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文献馆》01/12/18
作者/来源：新加坡文献馆（17-7-2015）
回顾南大历史，其中一个官方提出的所谓商人办学无方论，是大学历史中最为荒诞可笑的一事件。一个教育部长竟然可以拿如此毫无根据，兼且经不起普通常识检验的理由来说事，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立在当下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商人办学不仅普遍存在，更是进入了商人教学的时代，即商人现身说法在大学上课，直接传授解决实际问题的技巧与实践经验。
这件史实除了反映出南大让人鱼肉，逆来顺受的悲惨现实，也体现了当年政府官僚的傲慢与强词夺理，再现了英国殖民政府对待人民的高人一等，自以为是心态。
商人办学无方论，是在1959年首先由白里斯葛报告书提出。报告书批评南洋大学的设备不足，校政不上轨道，是由于大学理事会领导无方，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商人没有办理大学的经验，所以要办好一所大学必须是由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主持。
1960年2月10日，教育部长杨玉麟就魏雅聆报告书，对南大提出多项批评，谈话中强化了商人办学无方论。
部长说：南大的行政是从许多当地华校的管理制度中承袭下若干特点。… 董事会，它不但有权委任及辞退教职员，且有权处理学校的教育政策。… 这些成了董事会委员的创办人，却面对着许多有关一间大学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并不是他们的商业和贸易的经验所能提供答案的。… 由一般对高级教育问题毫无经验的商人来操纵南大所能产生的危险…。 南大在成立后的四年来，受了许多打击，可是没有一个打击比缺少专家的计划和咨询更严重。一群精明的商人很热情地开办了这所大学，可是一所大学是一个求学和研究的机构，而不是一个用来做生意的场所。能使生意成功的方法，不一定适合用来管理一间学府。在一间大学里，一般政策跟学术政策之间必须有一条明显的分界线，而后者必须掌握有学术售货员的手中。在南洋大学里，我们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是那位对大学行政毫不熟悉的秘书长，竟置身在所有的学术委员会里面，而且还是毕业考试委员会的三名委员之一。 ’
从讲话内容来看，带有先入为主立场的杨玉麟，并不掌握对事情实质性的理性了解，以致讲话不伦不类，似是而非，近乎不知所云。
其实，部长只要看看自己的资历，就应清楚了解对理事会的批评是没有根据的胡说。理由很简单，杨玉麟从政前是一家华资保险公司的经理，对高级教育问题也是毫无经验。如此不相干的履历又何以有资格，当上了掌管教育的政府部长？
根本上，南大创办人创办南洋大学的目的就不是要做生意，而是要解决华人子弟求学无门的社会问题，而那原本是政府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事实上，办南大是一个自掏腰包做赔钱事业的社会公益。可见，杨玉麟并不掌握这一个社会现实。
其次，杨玉麟缺乏必要的认知，去理解到能够赚大钱的生意方法，就是能够解决办学问题的好方法。理事会应用成功的实践经验去解决办学问题，那又何罪之有？正确的处理，是鼓励而不是反对商人办学。看来，这是一个智慧层次的问题。
一理通百理明。办企业与办大学用的是同一的道理与原则，所以能够办好大企业的南大创办人，应该也同样能够办好一所大学。
举些例子加以说明，商人投资音乐学院，或者，医院，都不需具备音乐或者医药的经验与资历。原由是，商人的工作只是落实筹备与兴建实体的工作，其他的教学与医疗都是由专业人士所提供。这是一个商业社会的基本经济分工。
历史上，南大之后的义安学院和新加坡管理大学也都是商人办学的模式；即由商人处理创校的工作。这说明了政府也拒绝了商人办学无方论的观点。
商人办学无方论已经破产。然而，却依然还被不知究竟的博士论文当成真理，用来评议南大创办人陈六使。这篇博士论文的学术水平，不言而喻。
杨玉麟的讲话除了经不起普通常识检验的一关，其内容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创校与教学是两码事，不能左右不分，混为一谈。草创之际，大学理事会的主要工作是筹集建校基金，建设校舍，采购设备与落实机构体制的运行制度。这些都是属于行政性质的工作，和高级教育问题经验的多寡没有必然关系。教育经验并非必需与先决条件。
事实上，南大创办人之所以成为理事会成员是职责所在，根基于现实的需求，以确保大学能够按计划运行。历史上，理事会十分明白，大学校政上很有必要由教育学者全权处理，所以在大学成立之初，就已经四处物色适当的杰出教育学者出任大学校长以领导南洋大学的发展。候选人诸如，胡适，梅贻琦，林可胜等，都是当年格局下的最佳选择，充分展现了理事会对处理大学教学工作的理性。
部长讲话中提及的南大在成立后的四年来，受了许多打击一事，也正好可以用来证实，大学必须由学有专长的学者主持的主张是不正确的。历史上，给南大添乱的人就是林语堂，所谓的著名学者，此人不仅仅对南大毫无贡献，反而干了乞丐兜里抢钱的缺德事。
有必要提起的另一史实是：政府强制执行了魏雅聆报告书的建议，即由评议会、教授会、政府与毕业业生同学会，各选出同等数目的代表共12人来参与南大理事会。结果是，12名理事成员中包括毕业生协会代表，要不是商人就是其他非教育界人士。唯一有教书资历的是教授会代表。但是，教书经验不等同办理大学经验，林语堂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失败例子。重要的是，政府对新理事成员的委任，除展示了言行不一之外，更是自我否定了商人办学无方论。
商人办学无方论是一个完全站不住脚的观点。任何人只要对南洋华人社会现实略有认识，就必然会知道如果没有商人办学的事实，整个南洋就不会有华人教育的存在。新加坡华人教育体系，正是商人成功办学的百年历史事实。
南大历史上，1960年3月10日，李明仕《南大改革问题关键在那里?》对商人办学无方，大学必须由专家学者主持的指责给予有力回应。
李明仕明确指出的历史事实是：马来亚的华文教育，事实上整个地是在不懂教育者的干顶中生存下来、成长起来的。这些人对教育的干预史就是马来亚华文教育的发展史。南洋大学的发展史，也正与整个华文教育的发展史一致的。
诚如李明仕所言，南洋的华人教育建设，都是华商与华社做出的无私贡献。
教育部长讲话中对南大秘书长潘国渠做了极大的羞辱。那是很不厚道的言辞。为了政治利益而放弃道德底线，既不明智，更是自取其辱。
同一篇研究南大历史的博士论文，也在讥笑潘国渠只有中学程度。博士论文使用这种不专业的失格言辞，不也是自取其辱？
文凭资历高低不等同智慧品德高低。现实中，中学生可以是高品德高智慧，博士生可以是无品德无智慧。
年轻的潘国渠是陈嘉庚南洋华侨筹赈会的秘书。潘国渠一度从商，有成功的营商经历。1955年，接手林语堂留下的烂摊子，出任大学秘书长，保驾护航南大，度过重重危机赶上规划进度及时开课。1959年，政治压力下离开南大。潘国渠是成就南洋大学的大功臣。
晚年的潘国渠改名潘受，重获被剥夺的公民权。基于卓越书法艺术，多次获得国际与国内文化奖状，包括新加坡政府文化奖章，亚细安文化奖。1998年，基于官方的政治考量，获南洋理工大学颁名誉文学博士。
历史会如何看待这一段商人办学无方论的事迹？
华商的智慧，胆量，前瞻，先驱精神，造就了南洋的华人文化教育体系。创办南洋大学的华人资金，是南洋树胶经济创造出来的财富积累。树胶期货交易是大风大浪的风险投资经济。毫无疑问，成功的树胶商人必定是最杰出的商人。
智胆双全的成功商人，何以会办不好一所大学？
所以说，商人办学无方论是官方给予南洋大学的另一个莫须有，用来摧毁华商与华社群策群力，共同创办华人大学的意志与士气。当然，这也是官方不择手段，打击南洋大学的又一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