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非洲走出失败民主和政治暴力的双重困局

《战争、枪炮与选票》是牛津大学非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世界银行前发展研究组主任保罗·科利尔2010年的一部作品。这本书最近由南京大学出版社、知名的图书品牌“理想国”（北京贝贝特）引进到国内出版，著名政治学者刘瑜为此撰写了导读。

这本书指出了国际政治领域的一个严重的问题，也是民主理论常常遭遇解释危机的突出问题，那就是为什么20世纪80年代之后，非洲的很多国家，在美国、欧盟以及美欧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组织的压力下，进行了民主化改革，举行了全民选举，在终结强人专制的同时，却带来了持续的混乱，甚至引发内战、屠杀——为什么民主会带来，民主的呼吁者所没有意识到的或者说原本认为不重要而后却尴尬面对的结果？

相关联的问题还包括，上述的一些国家，在混乱、内战中令人惊奇的继续着全民选举，就像是21世纪初成为美国占领国的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样，恐怖主义袭击和族群冲突也没能阻断民主的热情；可是，民主为什么不能帮助这些国家以及其人民，结束纷乱？而且，这些国家普遍的出现了科利尔所称的虚假民主、“粉饰民主”等现象，其间又会穿插军人干预政治的事件。“枪炮、战争和政变”成为上述国家政治生活的最重要关键词，毁掉了过去处于专制统治时期的几乎所有建设成果，这能认为是民主的代价，甚至能够因此定论民主是一种错误吗？

科利尔认为，民主价值观没有错，政府不应该凌驾于国民之上。但他承认，过去以来，西方国家的政界、学界和国际组织，都普遍忽略了民主建设的时间，忽略了建立民主制度有效运转所需要具备的基础条件，更忽略了在缺乏一致性的国民认同前提下，民主的运转只会加剧纷乱。

这本书引向了一个注定困难的使命，一方面要捍卫民主价值观，仍然希望找到推行民主制度的可行时空，另一方面终结因推行民主而带来巨大混乱的有关国家面临的暴力。

民主为什么会崩坏？

《战争、枪炮与选票》第一部分开始就提出，“在美国和欧洲的施压之下，（非洲穷国）选举制度得以大力推行”，但这其实，只推行了差额选举，连“舞弊必受惩治”也没有得到有效落实。所以，这样的民主（选举），其实就不可避免的成为了“疯狂民主”：在位者会想尽一切办法，包括暴力以及其他非暴力强制形式，来达成舞弊的目的；而挑战者则会引入包括外国资金在内的一切合法和不合法支持，来达成类似的舞弊——谁失败了，都不会自然而然的接受结果。

科利尔认为，之所以民主能够降低政治暴力发生概率，原因在于，政府问责制的推行，而且执政本身需要具备合法性。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深入推行问责制，是一切体制转轨、制度改革的必要前提。而执政合法性在民主国家，体现为选举——当然，这方面的法则也未必总是生效。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败选的希拉里及其所属的美国民主党，甚至美国共和党的建制派根本没有信服前者的执政合法性，虽然还不至于动用暴力手段来予以倾覆，但已经非常明显的采用了抵制，甚至效仿科利尔这本书里所描述的非洲穷国民主转型时期反对派所采用的煽动手段。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造成的美国社会纷乱，以及近年来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出现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都表明，《战争、枪炮与选票》这本书中提出的（也是民主理论其他很多读本所共同宣称的）“国家越富有，社会就越稳定”、“民主国家越富越安稳，专制国家越富越动荡”等观点，存在缺陷。但这本书所指出的贫穷所影响民主制度的建立和运转，继而成为政治暴力的诱因，却是成立的。

书中也深入讨论了族群政治绑架民主政治的现象。这类现象仍然突出发生在非洲大陆上。这些国家往往有着两个、三个人口数量、经济实力、暴力动员相匹敌的主体民族，所以无论实行哪种政治体制，都很可能出现主体民族之间的激烈矛盾。选民会按照族裔身份来站队，任何能够从大选中获得相对多数而胜选的领导人、政党，都面临执政的合法性不足难题。

当然，《战争、枪炮与选票》这本书有意忽略了非洲许多国家上述那种民族结构形成的历史原因：这些国家的版图划定和人口分布，说到底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欧洲殖民统治、势力划分的结果，使得殖民地政治运作缺乏前提条件：自古以来的政治发展和演化成例，特别是政治妥协和协作的成功案例，各主体民族之间经由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挑唆，已经在政治、经济和重大资源分配等方面存在矛盾。可以说，二战后新兴独立的那些非洲新兴国家，其实不管选择怎样的体制，都必须要用很长的时间去消化殖民者预设的致命矛盾。而法国、意大利、英国等老牌殖民国家以及二战后发挥着世界霸主作用的美国，对于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的支持，常常是间断化的，或者仍然本着扶持一派、压制另一派的立场，这使得非洲国家的民族和解几乎被无限期的拖延。

有意思的是，书作者在探讨“疯狂民主”的现象和成因时，仍然只聚焦于独裁者与少数派的矛盾、愚民统治、贿选等浅层次的矛盾。在论述族群政治对民主政治产生绑架效应的影响后，书作者还试图引申说明，种族多样、多元的社会应当利用自身优势，大力发展私有部门——但反过来，在非洲国家，所谓的私有部门很容易成为政治强人攫取国家利益的工具。

暴力为何难以消弭？

世界著名实验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和科普作家，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史蒂芬·平克的跨界代表作品《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书中指出，近代以来特别是20世纪后期以来，世界上的暴力变得越来越少。虽然今天的人们会觉得，自己所在的城市很不安全，但这其实多少与大众媒体的发达有关。发生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暴力事件都能快速传递给我们，而在过去，比如1937年的12月，西方国家的民众就根本不知道他们的日本盟友在远东实施了丧心病狂的屠城。事实上，而今的战争以及非战争暴力，比起人类文明史上过去的每一个世纪都要少得多。

正因为此，发生在非洲的持续暴力，才越来越多的引起其他大洲人们的注意。《战争、枪炮与选票》列举了三类暴力形式：枪支泛滥导致的小规模、高频率冲突，战争，军事政变。

书作者不无讽刺的指出，在非洲，枪支之所以泛滥，是因为来自大国和国际组织的发展援助，成为了非洲国家不同政治势力购置军火的经费来源。贫穷又使得非洲国家正规军的士气低迷，像苏联解体前后的倒卖军火现象便成为军人的谋生之计。这让非洲大陆上泛滥着各式军火。当然，《战争、枪炮与选票》书中没有提到的一点是，非洲国家的军火同样还来自于大国的主动输送，目的是支持一些国家的特定政治集团能够占据优势。

《战争、枪炮与选票》书中专门提到枪支泛滥以及因此导致的非洲动乱频繁，其实为了这本书第三部分提出降低非洲国家主权门槛，由大国、国际组织行使相当程度的治理权作为铺垫。

有关非洲国家时而发生的国家间战争，以及国家内战，书作者回避了任何可能涉及到欧美国家历史责任和现实责任的问题，而是分别探讨了地理因素和社会结构等因素。“社会结构的另一个影响暴力风险的方面，是男青年（15-29岁）在人口中的比例”，这一部分年龄男性人口占比越大，据称会带来的动乱和战争风险就越高。在谈到非洲地区战争带给世界的威胁时，书作者的观点不再隐晦。按照其观点，即便通过内战可以带来程度更高的民主、持续更久的和平，也应当尽可能避免战争。

军事政变具有严重后果，主要是表现为，连锁政变会加速促成无论是政变后经重新选举上台的政府还是军政府，在施政中都会变得更加短视，更倾向于滥用发展援助，更可能采取废除民主选举中的任职限制。

打破民主转型的暴力循环是可能的吗？

革命，政变，民主转型，都可能需要经过一个艰险的斗争过程，却并不是最为艰巨的任务。“从一个运转良好但只为少数人的利益服务的国家，到一个为全体人民服务的国家”，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还必须提防对于本国存有敌意的其他国家，这当然是极度困难的。

韩国为代表的一批所谓成功的民主转型国家，走过了一条经济发展倒逼民主转型提速的道路：有效的国家运转促进了经济发展，外部军事威胁使得国家致力于诉诸民族主义宣传，前者让国民提出了民主权利的诉求，后者则强化了国民认同感，结合起来就促成了集体抗议行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部压力施加得当，迫使国家的上层集团精英无法动用武力来消灭抗议者，社会朝着现代民主国家的转型就可能甚至以急速的方式实现。

但非洲、拉美等大洲的很多国家没能成功的走上这条道路。《战争、枪炮与选票》这本书事实上承认了韩国式的转型范例，无法广泛的、快速的予以复制。这就是说，美国和西欧主导的世界范围内的所谓威权主义政体的民主转型实验，本身是不成功的。书作者谈到了西欧国家当初迈向民主建设过程中的两大基石，一是政治问责制（以便于公民缴纳负担殖民扩张和对外战争的债务）、二是财政问责（政府必须对富人负责，否则就借不到钱，而这打破了传统贵族阶层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成为民主权力扩大的滥觞）。很显然，那些在二战后纷纷得以成立，并在美国和西欧导师下进行民主实验的新兴国家，不具备上述两块基石。

“在问责制缺位的情况下，选举竞争反而阻碍问责制的建立”。更为严峻的挑战在于，由于公共服务的缺失，使得非洲小国、穷国陷入持续的贫困，而这妨碍了任何无论是通过民主选举还是其他方式产生的政府获得执政合法性。所以，书作者顺理成章的提出了一个建议，“国与国之间相互协作”，来共同提供单凭一国无法提供的公共服务。书作者显然不认为非盟等由非洲国家推动建立的合作框架，对于破解现在的治理困境和民主困境能够产生作用，希望借助更为广泛的国际合作来破解难题。书作者在提出这番建议的时候，当然想的是如何更好的发挥美国、西欧国家的作用，但事实上，近年来，中国、印度、日本等国家也开始进入非洲问题国际合作的使命承担者序列。

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在于，国际合作（或者说相当程度的国际干预），不仅要提供公共产品，以及粮食等足以维持穷国运转的资源支持；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为非洲国家结束虚假民主和政治暴力提供制度化的保障。这其中包括的内容有：国际干预相关国家的选举，推行规范的运作准则，奖励遵守准则的国家、政治势力和个人；由相关国家的国民对国际干预事项进行公决；如果相关国家、政治势力和个人违反承诺，例如获得援助后，仍然实施虚假的民主选举，或者执政者废除任期限制，则国际社会收回相关的安全保障，不再限制、约束诸如军事政变等会对背信者产生威胁的行动；国际干预要确保相关国家的势力和个人，遵循基本的廉洁准则。

《战争、枪炮与选票》这本书提出的上述建议，从书的英文版出版，到今天，已经8年，并没有被真正纳入全球、非洲问题治理议程。可以认为，仅从技术性角度加以审视，书作者的建议，确实可以加速一些非洲国家的政治转型，促成内战和混乱停止。但无论是哪个大国，似乎都没有动力为推行上述建议提供足够的资源支持，大国联合起来集体行动的难度也是非常高的。

更为关键的是，书作者尽管多年来研究非洲问题并参与官方行动，却因为立场和倾向而遗漏了造成非洲民主和暴力问题的历史原因——国际干预或许可以让非洲的政治暴力变得烈度更低，民主运转得更规范，却始终无法真正意义上消弭仇恨，而且在而今的全球化经济体系中，非洲国家要走出治理失败而趋向经济自强，可谓难上加难——所以，他开出的药方，就像是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理论家和和平爱好者设计出的其他和平方案一样，根本没有切中非洲问题的病征。

某种意义上讲，美国和西欧国家，以及热衷于效仿美国而在非洲发挥作用的日本和印度，应当首先在政治问题上采取相对克制的态度，即先终止混乱，禁止屠杀，限定军人干政的尺度，将任何形式的政治暴力都予以压缩，而不是打着扶持民主或是保障多元化的旗号，一边鼓吹和平和民主，一边给一些国家的少数派空投武器、输送经费，通过新闻媒体和社交媒体制造混乱。

第二，设立真正可行的援助目标，即聚焦于重大传染病、粮食危机的解决，以及基本教育、医疗的供给。这些供给不应当与任何方面的改革发生捆绑。

第三，再借助中国等大国、国际组织提出的“一带一路”联合行动，让非洲不同的国家、政治集团和势力产生此前不曾具有的共同利益，让这些国家和势力真正成为利益共同体。再过后，一国稳定的政治转型才能成为有利于其他所有非洲国家以及非洲之外大国核心利益的目标，《战争、枪炮与选票》这本书所说的民主建设才有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