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东:警惕“追责索赔”鼓噪的政治图谋

首先,病毒来源及疫情全球传播的责任追究,将会是疫情平稳或结束后人们普遍关注的议题,它直接涉及“国家责任”以及相应国际赔偿等普遍问题。2007年生效的《国际卫生条例》要求,缔约国需及时、有效地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在本国出现的可能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不履行此义务,将会引发相关国家责任问题,从而带来受害国或受影响国对该国追究责任的严重后果。对后者而言,这通常意味着国家信誉丧失与巨额赔偿,其后果不亚于一场大规模战争中失败方所承担的责任。面对一些势力的污蔑图谋,我们需旗帜鲜明地向国际社会阐明事实,顺序梳理中方抗疫以来的应对举措,不存在《国际卫生条例》所列不当行为。那种以“法律”为由追责中方的逻辑站不住脚。这些人实际上是以法律追究名义,试图迫使中方牺牲国家利益和声望,制造对华持久贬损的国际氛围,是冷战思维的翻版。

其次,西方一些人错误理解了当前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试图将疫情责任嫁祸给中国,而不是专注应对疫情本身。在各国合作抗疫的关键时期,他们痴迷于树敌,顽固地试图将全球抗疫扭曲地导向国际性反华。新冠病毒的传播性与危害性已为多数人感知,没有跨区域合作,新冠肺炎不可能被根除。国家间的敌视与对抗,应被彼此加强合作以应对大规模传染病的需求所取代。那些以追责索赔为幌子仇华、反华的势力,不仅在制造国家间新纷争,更是在干扰各国合作抗疫的大局。可以预期,疫情结束后,一些势力可能将追责索赔拖入异常繁琐与艰难的境地,但无论过程怎样,国际法的基本精神及各国执守法律与事实底线的正义力量,最终会将其导向一个相对公正的结果。一些政客将追责索赔议题政治化的做法,实际是站在了世界各国和人民整体利益对立面,很难会获得普遍支持。

再次,西方一些人试图将追责索赔作为影响疫情后的世界秩序演变进程的一个重要环节。正如基辛格近日在《华尔街日报》刊文所说,疫情后的世界将变得与现在不同。新冠疫情大流行对全球化的颠覆效应及对世界大国的异常沉重冲击,将很大可能促成国际关系格局的根本性转变。政治化追责索赔者们以封闭信息、掩盖疫情等理由污名化中国政治制度与治理体系,对中国全球抗疫贡献进行无底线诋毁,客观上服务于个别国家在疫情后打造一个有利于继续维持旧有国际秩序与权势关系格局的图谋。一些国家在应对疫情时失能低效的表现及背后暴露出的治理体系与能力衰败,必然会让多数国家在观察反思中重新认识未来世界秩序的走向。在美国,追责索赔势力正从地方延展到国会,进而蔓延至智库、媒体乃至其他国家,其力量逐渐汇集的态势相当明显。与其说他们是在索要经济赔偿,倒不如说是试图为疫情之后的世界秩序构建“正当性原则”。他们幻想迫使中方最终接受一个类似一战后严酷惩罚战败国的“凡尔赛式”和平那样的世界秩序。真可以说是误读了疫情,误读了时代,也误读了中国。

一些政治势力炒作的追责索赔议题涉及广泛且重大的利益,我们应提前做好应对。首先,对包括新冠病毒来源等在内的诸多问题目前还存在争议,西方一些追责索赔者对中方的无端指责缺乏科学依据,我们需开展更加广泛的国际合作,持续进行相关科研攻关,还新冠肺炎疫情追溯以科学公正而非政治化扭曲。其次,追责赔偿议题必须严格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相关法律领域专家应尽早着手该议题的预案应对,破解一些势力以扭曲法律方式将疫情罪责甩锅中方的企图。再次,西方一些追责索赔者试图以鼓噪“中国威胁论”骗取民众信任。中国的专家学者、媒体与民众需广泛加强对外交流,讲好中国故事,有助于持久缩小对华不友好者的市场。

追责索赔不单纯是涉及法律与经济的技术性议题,更是个带有强烈政治与国际格局转换含义的综合性议题,需要予以认真对待并尽早进行全方位的预防应对。(作者是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