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犀乡资讯网 发布于 2016-08-26 00:00作者：editor3
九、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一文的意见
-温贤定
林和贵于2007年——08年2月（在他放弃武装斗争下山的33年后）对当年民族工作总结时写了这篇《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专论，并作出许多不符实际的指责。
从1961年开始直到1985年的20多年，我都参与民族工作，我虽然只是一般的干部，但在实际工作中也对民族工作有些不同和贵的看法，这里提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关于评价民族群众的革命性问题。为了批判（其实是乱指责）同志的“群众落后论”时写道：“在进入武装斗争新时期的前夜和整个武装斗争的历史时期内……在那兵荒马乱，人民生命时时都有可能遭致死亡威胁的岁月里，无论是砂拉越境内或印尼境内的许多边区或河流地带，都有数以百计或一整千计的民族人民群众，勇敢地参加我们组织建立和领导的农民协会或北加民盟。这些支持革命斗争的民族人民群众，在工作和斗争中的表现，也很勇敢和顽强。他们在遭遇敌人的威迫和利诱时，依然立场坚定，毫不动摇，其中的一些人在被敌人拘捕和受到严刑拷打时，也是死都没有向敌人投降……”。
他所能指出群众的这些积极表现，我们从来不曾否认这是群众革命性的一面。这些事迹在东部地区也有不少，也许更生动！因为我们的工作还更深入，为时也更长久。我们除了建立他们本身的组织、吸收成员，在部队中有10多位伊班族同志， 其中有大家熟悉和敬重的北加人民军副总司令Ubong（乌榜）同志及其全家和李风同志全家。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坚持多年的斗争。然而，第一，他们的政治觉悟仍然还低，缺乏自觉性和稳定性，他们还没有真正理解革命理论和我们描绘的未来理想……。第二，我们已进入武装斗争时期，部队已在他们地区开展战斗了。我们在他们中进行的一切工作就是要动员广大民族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武装斗争。所以，他们一开始和我们接触，就要面对统治者的镇压，更随着斗争的发展而加剧。再加上其他原因，面对尖锐的斗争考验时，他们的态度开始变化了。除极少的部分坚持较久之外，大多数都分化了。正如和贵在该文里（P.7）叙述的那样：
“完全经不起严峻的斗争考验，一旦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例如遇到强大的敌人到来时，我们的成绩很快就会烟消云散，化为乌有，我们在边区武装斗争时所以最终以失败结束， 其中一个主要原因， 不能说和这方面没有关系……。”第三，按照这样描述，实际上他前面写的：“……无论是在砂拉越境内或印尼境内的许多边区或河流地带，都有数以百计或整千计的民族人民群众，勇敢地参加我们组织建立和领导的农民协会或北加民盟……。”此时也完全消失了，“立场坚定，毫不动摇”也动摇了，“死都没有向敌人投降”看来也分化了。因为，他们当时的认识水平和组织能力是完全不可能自立领导斗争的。同样的，在东部当他们被迫进新村（集中营）而脱离我们后也是如此。第四，从当年武装斗争时期的实践看，在今后好长一段时间内，要广泛动员民族人民群众起来进行武装斗争，自觉坚定地坚持长期艰苦参与高阶段的武装斗争是不可能的（原因在其他篇幅里已有叙述）。他们要革命，要改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渴望过好日子，是可以肯定的。但要能最广泛发动和坚决走武装斗争的行动须要一个过程。
被动员起来的民族群众，往往在面对强敌的镇压和诱骗时，容易出现分化淘汰，这是任何地区都面对的问题。所以，如果有“群众落后论”的话，我认为就是指这方面。否则，一个民族工作者即看不到他们已初步参与斗争的实际表现，又不相信他们在经过较长时间的教育和锻炼，最终一定会发动起来的话，那为何有那么多的干部，付出巨大的牺牲代价和长期在民族区受苦和冒险呢？
民族人民群众当年无法广泛发动起来进行北共领导的武装斗争和已初步参加斗争的群众在敌人强力镇压与诱骗下分化投敌，是我们在民族工作中面对的最大困难，又是正确认识我国民族觉悟水平的问题。作为重要领导，怎能简单地批判为“群众落后论”的错误观点？更不能本是自己脱离群众而反指在前线工作者，是：“我们有些干部因为脱离民族群众，缺乏应有的群众观点，或不能走彻底的群众路线，因为看不到群众的革命性，在政治上犯了错误？！”工作者提出上述两个困难是希望林领导一方面分析研究并提出具体的方针政策；另一方面，也希望好好回顾1963年决定走武装斗争道路时，如何考虑我国国情（如当时广大的民族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他们处于怎样的斗争阶段？民族特点等等）是否作出超越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巫达）的认识水平与斗争要求？等等。这些问题是我们渴望解决的。可是，33年后写这篇专论时仍然没有提及！
（二）在谈到争取各民族人民群众支持与拥护方面不如资产阶级和国阵时，他这样描述：“我们无法团结和发动民族人民群众起来革命斗争，并不等于说其他的资产阶级或党派也一样不能够。事实是，资产阶级和国阵的党派却能够，而且正是因为得到了各民族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与拥护，才使到国阵的统治基础至今依然强大稳固。因此，问题很明白，真正的问题并不是在于所谓的’群众落后’，而是在于我们革命组织本身的领导是否真正正确和坚强”。“我们的革命组织是不是已经达到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标准？是不是已经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都完全成熟与巩固，因而在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上能够真正执行一条马克思主义和革命路线？”我认为提出这个问题很好，可惜，他没有对问题进行分析，因而没有（也许不愿意）看到问题的原因。
国阵是统治我国的政府，它掌握整个国家机器，虽然是代表反动的腐朽势力，与广大人民群众存在许多矛盾，但它各方面力量都大大比我们强大和稳固，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度，进行公开合法改良斗争，以小恩小惠利诱群众，当今接受较低级斗争形式的群众还是多数，统治者的腐败本质也还未完全暴露（特别在那时候），无疑对它认识不清和尚存希望等等。而我们却在民族人民群众还未准备好，政治觉悟还低，缺乏基础时就进行武装斗争，在非法的北共领导发动他们进行非法的长期艰苦的武装斗争，我们的武装力量既弱小又无经验，孤立无援，缺乏（乃至越来越不利）国内与国际的有利形势等等，几乎自身难保，亦难给各民族人民群众更大鼓舞和信心，无力保护遭受强敌镇压的群众。
回顾革命组织的民族工作过程时，大家可以看到，1959年砂拉越人民联合党成立后，在砂盟的有力影响和主要领导人文铭权和黄纪作为代表，身体力行，努力工作，在争取各族群众参与斗争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功，发动广大的华巫达各族各阶层群众进行声势浩大的反帝反殖反大马的斗争，反对不合理的教育政策斗争，等等。
在斗争中出现许多杰出的民族领导者和干部担当党的各级领导重任，偏远内陆的长屋群众或沿海城郊的马来甘榜群众都参与斗争中来。总之，一句话，是一次广大的各民族各阶层的人民群众的大发动，这是在文主席为首亲自制定和执行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下取得的。林和贵在他写的《告白》中也肯定了这点，他是这样写的：“通过这样的工作成绩，已经清楚地向人民证明我们组织关于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的理论和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证明我们组织在当年革命斗争实践过程中的重大领导作用”。然而，在此专论中却被否定了。也不想想为什么那时是正确地决定走上武装斗争之后情况就不同呢？
又让我们再看今天的“民联”，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它提出斗争口号和目标，斗争形势都比较符合实际，得到广大的群众，特别是土著民族的积极支持，在对国阵的斗争中已取得了明显成绩，又是一次民族人民群众的新发动。
那么，为什么我们的民族工作自1963年走上武装斗争之后就不能取得这样的突破呢？或者像和贵说的在争取土著民族的支持与参与我们的斗争不如国阵。我认为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从上面谈到的情况看，已不难发现当年决定走武装斗争道路是超越了真正广大各族人民群众（特别是达雅族和马来族）的觉悟与要求，在开展武装斗争过程又缺乏正确认识所处环境而更自觉的斗争，注意防止过左的倾向，是不能广泛发动他们坚决与我们并肩斗争的最重要原因。也许就是林指的：“我们革命组织本身的领导是否真正正确……在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上能够真正执行一条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路线？”只是我不知道他这里指的领导是否包括他自己？正确吗？为什么他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不是按马克思主义的“从实际出发，与本国国情相结合”的精神制定的路线呢？
（三）和贵认为我们在强调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重要性时，带着很严重的主观性与片面性的错误，造成在工作上最终功败垂成或成效低微。他指的片面性是什么呢：
“片面强调和夸大我国人民中的民族区别与差异，片面过高与夸大华族的某些革命性和先进性……怀着自己华族的优越感而鄙视其他民族的某些弊病，认为他们愚昧落后，不开化或懒惰……甚至对立了起来，只注重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例如帮助他们生产、劳动、诊治疾病等他们迫切需要解决的福利工作一一而对宣传教育例如宣传革命的理论和主张，帮助他们组织起来，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党的组织工作，发动并领导他们起来和包括华族在内的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进行革命斗争，争取国家独立与民族的解放的更为重要与紧迫的工作就被忽略了，甚至完全置之事外……。”我认为这些批评不符合客观实际，把某些不自觉的细小现象夸大了。从中也反映出一个这么高级重要领导对民族群众不了解，更对在前线许多干部缺乏关心，不知道这些同志在那里做些什么和怎样艰辛地工作的，不禁让我们自叹我们太幼稚单纯了。
1. 绝大多数献身于民族工作的干部同志，在离开自己安逸温暖的家时，就作好准备在那艰苦偏远地区接受锻炼考验。他们要求自己（组织上也是这样教导的）一定要和民族兄弟打成一片。在思想上作风上都没有鄙视他们，更不可能与之对立。因此，我们非常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尊重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一样吃“如骨”，用他们用的用具，没有嫌弃态度为他们拔那一颗颗乌黑的牙齿、更不惧怕会传染的疾病，等等。正因为我们以这种真诚的思想感情对待他们，我们才能得到他们信任和支持，我们也才能进一步宣传教育，逐步引导他们进步。
2. 事实上，在长期的工作中，我们始终没有忘记去开展民族工作的目的，就是发动他们起来同我们一道进行革命斗争，争取北加人的独立解放和民族解放。因此，在开展福利工作，解决他们迫切需要我们帮助的困难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宣传革命理想，革命理论（简易的），革命武装斗争思想，人民军性质和纪律，揭露反动派的反动本质，介绍世界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成立秘密组织（如伊班兄弟党），采取深耕细作与大队大规模的流动宣传等筹形式，努力提高党的政治影响和群众觉悟。诚然，我们的工作存有缺点与不足，但也绝非如和贵指的那样：“把更重要的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被忽略了。甚至完全置之事外！”我想“领导”如果不了解东部（特别是第三省）的情况，也应该不会忘记在他领导下的“第一省南部边区民族工作委员会”开展的民族工作吧！在他的《告白》及本文对他的成绩都有这样的描述：“无论是砂拉越境内或印尼境内的许多边区或河流地带，都有数以百计或整千计的民族人民群众，勇敢地参加我们组织建立和领导的农民协会或北加民盟。”这不是很清楚地说明我们开展民族工作并没有把宣传教育工作及组织工作忽略掉，甚至完全置之事外吗？！这里顺便请“领导”回忆这些组织（农会与北盟）在当年我军面对围剿时发挥过怎样的作用？坚持多少久就解散？为什么？
3. 上面已经说明了我们的民族工作同志在实际表现中并没有如和贵形容的那样认为“以自己华族的革命性和先进性而鄙视其他民族的某些弊病，认为他们愚昧落后等，没有将他们视为平等充分互助合作关系发动并领导他们起来一道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错误做法”。这里我想针对同样的问题指出另一面的事实：回顾过去，自有先进的革命组织领导的革命斗争，特别是为时最久的武装斗争的组织者与领导者，以及最多参与者是华族；思想觉悟和政治觉悟较高的也该算是华族，这是事实。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社会条件造成土著民族的某些落后面，我们也不能不承认的事实。所以，在斗争中才需较先觉悟的华族责无旁贷地去宣传教育土著民族群众，发动并领导他们。
在27年的武装斗争时期，也是革命组织开展民族工作最久的时期中，由于我们对他们的某些落后面认识不足，过分信任他们而松懈警惕性，造成许多同志牺牲（请参看《友谊从书》之八）即便如此，同志们也没有错误对待他们。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带着沉痛的心情，踏着烈士的血迹继续前进！
4. 和贵要我们在培养民族干部和领袖时，要继承过去在华校学生，工农知识分子时那套经验，紧抓政治思想教育，带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人生观和世界观改造，我认为要做到这样，则需要在他们中出现更多有文化知识的青年，并能留守在家乡农村，结合较安定的环境和有利的形势。然而，当年我们哪有这些条件？我们接触的绝大多数是没有文化的中老年农夫，家庭负担减弱了政治激情，我们又因面对不断的军事围剿和粮食困难而流动，没有一个安定的基地条件中，再加上干部的语言障碍，要做到像当年学运时的政治思想工作，很好学习理论和抓世界观改造几乎不可能。我也体会到，即使在部队里的10多位伊班族同志（包括副总司令）在学习革命理论和抓世界观改造都面对不少困难，成效与当年在华族的思教工作相距甚大。一句话，两者情况不同，环境不同，不能照搬当年的成功经验。否则，就要犯主观片面的错误。
（四）砂盟和北共领导的革命斗争失败了，由它领导的民族工作也结束了。今天，看到由一位这么高级又肩负这么重要职务的林领导对当年的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写的总结文件后，并没有给人全面正确的认识历史经验。
因为他没有紧抓占整个民族工作为时最久的武装斗争时期，以实际工作为中心，回答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回答这个时期为什么不能广泛动员土著民族与我们并肩战斗？为什么多数群众处于同情观望态度？我们面对的最大困难是什么？这么长久的民族工作那些做法（或经验）应该肯定？怎样看待和减少牺牲？等等。反而在总结中着重批判民族工作者为“群众落后论”，违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精神的许多错误观念以及工作方法错误，结果把原本不难搞的工作搞砸了，实在无法理解他的目的。
1957年林已是砂盟中央委员，身负重要职务。他在本文中谈到中央（特别指文铭权）在领导民族工作方面存在很多缺点错误，表现出虎头蛇尾的弊病。这点我也有些同感。但是林本身对民族工作的表现又是怎样的呢？
他在任何文件中都没有自我检讨过。事实上，多年来文铭权在好多文件中，对民族问题和民族工作都有作出指示。当然更多具体指示文件还是省级领导。多年来，除杨传兴反映林当年曾在《拉让江战斗报》刊物发表过一篇社论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关于民族工作的指示文件或文章。在具体的民族工作上除了在文于1962年被捕离开砂拉越后，在他领导下成立“第一省南部边区民族工作委员会”，派杨传兴、沈友贵负责带领干部去开展第一省南部边区和印尼境内边区的民族工作的一段短暂时期外，再也没有继续搞民族工作了，即使他在1968年返回国内第一省海口区到1974年放弃革命斗争的四年多，在活动区内的达雅族和马来族群众（如青山、山都望、巴哥地区）都没有去开展工作，他只专注于华族青年的集训和周围的华区工作。正如他回答陈剑时说的那样：“……无法在极短时间内兼顾缺乏干部（?）的缘故。所以，只作一般的关照而已，没有深入地进行，故成效不大。当然，如果不是发生’斯里阿曼行动’的话，民族工作和统战工作，可能会逐步大力进行开展”。他那时队伍已有三、四百人，老干部也不少，还说缺乏干部和在极短时间内不能开展工作的话，那第三省1968年在国内刚成立武工队，又绝大多数是新兵又怎么能够立足民族区和全面开展各处的民族工作呢？让我们再回头去看他当时领导“第一省南部边区民族工作委员会”时又对奋斗在前线的干部作过怎样的具体工作指示？是否曾深入土著民族群众的长屋干榜拜访，体察民情，了解前方同志的困难与要求？
对民族工作由谁负责的问题，在文中有这样写的：“……原来负责领导这工作的中委郭伟忠……据当时中央会议的决定与安排，郭离开后他原本负责的各项工作都将由文主席去接替和处理，而与我们其他的中委无关。可是，文在几个月后即被捕，并随后主动申请去中国，这就使到郭走后留下来的应由文负责的各项工作，包括民族工作……也没提出来讨论或要求其他人顶替……。”我不了解当时的情况，不知中央是否是这样决定。可是，我认为即使如此安排，林也不能说与他无关。民族工作的重要性中委们的认识是一致的，开展民族工作也是中央一致的决定，全党同志都要贯彻执行。作为中央领导同志就更要起模范带头，不是主要负责不等于不关心不贯彻，特别是当该主要负责的领导不在的情况下，就让它停顿下来，明知中央领导班子有缺点与不足，却又不及时积极提出来讨论解决，留到最后写总结发泄许多怨言又好像自己并不在内一样，这是对党的事业不负责任的表现，真让同志和人民群众失望！
总之，我们说民族工作得不到应有的成果，不能有效地团结和发动各族人民群众行动起来共同进行斗争，乃是指武装斗争时期，用武装力量去开展民族工作。因此，之所以不能实现目的，在于当年（1963年）所决定走武装斗争道路是超越真正广大的人民群众（特别是马来族和达雅族）的觉悟水平和决心，以及在进行武装斗争过程中缺乏更正确的方针政策。因此，自从我们走上这条缺乏群众基础的道路后，尽管我们奋不顾身，也难实现土著民族大发动的目的，何况还有紧接而来的国内和国际的恶劣气候的一阵又一阵的打击！
201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