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单元：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作者：毛泽东**
一九六三年五月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有了丰富的经验，有成功的，有失败的。无数客观外界的现象通过人的眼、耳、鼻、身这五个官能反映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开始是感性认识。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了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这是一个认识过程。这是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客观物质到主观精神的阶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这时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论、政策、计划、办法）是否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外界的规律，还是没有证明的，还不能确定是否正确，然后又有认识过程的第二个阶段，即由精神到物质的阶段，又思想到存在的阶段，这就是把第一个阶段得到的认识放到社会实践中去，看这些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预期的成功。一般的说来，成功了就是正确的，失败了就是错误的，特别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斗争是如此。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後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考验，又会产生一个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因为只有这一次飞跃，才能证明认识的第一次飞跃，即从客观外界的反映过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论、政策、计划、办法等等，究竟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此外再无别的检验真理的办法。而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往往需要经过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的反复，才能够完成。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现在我们的同志中，有很多人还不懂得这个认识论的道理。问他的思想、意见、政策、方法、计划、结论、滔滔不绝的演说、大块的文章，是从哪里来的，他觉得是个怪问题，回答不出来。对于物质可以变成精神，精神可以变成物质这样日常生活中常见的飞跃现象，也觉得不可理解。因此，对我们的同志，应当进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于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克服困难，少犯错误，做好工作，努力奋斗，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伟大强国，并且帮助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广大人民，完成我们应当担负的国际主义的伟大义务。
注释：
[1]这是《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的一段。这个决定草案是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起草的。这一段是毛泽东同志写的。
[2]人们在实践过程中，通过自己的肉体感官（眼、耳、鼻、身）直接接触客观外界，引起了许多感觉，在头脑中生起了许多印象，对各种事物的表面现象有了初步认识，这就是感性认识。
[3]飞跃，就是突变，就是事物性质的变化。毛泽东同志在本文中提出的两个飞跃，是指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的过程。“认识从实践始，经过实践得到了理论的认识，还须再回到实践去。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载《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这一段话，完整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相统一的认识论。
[4]人们在实践中对于某种事物的感觉和印象反复了许多次，经过脑子的思考，把认识推进了一大步，形成了思想。这样就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对事物的本质有了认识，这就是理性认识。
[5]哲学上讲的物质，就是指离开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整个世界。世界上的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事物和现象，小的如原子、细胞，大的如地球、太阳，以及种种社会现象，都是物质的表现形态。不管人们认识到或没有认识到它们，物质总是客观地存在着，按照它们自己的规律而发展变化着。
导读：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毛泽东的一篇哲学论文。文章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哲学道理讲得深入浅出。
首先，文章的标题是根据文章的内容确定的，这个标题包含有两层意思：一是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是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文章主要是讲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从物质到精神，说明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第二个飞跃是从精神到物质，说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其次，从结构上看，全文六个层次按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分成三个部分。
开头三句是第一部分，开门见山提出问题，三问三答，简单明了，并且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第一个问题笼罩全篇，也包含后两个问题，包含了对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的否定。
第二层次到第五层次分析问题，是文章的主体。
第二层次（“人们的社会存在”～“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概括指明了意识与存在（也就是认识与实践）的辩证关系。这两句话实际包含了两层意思：一层是由实践到认识，即由存在到思想；一层是由认识到实践，即由思想变成物质力量。这两层意思生发出下面的文章。
第三层次（“人们在社会实践中从事各项斗争”～“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阐述第一个飞跃，说明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客观存在的物质通过人的五官反映到人的头脑中来，形成印象，这就是感性认识。但感性认识只看到事物的现象，没有看到它的本质；只看到事物的片面，没有看到它的全面；只看到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没有看到它们的内部联系。这就需要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因此当“这种感性认识的材料积累多了，就会产生一个飞跃，变成理性认识，这就是思想。”至此人们完成了“整个认识过程的第一个阶段”，即由实践到认识，“由存在到思想的阶段”。
第四层（“这时候”～“此外再无别的目的”）阐述第二次飞跃，说明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人们的认识经过实践的检验，会产生第二个飞跃，即由认识到实践的飞跃。理论、政策、计划、办法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因此强调了社会实践对认识真理的检验作用。第一个飞跃是要认识世界，第二个飞跃是要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所以第二个飞跃更重要。以上两个层次，从人类认识客观世界过程中的两个飞跃，对认识与实践、存在与意识的辩证关系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第五层（“一个正确的认识”～“就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说明两个飞跃的关系，并指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第六层次（“现在我们的同志中”结尾）解决问题。先说明写作原因，然后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目的。
下面就文章的层次探讨几个重要的问题：
1：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
社会实践包括那些？包括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 。
处于原始社会的人类生产力水平很低，生产资料都是公有制的。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出现产品的剩余之后，一方面为一部分人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专门从事社会管理和文化科学活动提供了可能，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为私有制的产生准备了条件。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出现了贫富分化，集体劳动逐渐被个体劳动所取代，原先的共同分配和共同劳动的关系被破坏，随之出现了阶级，原始社会开始解体，奴隶制度逐渐形成，最终被奴隶社会取代。
社会形态的演变：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
在人与物关系中，毛泽东同志把生产活动称为生产斗争，在人与人关系中，毛泽东同志用阶级斗争，新旧斗争来概括。
斗争就其本质而言即是实践活动。
生产斗争能创造物质财富，阶级斗争能创造精神财富。
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因为只有社会实践才能证明思想正确与否），强调社会实践对认识真理的检验作用。
2：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强调社会存在是第一性的，社会意识是第二性的；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讲的是正确思想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我国独立至今，联盟/国阵一党独大、贪污滥权、单元施政、私用公器、滥用法规、控制媒体、压制信息，超过半个世纪的独裁统治，激起人民的极大愤懑，迫切要求建立一个公平民主、自由进步、多元和谐的国家。因而出现“3.08”政治海啸；进而爆发“7.09”、“2.26”、“3.25”、“4.28”，此起彼伏的斗争浪潮，表达了人民对政府倒行逆施、罔顾民意的不满和对民主权利的诉求。
我国独立至今，联盟/国阵的倒行逆施，激起人民的极大愤懑。联盟/国阵的长期倒行逆施，（社会存在）激起人民的极大愤懑。（决定人们的思想）。
人民要求建立一个公平民主、自由进步、多元和谐的国家。因而出现“3.08”政治海啸；进而爆发“7.09”、“2.26”、“3.25”、“4.28”，此起彼伏的斗争浪潮，表达了人民对政府倒行逆施、罔顾民意的不满和对民主权利的诉求。（正确思想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
联盟/国阵代表我国统治集团少数人的利益，控制我国庞大的社会财富。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不能，也无能进行有效的政经体制改革，反而利用他们控制的国家机器，破坏和压制人民此起彼伏的斗争浪潮。在目前我国的社会改革运动中，他们代表“落后”的势力。
在此起彼伏的斗争浪潮中，人民不分肤色、不分男女老幼、不分职业贵贱、甚至超越党团、超越宗教，要求建立一个公平民主、自由进步、多元和谐的国家。他们代表绝大多数，代表“先进”力量。
3：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即由精神到物质（第二次飞跃）即思想变为物质力量。上面提到的要求，一旦被他们“先进”力量所掌握，就会成为推动我国社会发展的动力。这就是由精神到物质（第二次飞跃）、思想变为物质力量的道理。
4：一旦被群众掌握，包含着这样一个思想：即人民群众是创造世界历史的主体。
5：感性认识：人们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通过自己的感官直接接触客观外界，引起许多感觉，在头脑中产生许多印象，对各种事物的表面现象有了初步认识，这就是感性认识。
理性认识：人们在实践中对于某种事物的感觉和印象反复了多次，经过脑子的思考，把认识推进了一大步，形成了思想。这样就透过事物的表面现象，对事物的本质有了认识，这就是理性认识。
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区别和联系：
第一句话：经验来自实践→第二句话：人是从事社会实践的人，只有在社会实践中才能使外界的现象通过感官反映到头脑中形成感性认识→第三句话理性认识源于感性认识。文章扣住认识怎样从实践开始，经过感性认识达到理性认识。理性认识源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源于社会实践，归根结底，人的正确思想是从社会实践中来。
6：“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在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失败”前加“有时候”和“有些”：“有时候”专指敌强我弱的时候；“有些”指即使这种时候的失败也不能一概而论。“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因为人们总以为既然失败就不能说明指导思想正确。）而是在力量对比方面，“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不如“反动势力那一方”。“这”、“那”表明立场和斗争阵线形象。从论证的角度看，这一层的意思是什么？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因为只有社会实践才能证明思想正确与否），强调社会实践对认识真理的检验作用。
马共的历史经历：战前地下斗争、抗日战争、战后和平时期、抗英民族解放战争、国内革命战争。累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而怎样看待有时候有些失败，毛泽东同志的这篇经典著作给我们作了明确的分析。
7：第一个飞跃是要认识世界，第二个飞跃是要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目的“只是为了改造世界”，所以第二个飞跃更重要。
认识世界（客观世界），同时要认识自己（主观世界）。不认识自己，不了解自己，就像盲人，陷自己于盲目境界。
认识自己，是为了更好地改造自己，即改造主观世界。使自己的思想逐步符合先进力量的要求，才能更好的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
改造主观世界只能参与社会实践，在社会实践的锻炼中，才能逐步地认识自己，才能逐渐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和处事能力。
雷锋不是一夜中成长，是在社会主义的国家，在中国共产党，在人民解放军这个革命熔炉里锻炼（客观环境），而自己又努力学习，认真改造，逐渐成长（主观努力）。
我国人民经历艰苦卓绝的各式各样的斗争，赶走英帝、驱逐日本法西斯、反对独裁滥权，要求干净自由、和平民主、公平合理进行社会改革，各个历史阶段，涌现了无数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历史地回顾：我们每个同志，不同程度地参加了惊天动地的革命斗争，在各条战线经受锻炼和考验，为建立理想的美好社会奋斗一身。我们也是推动历史前进不可或缺的力量。
8：学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目的。
历史的页面载入了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再一次把我们放在社会改革的议题面前。我们的选择就是：珍惜历史，认识国情，明确方向。在参与社会改革的实践中提升自己，再一次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当前，对于我们来说，改造主观世界，就是要确立科学的世界观（注1）。反对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毛泽东同志的经典著作：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学习认识国情的重大意义。
愿同志们取得学习的丰硕成绩，在改造主观世界和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取得另一个质的飞跃！
注释：世界观是人对世界总体的看法，包括对自身在世界整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看法。又称宇宙观。哲学是其理论表现形式。世界观的基本问题是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根据对这两者关系的不同回答，划分为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基本类型，即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唯物主义世界观。世界观是人们对生活于其中的整个世界以及人和外在世界之间的关系的根本观点、根本看法。它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逐渐形成的。人们在实践活动中，首先形成的是对于现实世界各种具体事物的看法和观点。久而久之，人们逐渐形成了关于世界的本质、人和客观世界的关系等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这就是世界观。一般说来，人人都有自己的世界观，并以此来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在阶级社会里，世界观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同阶级的人们会形成不同的甚至根本对立的世界观。各种世界观的对立和斗争，归根到底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斗争。不同的世界观会指导人们采取不同的行动，从而对社会的发展起着促进或阻碍作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彻底的科学的世界观，是先进阶级及其政党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
第二单元：多元国度与国民团结
我国之前为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现在称马来西亚（也就是不包括已独立了的新加坡的马来亚联合邦，加上了砂拉越和沙巴两个地区）。它是一个多种族，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各民族混合居住的国家。它地处东西方海上交通要道，是世界上各种文明交汇共存，而国内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尚且国土不连成一块的国家。这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极为特殊的。因此，处理好我国的国民团结问题，带有相当普遍的范例意义，因为对比起来，别的国家的情况可能不会这么复杂。
**一. 单元思维的三种同化政策**
对于一个多元国度的国民团结问题，历来存在两类思维的对立，也就是存在着单元思维和多元思维的交锋。
先说单元思维。单元思维的人认为，一个多元国家，其国民团结必然无从解决。他们在主观上总想抹去这种多元国家的“多元”色彩，制造“单元”外观。一般上，他们都是掌握政权的强势集团，为了维护本身的利益，他们从未停止运用政权手段，企图把多元国度的社会建构和溶合成为所谓单一的人们共同体或姑且名之为“国族”，他们宣称只有这样，国民团结才有保障。如何建立单一“国族”呢？历史上他们曾经通过强迫通婚或种族灭绝的不人道方式，到头来天怒人怨，都以失败告终；但他们不达到目的死不休，转而从语言教育入手，在不同的时空，鼓吹以下可归纳为名称各异但实质相同的三种同化政策：
一．民族-国家论，即“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文化”的同化政策。
民族-国家论，起源于单一民族国家的出现 ―― 资本主义上升时期，资本集团为了开拓各自统一的市场，在近代西欧多处建起了单一民族的国家形态，它是在民族主义运动思潮指引下，目标在于摆脱罗马帝国封建统治，以建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
可是，在历史上不论是从继承前帝国的统治范围或者是从全球化的移民现实来说，很少有国家符合此类型，更多的标榜单一民族国家，既无法解决国内纷争和各族群之间存在的差异，更在出现移民潮之后都成了准多民族国家。即使在“民族-国家”发源地的西欧,上世纪各国已从“欧洲共同市场”进而建立“欧盟”，而后又加入了某些东欧国家，可说正走向“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雏形或尝试。欧盟现拥有27个会员国，正式官方语言有23种，显然是世界上最有力的邦联组织。
其实，所谓“民族国家”理论，已是过时或不合时宜了。當代所鼓吹的单一民族国家的概念或目标，经常被用来在多元民族而多元文化的国家里，规范、说服及迫使人民（各族群）对执政者所推行的单元体制的认同，换句话说，就是迫使弱势族群接受统治集团的同化政策。
二. “一强多元”论，即在多民族国家中，以主导民族为中心，统治其他众多弱势民族的同化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由旧帝国 ( 如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沙皇帝国等) 分解而来的东欧各国，属此类型。这类型国家其内部是多民族的，但由某一强大的民族主导其他民族，即“多元一强”的国家体制。在语言、教育政策上，执政者（包括二次大战后的苏联当局）强调的是强大民族的优越和优先，弱势族群则需接受同化。在政治运作中，强大民族在跨族群中是以当然的代表自居，而弱势族群在维护本身权益时却被指为没有跨族群意义或妨碍国民团结而遭到肆意打压。
渊源于东欧的这种“跨族群”论，与提倡不同民族之间的友好团结毫无共同之处。“跨族群”论其要害在于迫使各个弱势民族无法提出本身的正当和应有权益。主导民族的统治集团可以轻易地以“不受认可”和“有违国家利益”为借口，以本身的大民族主义权威，把任何敢于提出正当和应有权益的弱势民族打压下去，加以残酷镇压。历史上，此种“跨族群”论的重灾区是东欧，尤其是动乱的巴尔干半岛。
三.大熔炉论，即美国统治当局名之为提倡 “双语” 的同化政策。
美国是在近代建立的移民国家，当英裔美国人沿大西洋踏上北美土地时，他们带来了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同时以资本主义特有的嗜血方式发起美国历史上的西进运动，他们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杀戮印第安人，无论如何，经过数代的前赴后继的激烈反抗，剩余的、没有被赶尽杀绝的印第安人，被强制接受同化。
资本主义生产需要大量劳工，随着黑奴大批入境，亚洲劳工输入以及拉丁美洲移民入境，让美国有色人种数量大增。1930年代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了一项所谓“人道”的同化政策。
罗斯福的同化政策即是从“惟英语教育”向“双语教育”转型，他认为这是人道而有效的同化政策。有需指出，所谓“双语教育”，并不是“英语”与“母语”处于同等价值，或者弱势的“母语”得到扶助。实际上是“英语”统治一切，国家的所有法律、诉讼、文告、官场用语、就业等等一概使用英语，非英裔美国人的“母语”只是象征式的可有可无的东西，毫无地位可言。全美学童是被强制性地接受英语为第一语言的。
在这个英语大熔炉里，人口近半数的非英裔美国人在社会生活中，他们（尤其是印第安人、黑人、拉丁裔和亚洲裔移民）除了接受英语文明以至放弃本身民族的“根”之外，别无选择，心理素质产生撕裂。很难想象，这种大熔炉的同化政策会是真正人道的，充其量只不过是种族灭绝的另一手“人道”补充，慢火煮青蛙，最弱势族群的文化语言一个接一个被消灭的森林法则。显然，这是强势的英裔美国人自以为是的做法，即使目前国家强盛、繁荣，但其表面现象的背后，矛盾正在累积和潜伏着，社会终归要付出纷争动乱的成本的。
二． 执政当局推行的是单元思维的同化政策
在我们马来西亚（包括新加坡），统治当局在文化教育领域所实行的单元主义的同化政策和措施，有着很长远的历史。也许有人以为单元主义的同化政策只是1957年建国以来才出现的，事实上不是那么简单，它可以远溯上世纪英殖民统治时期，建国之后的教育政策是同英殖民统治时期的教育政策一脉相承的。
为了进一步认识在我国的单元主义同化政策，这里介绍一位与1951 年《巴恩巫文教育报告书》有密切关系的，被尊称为“国家领袖”的“现代马来教育之父”（Bapa Pelajaran Melayu Moden ），他的名字叫阿米努丁•峇基 （Aminuddin Baki） ( 26.1.1926――24.12.1965)。他出生在吡叻朱毛，曾经就读于怡保大英义校、马来亚大学（新加坡）和英国伦敦大学 。
据说，作为教育部官员，他几乎参加过独立前后政府所成立的所有关于教育制度的研究和改革的委员会。从他的履历，我们可了解他是得到英殖民当局的调教出来，并且对他们的教育思想精髓有深刻体会，受到重用和深得宠爱的人物。
1953 年4 月，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马来亚的国民学校——拟议中的课程纲要与活动问题》。他认为，1952 年11 月21 日是一个历史纪念日，这一天马来亚联合邦立法会议上一致通过了新教育法令，它给国家的教育体制带来彻底的转变。它的其中一个目标是要致力于马来亚民族，一个包含多种族群的统一的公民社会的形成。
因此，它建议创设国民学校制度。这个制度包含两种类型的学校，一类是以英语为教学媒介语，巫文为必修科的学校；第二类是以巫语为教学媒介语，英文为必修科的学校。只有在任何一个班上有15 名学生要求下，华语课和淡米尔语课才被允许开班。
他认为，如何使国民学校成为马来亚多元民族的大熔炉，是一个首要的问题。作者极度推崇美国的大熔炉论。他的教育观点就是以美国大熔炉论为基础的。这是一种主张民族同化的理论。
他以美国夏威夷社会的经验作为讨论的案例，他认为“方言学校是一个反动的势力”，像夏威夷的例子，他认为马来亚国民学校的教育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而且必须扮演同样的民族同化的角色。英殖民地统治者、美国当局和阿米努丁•峇基口中的“方言学校”，都是待消灭的对象。阿米努丁•峇基设计的国民教育体系里，“方言学校”（华文、淡米尔文学校）没资格成为“国民学校”，只能是“国民型学校”，永远低人一等。
这个教育哲学或理念自始至终都体现在所有的政府教育报告书或法令里，包括1956 年拉萨教育报告书直至1996 年的教育法令，以及他们所推行的很大部分的措施里。它是一切教育文化政策不平等的根源，也是国民团结的绊脚石。
三． 探讨新中国的民族平等与多语制政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几乎所有的欧美殖民地，各自都是在内部各民族取得共识从而合力建立主权国家的。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参加建国的各民族人民，都是有关新兴国家的主人、当然公民，权利是平等的。但是，在语言教育政策上，这些国家执政者所实行的政策则各有差别，但可以体现新时代的，应该特别提起的，其中有个模式，或叫 “新中国式”，则最能体现新时代民族平等，扬弃同化政策的精神。
“新中国式”也可称为“统一的多语文政策”。
中国是个拥有50多个民族的国家，其中汉族占全国人口的95%，倒像是个真正单一民族的国家。令人赞叹的是，在这样的汉族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国家中，“反对大汉沙文主义”是国家民族政策的基调。新中国废除了不平等对待各少数民族的旧中国的大汉沙文主义政策，扬弃独尊汉语为“国语”的政策，汉语只是作为全国推广“普通话”。“普通话”规定为汉民族的标准共同语，也是各少数民族学生和干部学习使用的另外一种重要语言。中国文字的统一是世界上独特现象，千百年来超方言的汉字成为社会统一和语言统一的桥梁，新中国把它作为书写形式，成就“统一的多语”制度。
从1947年到1998年，新中国在55个少数民族中，共建立了155个民族自治地方，包括自治区、自治州、自治县（旗）；此外还设立自治乡1256个。每个少数民族除了有行使地方政权的同时，还拥有民族干部使用权、发展民族教育和文化权、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权。
有需指出，让少数民族有区域自治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教育权利，并且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考验，这是个划时代之举，可说与一切同化政策告别。
有人或者会说，美国的“人道”双语政策不也类似吗？其实不然，美国的双语政策，是英语第一语言，全国一律。不允许民族母语学校存在，只允许民族母语在学校课堂里取得可怜的一科第二语言的地位，学童学习第二语言是备受歧视的。
或者也有人会说，马来西亚比美国进步，马来西亚能够让民族母语教育存在和发展，以至被誉为世界上除中国大陆、台湾之外，世界上第三个华文教育最为发达的地方。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是最清楚的：一是，马来西亚的华族非常热爱本身的文化教育，为了华教，他们能够团结一致、抗争奋斗和努力建设，是靠本事得来的成绩，而不是靠外来的恩赐，这是根本之所在。二是，长期以来，执政当局实行的还是同化政策，虽然允许华校、淡米尔学校存在，可那只是“暂时”容忍，一时吃不下，慢火煮青蛙。试看，从独立初期执政当局把华、淡学校列为“非标准学校”，以至较后至今把华、淡学校列为“国民型学校”和“独立学校”，这就说明在执政当局眼中，华、淡学校都不是“标准的”或“国民的”，只是低一等的，待宰的羔羊而已。
结 论
话说回来，语言的多样性是人类交往中最直接的障碍，追求语言同化的强制性政策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由此而引起的民族冲突也俯拾皆是。因此，如何承认语言多样性基础上实现国家、民族之间交流的语言制度，也成为人们的理性思考。
时代是进步的，体现在国际局势的大气候上，在以往是世界东西两大阵营尖锐对立的冷战格局，种族主义的“民族—国家”论，即“一个国家、一种民族、一种文化”等等民族同化理论思维作为压倒一切的主流，而现在是主张各民族一律平等，主张民族间互相尊重、互相容忍的民族多元文化主义，一种民族融和主义的思潮在全世界范围内逐渐取得上风的历史时期。这种互相矛盾的势力之间互相消长的局面，还会持续一个时期。
由于各种矛盾现象频频发生，现在每个人几乎都在问或者在盘算，我国的局势会走向何方？国民团结会是前进还是后退，我们关心的国家教育制度能够从单元思维同化政策转型吗？过去我们常说，对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是乐观的，现在我们也是这么说，可是时代需要我们更多的思考和实践。
**【附】与我国国情相接近的瑞士，在语言教育领域的多元政策早为世人所称道，值得借鉴参考。**
瑞士多语制政策简介
1.瑞士联邦的多语背景
瑞士是位于欧洲中部阿尔卑斯山脉环抱的内陆国家，1997年总人口7百万。按通用语言来区分的人口统计：
德语 —— 73.4 % ；
法语 —— 20.5 % ；
意大利语 —— 4.1 % ；
罗曼什语 —— 0.7 % 。
2.多语制政策的确立
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潮流的影响下，具有先进启蒙思想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他们要求个人自由、人民当家作主；要求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改革“邦联”旧体制，建立多语统一的联邦制国家。19世纪40年代，一个多语统一的联邦制瑞士建立了起来。
多语制政策正式产生于1848年，当年通过的联邦宪法明确规定，“瑞士以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为国语；德语、法语和意大利语为联邦的官方语言。”
1938年，联邦政府对“瑞士的第四种语言 —— 罗曼什语应该作为瑞士国语”的提案举行了全民公决和各州投票表决。尽管使用该语言的居民很少，然而该提案仍因绝大多数人赞成而获得通过。
1996年瑞士政府又一次发起公民公决，以绝大多数票通过加强罗曼什语的社会地位，将该语言提升为罗曼什山区与联邦政府之间的联络语言，即“半官方”语言。
3.多语制政策的实施
瑞士共有23个州，计14个德语州，4个法语州，1个意大利语州，3个双语州和1个三语州。
瑞士人至少要很好地掌握两种国语。德语居民能讲法语，法语居民能讲德语。对双语州来说，其居民应掌握本州的两种语言。对于以德语为主，罗曼什语集中，又有少数意大利语的那个三语州来说，州政府希望其居民首先学会本州的至少两种的州官方语。人们发现，瑞士人，母语越是小语种，掌握的其他语言种类就越多。
瑞士各州的学校教育均毫无例外地从小学四年级开始学习第二语言。因此，在瑞士，尤其是知识界，通晓两三种语言的人很普遍。
4.多语制政策增强凝聚力
瑞士政府明智地采取了尊重和保护各种语言、促进各语言与文化自主发展的多语制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
操各种语言的瑞士人，虽然承认其语言文化受到母语国德国、法国或意大利的直接影响，但都极力显示其国家认同是瑞士，强调自己是瑞士人。因为有多语制的现实存在，国民都心甘情愿地生活在多语言多文化和自由平等并存的瑞士大家庭中。
语言不仅是人与人之间重要的交际工具，而且不同语言文化的平等相待对国家共识的形成（国民团结一致）起着正面促进作用。瑞士政府深知此中道理，因此它明确重申，今后的奋斗目标是“以卓有成效的办法捍卫我们的四语制度”。
资料来源：《国家、民族与语言 —— 语言政策国别研究》，页179-185，中国社科院民族所课题组编，语文出版社，2004年。
第三单元：合艾和平协议后，如何看待我国的和平民主斗争？
**周彤**
合艾和平协议后，如何看待我国的和平民主斗争？要正确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对1989年12月2日签订的《合艾和平协议》作出正确的评价，需要较多的说明。
马共代表团团长、总书记，陈平在签署仪式的讲话中说：“我们认为….上述协议是一项光荣的和解。”这一说法并不是马共的片面之词，而是马共、马方、泰方三方的共识，和平协议的三方《联合公报》明确写着：“三方确认，这项光荣的和解将为马泰边境地区和马来西亚带来繁荣、稳定和安全”。陈平在讲话中还指出：“签署的这些协议符合我党争取实现和平的政策，符合当前世界人民要求和平与民主的历史潮流，同时也符合马泰两国人民的利益。”因此，可以说协议的签订标志着我国从战争专为和平的历史转折或拐点，转入和平民主斗争的新时期。其次就要探讨，马共在协议中取得的，有哪些正面成果，这些成果能起怎样的作用。
普吉三方和谈尘埃落定，在三方和平协议签订前的11月25日召开的十三扩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停止武装斗争的决议》，第四项是：“……中央全会号召全体同志在新的条件下…..为争取民主权利与实现社会正义而努力奋斗。”（见“纪念《合艾和平协议》签署20周年”特刊，第38页。）陈平在协议签署仪式上的讲话同时表明，马共将严格履行协议（在国家宪法和法律下进行争取人民民主的和平斗争）。联系到我国当前方兴未艾的民主斗争高潮，究竟与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合艾和平协议》有什么联系，也是如何看待我国的和平民主斗争的问题。
首先要弄清楚对《合艾和平协议》的评价问题：
我们根据三方的共识，说这是光荣的和解，但反党头目和个别所谓“研究马共问题专家”及一些自诩为“原马共党员”的人却说这是马共的 “失败”。2006年6月下旬，在陈剑的策动下，出境中国的个别自诩为“原马共党员，….. 都有一个解不开的马共‘情结’”的人（主要是几个是叛徒和政治逃兵），以讨论《我方的历史》为借口，发出了对《合艾和平协议》的各种负面评论，并归纳为是马共“失败”的谬论。文件是陈剑起草的，从中可以看到，这是他在马共的叛徒张明金、罗须磨，还有政治逃兵曾定（马丁）和杨金保（梁明）等的配合下炮制出来的谬论。反党头目之一的阿达，拿到这些东西就如获至宝，写了署名评语大肆诋毁陈平，极力吹捧这些所谓的“老马共党员……精神非常可贵，很令……我辈深受感动和无线敬佩。”并且加以印发传阅，更加暴露他的真面目。（详见“马共失败”论者的真面目（参考一）。）
请问究竟谁对谁错？只要认真掌握具体的事实，就能分辨是非，驳倒这些谬论。上次生活营，方山曾扼要批判这些人炮制的马共“失败”的谬论。现在让我们用掌握到的确凿的历史事实，驳倒这些谬论，论证明这确实是光荣的和解。
先谈一点，马共党外人士的看法。值得注意的是，一位曾是政府公务员后来成为学者，并且在“感言”中承认：“最初（三方和平协议前）我对于紧急状态的‘知识’属于一个普通‘门外汉’”的柯林•阿伯拉罕*，对这一协议的正面评价，应该使那些所谓“专家”和“原马共党员”感到汗颜。柯林的结论论恰恰和他们结论相反，他针对和平协议撰写的著作，书名就是《关键时刻》——“改变马来西亚政治发展的 关键时刻 透视合艾和平协议”。这等于认为和平协议使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他在“导言”中说：“本书所要强调的是，要求马共无条件投降的问题并不存在，因为泰国及马来西亚政府并未有合力打败马共。吉蒂将军在文章中承认，泰国与马来西亚曾联合行动来试图镇压游击队，“(例如)1977年的行动中(联合军)部署了一个从越南战争后东南亚从未有过的庞大军队……但，我们仍然无法完全打败游击队，而双方都失去了很多生命\武器及消耗巨额金钱。事实上，……对马共的军事行动彻底失败了”。因此，柯林说：“我相信我们可以公平地去结论说，事实上，这个和平条约是马来西亚的“关键时刻”（The Finest Hour）。（也可以译为“辉煌的时刻”或“最美好的时刻”。）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所谓的“原马共党员”甚至是老“干部”，竟然“引经据典”硬要做出是马共“失败”的谬论。而党外人士甚至是原政府公务员的柯林 阿伯拉罕，从“最初我对于紧急状态的‘知识’属于一个普通‘门外汉’的程度。那时候我的认识是‘那些试图取代殖民政府的华裔共产党恐怖分子被打败了，而紧急状态在国家独立下结束’”。到后来，和平协议的影响及有关评论的存在使他的思想认识产生了飞跃，转而得出上述“关键时刻”的结论。人们不禁要问，那些所谓的“原马共党员”究竟是什么货色？
柯林说，这是他较前的著作“赤裸的社会秩序：马来西亚种族极化的根源”一书的后续。他是读了“一位特使”（应是高级警长-姚光耀）有关合艾和平协议成功的文章之后，产生研究和写书的冲动。陈平到新加坡时，柯林受邀出席陈平在新加坡东南亚研究中心的一个专题讨论会，与陈平短暂会面，向陈平赠送他写的一本书，后来就撰写这本书。马哈迪、再益依不拉欣、王永安、林德宜等写了序言。柯林说：“因此，我想在这里感激那些协助我形成这个研究计划书的一些重要评论。”
对比是认识问题的好办法，不妨拿华玲会谈与普吉和谈两个性质相同的问题作对比。
华玲会谈是马共先主动提出，并派出代表去寻求与联合邦首席部长东姑阿都拉曼及新加坡首席部长马歇尔为首的自治政府代表会谈，马来亚还没有独立，东姑为了自己的目的同意会谈，但在坚持殖民战争的英帝的控制下，东姑和马歇尔要挟马共接受大赦和投降。陈平表明支持东姑去争取独立然后在举行会谈，对投降的要挟则声明及时战斗到最后一人也决不投降。会谈在第二天就以破裂告终。东姑利用马共的支持去伦敦谈判，英帝用他为代理人继续进行殖民战争而答应马来亚独立，东姑得到了他所要的东西却公然违背诺言，拒绝再与马共和谈，致使独立后战争转变为国内革命战争，一直到签署了《合艾和平协议》才结束战争。
普吉和谈的开始情况和圆满结局恰好与华玲会谈的恶劣情况及破裂结局截然相反。
华玲和谈是马共迫于形势而主动提出，是马共派代表出去寻求和安排会谈，这次和谈是马共与自治政府的首席部长的双边会谈，马来亚还未独立，仍受英帝控制，英帝是要坚持殖民战争，由于东姑秉承英帝的旨意硬要马共接受“大赦”和投降，和谈最后是以失败告终。（见“和谈问题参考（二））
资料显示，普吉和谈与华玲会谈恰好截然相反：第一点，这是泰方与马共以及马方与马共的三方会谈，协议也是三方和平协议；第二点，一方面是马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发展调整政策，在声明中发出愿意通过和谈解决问题的讯息。另一方面，根据所知道和收集到的资料，也是泰方深刻体会到无法用军事“围剿”的手段打败马共，只有以合理的条件与马共和谈才能解决问题，就比马方先向马共寻求会谈。至于马方，大家知道的是阿都拉 西•迪的回忆录，谈到有一个马方与马共第十支队代表（区级干部）的初级会谈。这也是因为马方懂得，它无法用军事“围剿”打败马共，同时马哈迪的巫统因大分裂而被法庭判决非法，不得不成立“新巫统”甚至酿成司法危机，急着要摆脱面临的巨大困境，又因为泰方先与马共会谈，马方处于被动的地位，若不与马共会谈，又将更加被动和不利，所以通过嘉化巴巴向十支寻求和谈。实际上，是先有泰方派代表到北马局所在的联合区寻求会谈，北马局派黄胜（州级干部，他写的回忆录还没有整理）与泰方会谈，会谈告一段落，北马局派阿苏去与泰方会谈。这就是说，泰方与马共的高级会谈走先一步。马方在进行三次初级会谈后，建议提升到能真正解决问题的高级会谈。资料显示，为了高级会谈的进行，马哈迪还与他的代表姚光耀合影作为证明，拿去寻求与陈平的联系，安排高级会谈，是姚光耀去香港找关系要会见陈平，陈平派代表（阿焰）和他见面，这时马方与马共的高级会谈才能搞定。
还有，马来西亚政府方面，是有人反对和谈的，例如滚下台的东姑、退休的原政治部主任杜志超等，姚光耀谈到警方和退伍军警也有人反对。但马哈迪和谈心切，通过政治部主任拉欣诺警告他们，对政府的决策不许乱说乱动。所以普吉和谈没受收到干扰，只是在和平协议签订后，杜志超等人才放出几响像放屁一般沉闷的马后炮。
1989年2月2日在普吉举行的三方高级会谈首次会议，主持会议的吉蒂将军致词，开宗明义地定下会谈的基调，他说：“我们可以选择一条没有流血及不幸事故的道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们今天早上聚集在这个充满荣耀的途径去获得和平。我们..….必须在一个充满友好气氛下为了这些目的而努力。”这个荣耀与光荣是同义词，最后达致的三方和平协议是符合这个基调的。最后是会谈是在这个基调下圆满结束。这些都是与华玲会谈截然相反的。
其次，要知道，从光荣的和解，马共得到什么，为什么能够得到？
对马来西亚政府，马共在会谈中提出的最高要求是：承认马共是合法政党、取消内安法、摧毁国家纪念碑、释放政治犯、承认马共对独立作出的贡献，等等。马共代表团在坚持原则的灵活性下，放弃合法化要求，争取到可以改名注册一个或多个政党；政府答应释放政治犯（原先提出包括被扣留的穆斯林，政府坚持不接受，我们才让步）；协议明确规定对回马人员不咎既往，不能追究以往的事情，并且可以进行政治活动，并在生活上获得三年的津贴。关于双方停止对抗的协议还明确规定：“……任何一方发表的报界声明，都……不得好友类似‘集体投降’和‘妥协’之类的毁誉性词语”。
（注：对方曾企图威胁要用内安法对付回马人员，我方坚决反对，并严正声明，如果未能达致和解，我方贮存的粮食和武器等资源，可以坚持甚至20年的斗争。对方的蛮横要求使会谈中断了数月，最后我们以反“围剿”战斗的胜利（例如三中的20个月反“围剿”，第十支队和特别队等的反“围剿”），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并放弃它那无理的要挟。最后阶段副内政部长米格朱聂发表马共“投降”的谈话，遭到严正的抗议，几乎使马方无法与马共达成协议，马哈迪被迫声明米格的谈话不能代表政府，也就有了上述的规定。）
最重要的是，马共争得了对历史的话语权：关于马共对独立作出的贡献，经过冗长的辩论，我方提出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驳倒了对方对马共的污蔑的歪论，“最后，拉欣诺，按照讲稿在全程记录的会议中，用马来语宣读，马来西亚（政府）不否定或者争议，马共对独立斗争的贡献。至于贡献的程度，他继续说，没有必要在这个论坛上争论。这个问题就交给历史学家吧。”“我们，经过了这么久的努力，已经得到了一个体面的解决（译者没有抓住真正的含义，英文‘honourable Reconciliation’ 应当翻译为‘光荣的和解’）”，这一历史记录已经载入史册，我们为此感到自豪。（见《我方的历史》第435页和438页。）马共虽然没有获得政权，但却能以相对弱小得多的力量，获得光荣的和解。学者的公正评语是：（1）“合艾会谈中，正式承认了马共在争取独立的中枢地位。这个和平协议承认了该党为反殖的民族主义的政党，更重要的是，还承认了马共作为催化剂的领导型角色”。（2）“马共获得它最希望的东西：一个带有尊严的和平。尽管他们没法赢得他们的改革，但他们却能以不带耻辱的方式来换取了和平。”
（注（1）：见《我方的历史》第438页。“全程记录”就是对整个会谈过程全面录影、录音，三份拷贝，三方面各存一份档案记录。（2）：被反党头目一江和阿达等造谣污蔑为所谓“大叛徒”的阿苏，在提出确凿的历史事实，驳斥对方歪论方面起着主要的作用，功不可没。）
（又：对比来说，缅甸共产党有更大的优势，根据地与中国接壤，武装力量相当强大，等等，但因忽略坚持原则下的灵活性，结果会谈失败。马共吸取华玲会谈和缅共的经验，以坚持原则下的灵活性取得会谈的成功。）
为什么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谈论和出版我们的历史？为什么社会上有人敢于谈论马共独立斗争的历史，敢于严正驳斥当局的指责？原因就是我们有了对历史的话语权。因此，马共的独立斗争这一原本最敏感而不可公开谈论的历史从此解禁，各族人民也有机会了解和谈论马共争取独立斗争的历史，这对各族人民政治认识和觉悟的提高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二一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历史图书，阿都拉•西 迪、拉昔 迈丁等马来领导人马来文回忆录的出版，尤其是《我方的历史》的出版，除了对华人社会的影响之外，对马来社会的影响尤其突出和明显。有了这些文献，加上马来社会的各界人士——政治界、宗教界、新闻界、知识分子等等，纷纷去苏基林和平村参观访问，近距离了解马共争取独立斗争的史实，凡是正直的人都会得出结论——是英殖民者和巫统欺骗了他们。
就是这些影响，使得要求废除内安法等恶法的运动，要求的有理有据，使得互联网出现许多批判巫统和揭露巫统腐败丑闻的马来文部落格；同时出现伊斯兰党的末沙布等敢于说感谢陈平，敢说末英德拉是英雄，在巫统发出对末沙布的攻击后，就有人敢于出来维护末沙布，举出历史事实驳斥和反击巫统的歪论。净选盟2.0运动时，警方用“宣扬共产主义”的莫须有罪名逮捕社会主义党的一批干部，但却被社会主义党列举史实驳斥得体无完肤，最后是法官不得不把他们无罪释放，等等，等等，都与《合艾和平协议》产生的影响密切相关。
第三，如何看待《合艾和平协议》与当前和平民主斗争的关系
《合艾和平协议》标志着我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和平民主斗争阶段。这一成果为人民的民主斗争开创一个崭新的局面，和平协议存在的影响，可以理解为我国社会的存在，这也必然促进人民认识和思想。
根据《合艾和平协议》，回马同志在1992年年底全部体面地返回祖国，为生活打拼了10年，这时候才实事求是地建立“21”联谊会，今年是回马20周年，联谊会10周年纪念。联谊会成立后进行了相应的各种活动，密切与友好团体的联系及合作；积极的会员建立了“21”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的历史图书；设立了“21老友”网站，上传了无数的历史资料和相关讯息，这些努力对人民的觉醒当然会起着一定的作用。20多年来，结束战争，实现和平的历史转折，使我国社会的存在产生了深刻的改变，一个突出的矛盾就是所有以战争为借口而制定的恶法（内安法，等等）都已经过时、站不住脚了，人民要求废除这些恶法，开放民主是理所当然，这对人民认识和觉悟的提高，也是不可忽视的。
我们学习了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这个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马克思批判主观唯心主义总结出来的一个重要原理。思想和意识属于精神，但它又将反过来变成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国际歌有一句话：“让思想冲破牢笼”，就是指思想对存在的反作用。在哲学角度，“存在”的意思就是独立于人的意识的客观物质世界。社会也是物质世界之一；这个“思想”不是你想些什么东西的思想，而是指对事物的“理性认识*”，即“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产生的结果。”用辩证法去考察事物及其在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连结、它们的运动、产生和消逝方面去考察的。弄通这一点，大家自然明白，马克思不是神，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突然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资本主义发展到相当程度，资本家经营的大工业产生了工人阶级，社会上两个阶级的尖锐矛盾，工人阶级的反复反剥削斗争等等这个社会存在，反映到人——例如以马克思为代表的思想上，马克思在前人的思想成果基础上抛弃错误的渣滓，创造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总结出正确的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写出了《共产党宣言》，这些思想在全世界的影响，产生了各国的共产党，成为改变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等等，等等的产生也是这样的过程。
虽然，从表面来看，实现和平后，我国的政治局势似乎在很长时间都看不到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一直到2008年大选的308政治海啸，才出现似乎是突然的大转变，突显了人民的觉醒。这难道真是突然发生的吗？其实，归根到底这是一个从人们觉察不到的缓慢暂变发展到迅猛突变的过程。政治海啸使巫统/国阵失去了国会议席三分之二的多数，又失去了槟城、吉打、霹雳、雪兰莪等四州的政权（后来巫统耍阴谋诡计才把霹雳夺回）；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泛马伊斯兰党三党组成了民联（Pakatan Rakyat）。从这时候开始，尽管巫统/国阵想尽各种花招，软的欺骗行改良引诱配合蛮横强暴的镇压两手，企图压下人民的奋起斗争，但是见效甚微。反而是要求废除内安法等恶法、要求实行干净选举、华教救亡运动、428净选盟3.0及反对莱纳斯稀土毒厂等运动都是轰轰烈烈，声势浩大，而且一个新的趋势就是马来友族（特别是青年和学生）是走在运动的前头，成为运动的主力（华教救亡运动除外）。发起净选盟的机构里面有各界和各色人等，但是，参与这一声势浩大运动的主力，还是民联三党和社会主义党等动员的人，当然各地老友、凤凰和“21”等团体的人，也都积极参与，不落人后。
（注*：“理性认识”是对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是在实践的基础上，对感性认识所获得的丰富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整理和改造，从而获得的比感性认识更深刻、更准确、更全面的认识。）
对于当前的人民要求废除恶法，要求干净的大选，实现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斗争。诚然，一方面，这个斗争当然不是马共领导的，也不是老友、凤凰和“21”等左派领导的。另一方面，领导净选盟的机构包含了各界各种流派的人物，但参与这个运动主力是民联三党和社会主义党及其他左派团体等，这些政党还有他们各自的或联合的斗争议程或目标。尽管这样，用净选盟的八点主张去争取和实现真正的民主，改朝换代，是符合全体人民的利益和要求的。根据这一点，我们的态度是，不管领导的是谁，或者还有不够尽善尽美的地方，我们都应该支持和积极参这一运动，首先必须共同争取实现改朝换代，民主改革才有希望。如果真有确实干净的大选，巫统/国阵在公正的大选中败落，民联三党（或也包括社会主义党）获胜而上台执政，我们同样热烈欢迎，积极支持和推动民主改革。当然，如果新上台执政的集团违背诺言，背叛人民，实行危害人民利益的政策的话，我们将义无反顾地和人民一道，再次斗争，再次改朝换代。不过，目前这一点还不是提到议事日程的现实问题。
这样的看法，在世界革命历史上，是有先例的。请看，俄国的革命在无产阶级革命党还不强大时，是先有资产阶级领导的二月革命，成立资产阶级领导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危害人民的利益，这才爆发布尔什维克（苏联共产党）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立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国也是先有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建立中华民国，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国民党联合，参与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孙中山逝世后，篡夺领导权的蒋介石叛变革命，实行反动统治，中共就领导人民进行打到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革命，经历十年内战，八年抗日战争的国共合作，日本投降后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最后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政权，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最后，结合上面谈到的许多问题，是民主斗争形势的发展向我们提出一个尖锐的问题，也是一个挑战，你的认识和思想水平赶得上形势的发展吗？这的确是我们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我想，“21”理事会之所以想办法举办生活营，让我们进行学习，目的就是要提高我们的思想和认识水平以及能力，与时并进，以便能够更好地负起应尽的义务。愿我们大家共同认真学习和研究，热烈发表意见，畅所欲言，共同切磋、共同提高，有所收获。
（注*：顺便谈一个问题：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把中共领导的革命概括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他创造的一个历史阶段概念，意思就是，这是由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行新的民主政治经济制度（以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为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然后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革命。原因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诞生，在这之前，先有一个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后有中共领导的革命，这一概念就是要使两个革命有一个区分。但是，在殖民地社会的马来亚，橡胶和锡矿等大工业主要是英国垄断大资产阶级所有，因此无产阶级比资产阶级先诞生，先有无产阶级政党（马来亚共产党），革命一开始就是马共领导的抗英民族民主革命，根本没有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革命，没有“旧”何来“新”作对比？不过，如果从范畴来论，马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目标（建立民主共和国，然后进入社会主义），属于同一范畴，也属于毛泽东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是可以的。）
第四单元：谈谈我国社会出现的新变化
进入新世纪，我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然这种变化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发生的，而是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新科技革命，使资本主义出现新的活力，我国独立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也使我国从独立前以出口树胶和锡米等原产品为主的农业国家，逐步发展成出口制造业产品和石油为主的新兴工业国家。
首先，谈谈一些现象：
■资讯时代带来的冲击——社会上出现新型的人际关系，人们的交往，距离不是问题，时间不是问题，人们特别是年轻人，在跨国界的虚拟世界里，追求知识，寻找职业，结识朋友，交流信息，开展组织，改变生活。\\
■社会生活出现的变化——工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蓝领劳动人力的外劳化，乡村地区的城镇化。\\
■人口的演变——华族比例下降了（从二战后初期占人口超过百分之四十多，人数最多的民族，降为目前的百分之二十多），外来移民大量增加（特别是执政当局为了维护巫统的统治而不计后果地大量引进信仰伊斯兰教的外来移民入沙巴等地，使沙巴人口结构发生令人震惊的变化，外来移民人数已超过原居民，这就是马哈迪时期沙巴的“M计划”）\\
■华族被分化——华文教育备受压制，发展面对有关当局人为设置的各种阻扰和压制，在逆境中前进。华族要在社会上立足，普遍都需掌握多种语文，也出现众多不懂华语、只会讲英、巫语和方言的华人群体。\\
■全球化冲击——华族家庭普遍国际化,即家庭成员特别是年轻一代，由于出国升学和工作，拥有不同的国籍。这种国际化家庭也出现在其他民族年轻一代的群体里。因此，国家认同和凝聚力在新的条件下也出现不同的变化。
接下去，我们通过一些统计数字，来看看我国的现状和经历的变化：
| |1990|2000|2006|
|世界总计|4084|5251|7439|
|低收入国家|353|383|650|
|中等收入国家|1164|1723|3051|
|中低收入国家|841|1155|2000|
|高收入国家|19403|26305|36487|
|马来西亚|2420|3430|5490|
|新加坡|11860|23030|29320|
|韩国|6000|9800|17690|
|中国|320|930|2010|
|印度|390|450|820|
|菲律宾|740|1060|1420|
|泰国|1540|1990|2990|
|印度尼西亚|620|590|1420|
根据世界各国的统计标准，马来西亚到2006年是处于中等收入以上的国家。要跨向高收入国家，还有相当的距离。新加坡是接近高收入国家了。
我国年平均国民收入1950年是763令吉，1960年是812令吉，1970年是1070令吉，1980年是3703令吉，1990年是6298令吉，2000年是13,378令吉，2006年是19,849令吉，2009年是24,131令吉。
我国的GDP成长率，1990年9%，1993年9.9%，1996年10%，1998年-7.3%，1999年6%，2000年8.7%，2001年0.5%，2002年5.4%，2003——2011年5.8～6.8%。
我国国油的资产：1,715亿3千万令吉，是国家收入最大来源：2008年上缴300亿8千万令吉，占官联公司上缴的绝大部分。在2008年内，40家公司中只有27家公司缴税，金额达306亿3,000万令吉，而国油就贡献了300亿8,000万令吉。
根据财长机构的报告显示，只有17家官联机构连续3年取得盈利，其中的首5家分别是国家石油公司、国库控股、大马发展银行、联邦土地及复兴统一局（FELCRA）及公共信托(Amanah Raya)。
排行榜首的是国油，这家油气巨擘连续3年的税前盈利达1,988亿4,400万令吉，比排行第二的国库控股所拥有的67亿7,250万令吉，高出28倍
我国的失业率基本上维持在百分之三多一点，可以说接近全民就业的水平。在许多领域，劳动力甚至严重不足，需要输入众多外劳来补充。目前国内已有350万名外劳，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
以上谈的是近几十年来我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概况。从这些概况中可以看到，目前我国人民不满现状，要求改变，同阿拉伯国家与北非国家出现的群众运动是有所差别的。
人们奋起抗争并不是因为失业或生活无以为继，而是对贪污腐败、专制滥权、种族歧视、施政不公、漠视民众要求等源自对半个多世纪以巫统为首的国阵朋党统治的强烈不满。
看看今年以来，各方面开展的声势浩大的斗争，就能观察到民意的动向了。例如：1•28数百名原住民集会捍卫习俗地主权，反對伐木活動；2•26关丹万人反对莱纳斯稀土提炼厂；325华教万人大集会，抗议华小教师严重短缺和派遣不具华文资格教师到华小；4•13全国11个地點同步集会反萊納斯稀土廠；4•15丹州26個部落400位原住民舉行和平糾察捍卫原住民習俗土地主權；4•17城市面临拆迁受害者到国会大厦，向国会议员们提呈备忘录，要求检讨或废除《1960年土地征用法令》；4•28净选盟和綠色盛會在吉隆坡召集25万人大集会，在全国各地召集1万多人同步集会，要求公平选举和反對萊納斯稀土廠；5•20彭亨华校董联会举办5千多人大集会，请愿复办关丹独中；5•27印权组织举行千人大集会，抗议政府边缘化印裔；等等。
目前的斗争有一个特点，即各方面提出的诉求都密切反映民众要求，呈现多元化，领导的力量都是在运动中涌现和形成，斗争的形式都是采取和平与合法的行动，斗争的组织者很多是借助新媒体和新通信手段，进行动员和号召。新一代的年轻人大量涌现在斗争行列里。马来民族特别是马来青年知识分子，构成了斗争的主体。这样一种新的形势和局面，令习惯于采用旧的统治形式和镇压手段的当权者手足无措。这种新的形势也让许多熟悉旧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的老一辈社会改革者深感自身的不足，需要重新学习和适应。
在新的形势面前希望我们的同志能够与时并进，掌握新科技，适应新形势，努力在新的历史洪流中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