总理。
在短短6年中，同一个执政党发生了3次内讧，频频造成领导人任期未满就被非正常更换的现象，这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由此被国际媒体谑称为“政变之都”。
“旋转门式”政治的结果就是政局缺乏稳定，内阁反复改组，大政方针因此缺乏持续性和一致性。党争不已、内斗不止，民众普遍感到失望和不满。
自由党-国家党联盟何以反败为胜？
在大选之前的民调中，自由党-国家党联盟一直落后于对手工党，选举形势惨淡。前外交部长毕晓普提出辞职，她的选区态势因此岌岌可危。其他多名自由党议员，包括内阁部长也提出辞职，国防部长派恩表示将在大选后退休。一时间，产生一种树倒猢狲散，人们纷纷弃船的局面。
而工党则奋发向上，发动起强大的竞选攻势。工党认为，在自由党-国家党联盟连出昏招的形势下，工党必须力主改革，给民众以焕然一新的形象。工党的竞选策略就围绕“变局”作为主题。工党领袖比尔·肖顿接连推出税制改革、红利抵免、气候变化等变革措施，工党在民调中连续一路领先，似乎胜利已经触手可及。
然而，自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右翼保守思潮席卷不少西方国家，民心普遍不思改革。澳大利亚有着传统、深厚的保守主义土壤。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前领袖霍华德从1996年到2007年连任四届总理。而自由党创始人孟席斯更是曾经连续18年半担任总理。在追求稳定性、持续性的背景下，澳大利亚民众对于工党较为激进的改革并不热衷。
值得一提的是，除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和工党之外，澳大利亚还有包括绿党、单一民族党在内的众多小党，它们被称作“造王者”，在澳大利亚政坛具有不可小视的影响力。比如，单一民族党和联合澳大利亚党等右翼小党不断营造对工党新政举措的恐慌心态，如声称工党如果上台，将大举开放让难民入境入籍等。这些敏感话题对选民的投票决定产生了明显影响。在单一民族党和联合澳大利亚党的大本营昆士兰州，两党极右保守的政治立场收到了明显效果，最终工党在该州以4.4%的弱势遭遇惨败。可以说，昆士兰州的选情一锤定音地决定了工党的败局。
反观莫里森领导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则主打经济牌。莫里森巧妙利用了民众对不断变更的政局的厌倦心理，力主稳定第一，同时强调现政府在经济上的经验和成就。澳大利亚已经连续30年保持经济增长，上个财政年度预算甚至出现了多年未见的结余，失业率也呈下降趋势。这一切对于期待稳定、关注民生的选民来说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莫里森能带领中澳关系向好发展吗？
对于少数族裔社群，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和工党均十分重视。竞选期间，自由党和工党的领袖、议员频频来到华人较多的选区拜票助选。莫里森、肖顿以及两党的一些主要议员开通了微信账户和公众号，通过微信群解释本党政策，与华裔选民进行互动拉票，争夺华人票仓。
值得注意的是，在维多利亚州的联邦选区齐泽姆，双方候选人均为华人，分别是工党的杨千慧和自由党的廖婵娥。最后杨千慧获胜，成为进入联邦议会的华人议员。至此，联邦议会中的华裔议员达到了3名。
在从2013年执政迄今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政府下，尤其是从2017年起，澳大利亚一些持冷战心态的媒体记者、智库学者和政界人士对中国进行无端攻击，渲染“中国威胁论”，中澳关系因此持续进入低谷。
然而近几个月来，澳大利亚政府已多次释放信号，表示将采取新举措，以期改善澳中双边关系。中国和澳大利亚是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也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澳两国构建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有利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对于莫里森领导的新一届澳大利亚政府，将会对现行政策进行怎样的调整，如何对对华政策重校航向，推动中澳关系驶上新程，人们将拭目以待。
（作者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