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共和国经济史 时间：2017-03-20
3月19日，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渡表示，有资本希望在掌握经济权力之后，谋取政治上的权力，这是十分危险的。
这一表述十分精炼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制度优势，同时也是中国制度的底线，那就是：政治是政治，经济是经济，不允许资本和政治权力的合作。这是中国制度的核心优势之一，需要长期坚持。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权力和资本的合作是制度化的。亚当·斯密（1723-1790）生活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代，他在《国富论》中痛斥资本家通过操纵和贿赂政客来剥削工人，呼吁结束这种官商勾结，让“看不见的手”发挥作用。可见，斯密不是抽象地反对政府干预，而是反对那种“同资产阶级勾结起来压迫工人的腐败政府”，这一点同马克思是高度一致的，《资本论》第24章以“所谓原始积累”为题，谴责资产阶级政府“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把工人刚刚争夺到的结社权剥夺掉”，“使领工资的工人陷入……奴隶般的依赖状态”。
所以，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开始，对其的批判就一直存在，其中最为影响深远的就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追逐利润为主导的生产方式，最终将导致资产阶级和工人之间的尖锐对立，从而使反对资本主义的力量扩大和集结，最终资本主义将培养自己的掘墓人。
然而，历史并没有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前进，社会主义是首先在苏联、中国等东方落后国家实现的。然而，由于这些国家并不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充分暴露的情况下建立的，所以就面临着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如何对待资本、如何对待市场？这是马克思并没有回答的问题，也是西方国家没有条件回答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探索，形成了一条不同于苏联、不同于西方的道路，那就是既充分利用资本和市场，又利用社会主义的国家政权，约束资本和市场，让资本和市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这种模式，既不同于苏联的消灭市场，也不同于西方国家让资本在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而是从人类历史在当前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出发，既充分发挥市场和资本的作用，又把这匹烈马带上辔头，不允许市场的作用无限膨胀，不允许资本对社会的支配权力无限扩大。
既利用市场和资本，又约束市场和资本，这一思想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在传统中国，尽管商品经济还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但国家通过直接的经营行为影响市场供求，达到特定目标的做法早已有之。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即是通过国家干预重要物质的生产，和其他国家进行经济战，达到屈人之兵的效果。西汉武帝把当时最重要的盐、铁两产全面收归国家，用于支持战争开支、提高国家财力、抑制地方割据。
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如何处理国家和民间大资本的关系。近代以来，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既要发展资本主义，但又要节制资本。孙中山经济思想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节制资本”，他早年游历欧洲，亲眼目睹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造成的大资本垄断、两极分化和社会危机，故而提出三民主义的主张，主张“大资本、大土地国有”、“土地涨价归公”。实际上，孙中山晚年已经成为社会主义者，他认为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是改革开放前还是改革开放后，在既利用市场、又约束市场这方面，做法是一致的，只不过随着发展阶段不同，程度和表现形式有所差别。
改革开放前，人们往往更多注意到，毛泽东强调中国要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面，但是往往忽略，毛泽东首先是强调要承认和利用资本主义因素，同时又要利用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约束和限制其负面作用，让其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些思想生动体现在他关于资本主义的两句话上，一段是1956年12月说的“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一段是1974年在长沙同周恩来彻夜长谈时所说：要研究列宁说的“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国家”，“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等等。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
在实践中，毛泽东始终反对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超越历史阶段消灭商品交换、私营经济和价值规律。同时，毛泽东又强调，不能无原则地全盘接受资本主义制度的体系和价值观。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既强调大胆引入市场机制，又强调要节制市场和资本的力量，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他强调，“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地走了邪路了。”1990年4月在会见外宾时，邓小平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有凝聚力，才能解决大家的困难，才能避免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中国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即使百分之五十一的人先富起来了，还有百分之四十九，也就是六亿多人仍在贫困之中，也不会有稳定。中国搞资本主义行不通，只能搞社会主义，实现共同富裕。”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私营部门也迅速发展起来，并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如何看待中国的私有制经济，有两种不全面的看法。一种是夸大私营部门的作用，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是因为告别了公有制、引入了私有制，并以此来指导当前的改革；而另一种则是把当前市场经济存在的假冒伪劣、市场秩序混乱、收入差距扩大等归因于私营经济的发展。这两种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都不全面。
今天中国的私营经济，已经同旧中国的私营经济、西方国家的私营经济有着显著的区别。这种区别的核心就是，中国的私营部门是具有一定的社会主义因素的私营经济，从而可以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私营经济在政治上必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其同资本主义私营经济的根本不同。尽管私营企业党组织并不如国有企业党组织的政治领导核心作用那样突出，但是毕竟可以保障党的思想理论和路线影响企业。甚至有一大批有着党政部门和国有企业从业经历的民营企业家，在党的建设方面也很规范和重视，把党的政治和组织优势转化为规范企业管理、企业的竞争力。
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和私营资本之间是一种新型的关系，在资本和权力之间有一道防火墙。不同于西方国家，大型垄断资本可以直接影响和操纵政权，中国的制度不允许资本影响政权，尽管目前也确实存在着资本和权力进行交易的状况，但是这种做法在中国是不合法的，也是不符合党的纪律的。
2016年3月，习近平同志将其概括为“亲”、“清”二字概括的新型政商关系，“亲”就是党政部门和民营企业之间的合作关系，帮助企业发展，搞好服务；“清”就是划清资本和权力的界限，遵纪守法办企业，不能通过权钱交易介入政治权力。这是中国制度的优势，可以避免形成资本“赢者通吃”。
坚持一个能够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关键是要在政权和资本之间建立防火墙。
2016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临时召开会议，对辽宁省全国人大代表贿选案进行查处。辽宁贿选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省级人大层面发生的严重案例。选举产生全国人大代表的辽宁省十二届人大代表总数为619名，涉及此案的有523名，占84％。辽宁省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通过贿选产生的有45名，其中42人为企业家，辽宁贿选案令人震动。
查处辽宁贿选案，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坚持中国的制度优势，筑牢资本和权力之间的防火墙，防止资本势力渗透到政权当中。因此，张德江委员长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说：“辽宁拉票贿选案是对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挑战，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挑战，是对国家法律和党的纪律的挑战，触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底线和中国共产党执政底线”。这条执政底线，就是中国共产党只能代表人民的利益，而不能将资本转化为权力。
当然，上述这些优势要在制度上予以规范和定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既需要中国共产党坚持自己的宗旨，也需要民族资本坚持正确的发展方向，那就是拥护社会主义、维护民族利益、坚持社会责任，不做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损害国家主权和人民利益的事情。如果能够始终坚持这些，那么中国的民营经济和社会主义就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一部分。如果民营经济突破了这些底线，那么也就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产生了冲突。这是长期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础和前提。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共和国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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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部部长：资本希望谋取政治权力是十分危险的
监察部部长来到经济论坛
来源：中国青年报
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杨晓渡出现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是一件稀奇的事情。
另一稀奇之处在于，受邀与之对话的嘉宾包括民营企业家、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和泰康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陈东升。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今年是第18次举行。作为两会后的首个国家级大型国际论坛，它历来受到高度关注，成为外界观察中国施政的窗口。该论坛每年的主题都是国内外关注的重大问题，以往有的主题甚至是由国务院总理确定的。2017年的论坛主题是“中国与世界：经济转型和结构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来明向记者介绍，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定位为经济论坛，这是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职能紧密挂钩的——为中央的经济社会发展决策提供服务。
因此，当3月18日杨晓渡出现在这一场合，主持对话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卢迈特别作了介绍。他说，这一节要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资本希望在掌握经济权力之后谋取政治权力，这是十分危险的”
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指的是分论坛题目——“新型政商关系与反腐败”。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以讨论经济问题为主，我们在这次论坛上专门设计了这样一个环节，讨论在新形势下如何建立一种新型健康的政商关系。”卢迈说，腐败往往跟政商关系有密切关系，一边是贪腐，另外一边是行贿。
在随后的演讲中，杨晓渡表示，政商关系与反腐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这是全世界各个国家都在面对的问题，不仅是中国。从欧美到亚洲，很多国家正在受此困扰。
“有些企业家特别愿意同政府官员打交道，有两种情况是不正常的。”杨晓渡说，“一种是资本希望求得一种照顾，但有违市场的公平竞争原则；另一种是资本希望在掌握经济权力之后，谋取政治上的权力，这是十分危险的。”
他表示，中国政府握有巨大公权力，公权力只能用来为社会谋福祉，而不能成为寻租工具，政府官员只能是人民公仆，而绝不允许成为贪官污吏。中国企业拥有巨大的财富，这种财富只能用来造福社会，包括发展经济、提供就业、缴纳税收、捐助公益，绝不允许成为腐蚀官员和社会的工具，被用来围猎官员，谋取私利，污染政商关系。
“一个地方的党风、政风怎么样，营商环境如何，企业家十分敏感”
据杨晓渡介绍，中国正在推进国家监察体制的改革试点，这是一项关系全局的重大改革，目的是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实现对所有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严格执纪，斩断官商勾结的利益链条。
他还强调，构建新型的政商关系是长期的过程，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让从政和经商环境更加清朗，使中国经济这艘巨轮行稳致远。
“一个地方的党风、政风怎么样，营商环境如何，企业家十分敏感。”他说。
稍后发言的陈东升首先表示，“跟杨部长同台，要有一点底气”。他认为，自己受邀，可能因为自己是企业界一个“好”的代表。
这位企业家说，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资本积累中，存在着很多腐败现象，“一个官员倒下，跟着倒下的是一大批老板”。从历史来看，做得长久的企业一定是走市场化道路的企业，一定是不搞腐败和官商勾结的企业。
“做企业是跑一场马拉松，根本不是短跑，很多企业家忘了这一点。很多人特别喜欢当百米冠军。中国倒下的企业，大部分是高速发展的，大部分是倒在政商关系里的。坚持长跑，坚持做品牌，坚持做专业化，坚持做核心竞争能力，会越做越长久。”陈东升说。
另一位在场的企业家、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也表示，最近自己的很多朋友都在讲“现在好了”。原因在于，以前一些好的投资机会一出现，就被有权势的人拿走。反腐的高压态势下，权势人物不再碰不该碰的事，给好企业带来了机会。
2017年是刘永好创业第35年。他是改革开放后的标志性商人之一。有人问过他，过去30多年，中国很多的商人起起伏伏，相当一部分都被淘汰了，“而你还在这儿，为什么？”他自己概括，原因一是自己具有拼搏创业的企业家精神，二是有底线意识。
“这个底线意识非常重要。”刘永好说，企业家守好底线，不做权钱交易，做个好商人，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有的企业家只看短期利益，通过某种渠道获得资源，得到较快的发展，但也埋下祸根。
刘永好注意到，最近几个月里，民营企业家的投资信心显然有所回升。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前两个月，民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达到6.7％，比去年提高3.5个百分点。他认为，这跟新型政商关系的构建有关。
“我对新形势下的新型政商关系非常有信心”。
“至于反腐会不会变成发展的障碍，我们认为永远都不可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反腐形成高压态势。2013年至2016年9月，101万人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中央政法委原书记周永康在内的“大老虎”因违法违纪被查处，国内外高度关注中国的反腐进程。
此次论坛上，一家非洲银行的驻华代表举手提出了一个他认为“比较敏感”的问题。这位提问者称，自己是第一次在这种大型论坛上听到讨论反腐问题。他问杨晓渡：“过去几年，大家都能感觉到中国反腐的高压态势。我们有一种担忧，是否不会形成制度性的反腐，只是选择性的、临时性的反腐？”
对此，杨晓渡坦率作答并反驳了“反腐影响发展论”。他说，中国今天的反腐，老百姓看得很清楚，心里有杆公平秤，“老百姓对于反腐是不是公正，都用手、用脚投票”。
“至于反腐会不会变成发展的障碍，我们认为永远都不可能。”杨晓渡说，腐败只会损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根基。我们这个国家要好起来，只有坚决地把腐败搞下去。把腐败问题解决了，发展才会是健康的持久的。“如果说有哪一个政党或者哪一个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秉持公正，这个政党、这个政府是不能长久的”。
另一位提问者关心中国反腐的战略战术和进度问题。杨晓渡对此引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说，“对腐败的防范和腐败的治理是一场永远的战争。只要有市场经济，只要金钱还能跟权力发生作用，就还会有腐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有决心。每一个腐败问题的解决都是不容易的，需要努力去工作。”
谈及反腐进展，杨晓渡还表示，现在我们做到了使干坏事的人感到害怕，但是制度还不够健全，还不够科学，还不够严密，“关猫的笼子间距太宽了”，同时没有做到使人自觉地不去投机。截至目前，“不敢”腐败的局面形成了，要做到“不能”还需努力，做到“不想”更是个渐进的过程。
监察部部长针对反腐问题的回答，在会场内多次引发掌声。在卢迈看来，这是论坛的亮点之一。构建新型的政商关系是基于过去4年反腐败的斗争实践得出的，而杨晓渡对此做了更清楚的阐释，对于企业家和官员都有警示意义。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幕僚长、二十国集团事务协调人加芙列拉·拉莫斯表示，腐败绝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对一些腐败案例的追查因为缺乏跨国合作而中断。他们愿意吸收中国的经验，与中国合作。“因为中国的经济体量这么大，是一个这么重要的国家，并且也在跟腐败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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