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的发展潜力已被挖掘，北京当下力推的庞大计划是囊括大湾区所有城市的区域发展。（香港01）
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的第三次深圳之行已敲定，他将出席在10月14日举行的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纪念大会。
这座被冠以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样本”的城市是中国经济腾飞的象征，甚至在近一二十年也被朝鲜、巴基斯坦等向往中国改革开放的国家视为学习的“榜样”。
而对于习近平本人来说，深圳也是他的父母退休后生活多年的城市，这里的成功也与其父习仲勋早年主政广东密切相关。
8年前，当习近平刚刚在中共十八大接过胡锦涛手中的权杖后，他便南下深圳做了一次极具象征意义的“旅行”。当时，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讲话，外界好奇他会将中国带往何处。
所以，人们有理由相信，习近平会在当下深圳特区成立40周年这一特殊的时间节点赋予这座城市更加丰富的内容，或者说让历史足以记住的印记。当然，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当下的现实处境下，他所释放的信号会引起怎样的解读。
8年前胡锦涛与习近平进行权力交接时，中国虽然跻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无论从政治改革还是经济发展上都越来越呈现出清晰的“瓶颈期”特征。一些观察者的声音一方面预言着中国“崩溃”，另一方面也在猜测中国最高领导人会将国家带到何处。
过去8年间，中国国内政经状况和外部生存环境都发生了影响巨大的变化，尤其是外部环境似乎因为中美结构性矛盾的激化而变得更为恶劣。这其中既有现实客观发展的原因，当然也有中国主动推动变革的“因素”。
但不管怎样，世界的确期待北京能够提供一个答案，去帮助人们理解未来这个全球经济增长引擎会有怎样的表现，会以怎样的姿态帮助人们消除对未来外部环境恶化的忧虑。
6月初，世界银行声称，新冠疫情使全球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衰退。在其公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世界银行预测2020年全球GDP将收缩5.2%，“受影响最大的国家是那些疫情最严重以及严重依赖全球贸易、旅游、大宗商品出口和外部融资的国家。”
中国可望成为2020年G20中唯一可以实现正增长的经济体，但它本身也面临自己的问题，尤其是中美贸易战的冲击迫使中国必须加快经济转型，它同样需要一个宽松的经济调整环境。
而在中国最初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深圳，由习近平来回答这个问题不仅仅是恰当的，而且是最具说服力的。
最近，包括路透社、法广等西方媒体也在密切注意他在深圳的动作。法广在10月12日的一篇报道在引述一些评论时猜测习近平南下深圳究竟是宣示改革决心，还是依然难逃“跛脚鸭”式改革老路（这里的改革仅限于经济社会改革而不包括政治改革）。
且不论这种造势或者猜测是否有根据，我们姑且假定中共高层是有动力也有意愿抛出最有创意的新主张，那人们也希望预见，中国式改革究竟还有多少潜力可以挖掘，足以支撑人们的期待？
如今，我们很轻易地能够理解当年邓小平打开中国国门时经济腾飞的逻辑，但是今天进一步开放的阻力并不比当年更小。
在此前夕，中国官方公布了一份深圳“五年改革方案”（《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0年至2025年）》）。这份方案的确覆盖了许多突破传统的内容，包括土地调控和超大城市人口落户制度、数字人民币、地方立法自主权等。所以，深圳规划既已有定论，那么习近平之行重心当然不在此。
事实上，一方面深圳被确定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标本，这是其政治定位；另一方面可挖掘的发展潜力显然不在深圳，而在于更大范围的粤港澳大湾区计划。当然，大湾区计划不是深圳经验的复制，但是鼓励大胆闯、改、试在得到北京背书的当下却可能激活一个超大范围的区域经济体系。更早前，中国政府在过去数年间建立了二三十个自贸试验区，并声称推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国际国内双循环应对内外环境尤其是外部环境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