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贸易摩擦背景下，进博会体现了怎样的中国大战略

2018年11月5日至10日，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在中美贸易摩擦如火如荼的时刻，中国举办这样一场博览会，自然引起了全球瞩目。

自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高喊所谓“美国优先”的口号，打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对包括欧洲、俄罗斯、日本、加拿大等几乎所有重要的贸易伙伴，都开始不同程度的加征关税，或者以加征关税为威胁捞取更好的贸易条件——总之就是想要尽可能的保护美国国内市场，限制外国产品进口，同时却又指责其贸易伙伴对美国企业和美国产品不够友好、不够开放。这种蛮不讲理、简单粗暴的保护主义方式，震撼了全世界。在这场“特朗普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潮中，中国被认为是头号敌人，也是本次贸易摩擦的主要打击对象。

中国方面对这种粗暴无礼的举动坚决予以反制。同时又宣布了一系列扩大对外开放、降低外资进入门槛和降低关税的举措，比如取消银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等，取消汽车业外资股比限制、放宽农业和能源资源领域准入，设立海南自由贸易区等一系列政策。

这次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和以上这些扩大开放的举措在战略上是一脉相承的，都可以视之为反制美国对华贸易战的一种策略。就是毛主席的一句话，“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以进一步扩大开放来争取更多的合作伙伴和国际支持。

不管是降低投资门槛、降低关税，还是举办进口博览会，这些决策的最初酝酿和成形其实都是在特朗普正式对华发出贸易摩擦威胁之前，只是其正式执行的时间正好位于贸易摩擦爆发之后而已。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是2017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上宣布的，比特朗普第一次对华发出加收关税的威胁早了近一年时间。这些反制的配套措施能够在贸易摩擦爆发后及时出台，充分说明中国方面对这场贸易摩擦早就是未雨绸缪，有所准备的。也说明中国在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深度融入国际投资与贸易体系方面的战略是一个长期的既定战略，不以美国方面挑起贸易战的时机选择和激烈程度的波动为转移。

当前，美国和中国，一个不断加深自己的孤立程度，一个不断扩大自己的开放程度，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战略眼光和战略思维方式。前者就是立足于自己是世界老大，可以为所欲为的思维——美国曾经是全球化的最有力推动者，也是全球化最重要的受益者。
它可以把中低端产业转移到全世界，自己始终占据产业链中利润最丰厚的环节。中低端产业产生的利润让发展中国家有了钱，具备了一定的购买力，从而形成规模庞大的全球化大市场，美国则为这些中低端产业提供包括金融服务、核心芯片、高精度组件、先进材料、软件、咨询服务、精英人才教育等高端环节支持，这些支持的收费很高，将丰厚的利润带回美国，为美国高端产业的研发和高端人才的培养提供血液，促进了美国经济的数十年繁荣。

当这种对美国极其有利、同时也还相对比较公平的方式不能满足美国精英阶层的财富欲望的时候，美国就会利用其美元霸权优势，通过制造各种金融陷阱甚至金融危机的方式来赤裸裸的掠夺发展中国家从中低端产业中辛辛苦苦赚取的财富。对那些敢于挑战这套统治模式的国家或势力，就采取经济制裁甚至武装入侵的方式予以打击。

“产业利润—金融掠夺—武装干涉”形成了美国从全世界吸取财富的完整链条。在这个过程当中，全球化的大部分好处被美国拿走了。但全球化总体来说还是推动了人类进步——贸易分工和技术进步创造出来的新财富还是有一部分溢出到了整个贸易体系当中。发展中国家在美国技术和美国资金的支持下，也可以从产业链的中低端环节得到一些好处，改善国家经济状况和国民收入水平。

总的来说，这是一套不公平、但是各个方面都能得到好处、都愿意维持下去的一套体系。

不过，这套体系也不是所有人都受益的。其中有个很重要的群体——美国的中下层人民得到的好处就非常有限。美国高端产业和金融军工产业带来的巨额利润几乎完全被精英阶层拿走了，他们只从其中拿出一小部分来作为国家福利开支，让美国的中下层人民可以享受到比发展中国家人民更好的福利待遇。不过这套福利体系慢慢地开始维持不下去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福利体系大大拉高了美国的劳动力成本。发展中国家的人民享受不到这样的福利，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来赚钱，或者以牺牲环境和有限的自然资源来换钱——这才促进了美国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往美国以外的地区转移。这个过程不可避免的导致美国大量的产业工人失业，大量的中低端制造业企业破产、倒闭。在全球化浪潮当中，美国的很大一部分中下层人民实际上成了利益的受损者。

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并不需要拿整个世界格局动刀，只需要美国在它自身内部对利益分配机制进行适当的调整就可以了——对从全球化中得到大量好处的精英阶层特别是金融财富阶层征收更多的税收，用于全面提升国内的公立基础教育水平、医疗保障水平、住房保障水平、治安水平和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水平等等，让它的中下层老百姓可以享受更好的社会治安、基础教育和医疗住房保障。这样，人民的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力素质才能够持续提升，为它的中高端产业提供源源不断的高素质劳动力，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基层的治安、教育等问题面临着财政资金严重匮乏的局面，枪支和毒品严重泛滥成灾，青少年无法享受更多的基础教育，吸毒、犯罪、滥交等行为十分普遍，只有少量的财富阶层才能够将子女送入高质量、高收费的私立学校就读，接受严格的精英教育。

阶层长期固化让上层阶级变得更加无耻，让中下层阶级变得日益堕落，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它的中低端制造业，就算是一些技术含量很高的中高端制造业，在美国国内也很难立足。美国的雇主会发现，在国内要想招聘一个不吸毒、没有暴力犯罪记录的年轻劳动力都变得极为困难。上层精英们也越来越讨厌需要艰苦研发攻关的高技术行业，而越来越醉心于投入可以依赖人脉资源和财富优势就可以大发横财的金融投资领域。只是由于大量来自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的高智商、高学历人才的涌入，才填补了美国高科技行业的巨大的人才缺口。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出，受益最大的是美国本土的白人精英阶层，他们是金融大佬和高科技产业的老板或管理层；受益第二位的是来自亚洲地区的高智力高学历人才，他们依靠自己的天赋和后天的艰苦努力，获得了以辛苦工作换来高薪收入的权利，在很大程度上支撑起了美国高新科技在全球的竞争力；受益第三位的是像中国这种治理良好的发展中国家，他们依靠劳动力的价格和素质优势，承接了来自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如果这些国家能够有幸躲过金融危机或武力干涉的破坏掠夺，保住其产业利润，它们的国内经济发展水平和国民收入水平也能得到较大幅度的提高。

而利益受损的阶层则是在产业转移过程中失业的美国中下层人民——此外，还有数量更多的发展中国家普通老百姓。这些国家因为治理不善或者国力弱小等原因，其出卖自然资源、农产品和低端工业品所赚取的微薄利润，也只能在美国人的金融武器和航空母舰面前被掠夺殆尽。这部分人数量很多，但是他们的声音是微不足道的，也无力反抗。

只有美国内部的中下层才能够利用其国内民主机制赋予的权利，也就是通过选票来进行反抗。但这部分人受教育程度很低，有相当一部分也早已被毒品和犯罪扭曲了其基本的理性认知能力。他们的信息来源被精英媒体所控制，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更是被洗脑的相当彻底。因此，他们不太可能认识到其苦难的真正来源，只能被一些简单粗暴的、情绪化的、非理性的言论所煽动，进行盲目的反抗。像特朗普这样一个依靠破产和逃税发家的地产大亨、言辞粗鲁而又劣迹斑斑的脱口秀主持人，才能够通过诸如在墨西哥修边境墙、煽动种族仇恨等简单化情绪化的口号当选总统。

特朗普自己就是美国白人财富精英中的一员，他的家族也都是寄生于美国这个对外掠夺、对内剥削的统治体系之中的。他几乎不大可能牺牲自己和家族的利益来打破美国国内的阶层利益分配格局，让财富精英们为中下层人民的利益而“割肉”。尽管在历史上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出现过那些背叛本阶级利益的伟大人物，但是从特朗普上台这接近两年的时间来看，他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智慧和道德勇气。他的选择很明确，就是通过进一步的强化对外攫取全球化利益的方式，来为支持他的中下层选民争取好处。这种方式其实就是要把全球化带给美国之外的其他地区的好处进一步压榨殆尽。原来的体系是有了好处美国吃大头、其他国家吃小头，现在就要搞成美国人通吃、其他国家全给我当“杨白劳”。“美国优先”的本质就是“美国通吃”。中国是这一轮全球化中获益仅次于美国的国家，因此首当其冲的成为了特朗普上台以后剪羊毛的主攻方向。

上面这些分析跟另外一种基于“大国崛起”的战略思路有所不同——这种思路认为美国贸易战的本质是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也就是传说中的只要GDP达到了美国的60%或70%以上，就会被美国视为其霸权的主要威胁而坚决予以打击。甚至有人更夸张地认为，国内这几年网络上流行的国家民族自豪感的宣传文章就是引起美国警觉、加强遏制中国的重要导火索。这样的说法显然过于夸大其词。

遏制中国、敌视社会主义运动确实是美国精英阶层的长期思维定式，但我们也要看到，实事求是地讲，特朗普和在背后支持他上台的政治力量、阶层势力，本质上并不具备制定完整的长远国家战略的雄心和能力，他们的政治诉求就是加强对外压榨以满足国内需求。所谓“遏制中国崛起”或者把中国作为头号战略对手，只是这股低素质、非理性的政治势力与传统精英阶层寻求结盟的一种手段，或者说是政治谋略。

精英阶层未必在意要让制造业回流美国、创造什么就业，但他们愿意参与到遏制中国崛起的政治行动中来；反之，中下层人民并不在意美国和中国谁是世界老大，也不理解啥叫“中国制造2025”，他们只是觉得有外国人抢走了他们的就业机会，所以他们反对各种合法的或非法的外国移民、支持对所有在贸易上“占了美国便宜”的国家或地区进行打击。

特朗普本人，本质上是在按照后者的思维模式在想问题，所以他才会在贸易摩擦的一开始，就几乎向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宣战”，连传统的铁杆盟友英、法、德、日本、加拿大都不能幸免。美国对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的钢铝产品开征关税，拒绝对日本关税豁免，而且除了贸易以外，特朗普还想尽一切其他方法从“外国人”手里要钱，比如想要削减北约军费中美国承担的比重、拒缴联合国会费、想要让韩国人承担萨德的成本以及各种“退群”等等。这些东西如果仅仅从遏制中国的角度思考，都是不可思议的。

美国国内这种阶层利益的冲突以及他们在对外战略方面诉求的错位，是美国发动对华贸易战的一个重大的战略薄弱环节。所以我之前在讨论贸易战的一篇文章中就说过，如果中美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那么这场冲突的美方领袖是特朗普则是中国最大的幸运，或者说特朗普是中美战略冲突中我们所能想到的最佳对手。这个对手以及他背后的政治势力本质上是低素质的、缺乏远见的和非理性的，他看上去很可怕，气势汹汹、无所畏惧，但在战略举措上则必然漏洞百出。

这个战略最大的漏洞有两个，一个是在国际上得罪的人太多，而且会严重破坏美国的国际信用，让它彻底丧失了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优势地位。第二就是无法真正整合其国内政治势力，在短期各方或许还可以团结对外，但要想长期保持团结一致则几乎不可能。

中国要想在这场贸易战中取得主动，当然要努力地利用好这两个漏洞。针对它的第一个漏洞，就是要反其道而行之——美国搞贸易保护，我们搞进一步深化对外开放，在国际国内都全面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美国破坏国际规则，不讲条约义务，我们就维护国际条约和国际组织，提高国际信用。

总之，就要抓住机会，把以前国际上的那种非西方意识形态的东方大国形象转变为维护估计自由贸易的新旗手形象，不仅要团结亚非拉的老朋友，还要团结英国、欧盟、日本、加拿大、墨西哥等美国人以前的老朋友。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就是这种战略举措的一系列组合拳之一，它展示了中国继续对全球开放国内市场和推动自由贸易的诚意与决心。贸易战前后的一系列决策表明，中国的国家战略是稳定、政策选择是连贯的，政治决策是充分理性和可预期的。简单来说就是两个字：靠谱。跟中国做生意靠谱，跟美国做生意不靠谱，正在日益成为全球共识。

针对他的第二个漏洞，中国对美国的主动进攻则是采取的是“有限反制”的应对策略。一方面是坚决回击，守住底线：想要通过贸易战来迫使我们放弃战略性产业的核心技术研发和攻关，放弃以公有制为主、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绝对做不到的，也是没有任何谈判余地的。对于其单方面加征关税的行为也同样以关税手段加以还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