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国如何成为两岸信任的沟通平台?

《新加坡文献馆》04/01/18

作者/来源:彭成毅 关键评论 https://asean.thenewslens.com

李光耀和他的两个「老朋友」:星国如何成为两岸信任的沟通平台?

本文藉助《李光耀回忆录》中的外交实例,探究新加坡当年如何在李光耀平等发展与两岸领导人的关係下,成为如今两岸所信任的沟通平台。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是杰出的政治家。在他的领导下,新加坡从依附英国的前殖民地,转型为独立自主的城邦国家。他不仅将新加坡建设成井然有序、法纪严明的社会,也使之晋升至全球经贸枢纽。在国际场合上,李光耀尽显新马华人通晓多元文化、多种语言的优势,游走各国扮演联络人的角色,并为新加坡谋取更多外交空间。

笔者一直为李光耀宽广的国际视野着迷。针对中共与中华民国之间的恩怨,他总是能跳脱意识形态,提供平衡的观点。台海飞弹危机时,他曾表示:「中国领袖说我是他们的老朋友,而我和台湾却是更老的朋友」,试图化解两方激烈的冲突。为了维护新加坡的国家利益,务实的李光耀一向保持中立,绝不得罪或偏袒任何一方。由此反映,小国绝非无外交。

本文藉助《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中的外交实例,探究新加坡当年如何在李光耀平等发展与两岸领导人的关係下,成为如今两岸所信任的沟通平台。

李光耀与蒋经国,坚定的「反共情谊」

建国后,新加坡与台湾的互动主要在国防层面。台湾愿意提供新加坡缺少的军事训练场地,以此扩展有限的外交空间。当时的蒋经国与李光耀同仇敌忾,皆视共产主义(中共和马共)为最大威胁。这乃是双方得以建立军事合作的前提。台湾甚至对新加坡部队在台进行的「星光演习」几近分文不收,颇为厚待。

碍于身份,蒋经国无法自由访问各国,李光耀成了他瞭解国际形势之消息来源。每回李光耀访台,两人都会交换意见,蒋经国得以确认他对大格局的判断正确与否。

在李光耀眼中,蒋经国是个务实、冷静的人,开口前必深思熟虑,且不会信口开河。皆因蒋经国理性、沉稳的人格,每当台湾陷入困境时,他都能审时度势,带领台湾渡过难关。

本外省籍人士之间的矛盾,李光耀看得十分透彻。他晓得外省人仅佔台湾人口的少数,故他们的政坛份额终会被本省人取代。主张台独的群体又为当时的外省人所不容,蒋经国只会选择能延续其反共政策、不搞台独的人才。因此李光耀随机应变,先把驻台代表从浙江裔改为闽南裔,并开始结识国民党籍的本省人。

他与有台独倾向者则保持距离,以免触及蒋经国的底线。新台关係建立在李光耀和蒋经国互相理解、互惠互利的基础上,私底下始终维持紧密。

李光耀与华国锋,道不同不相为谋

新加坡是东南亚最后与中共建交的国家,早期并无邦交关係。这是基于李光耀的反共原则,他担心中共会派人渗透新加坡华人群体,招致东南亚各国对新加坡的疑虑。反之,中共在60年代亦不承认新加坡共和国,并将之与马来西亚一併视为「新殖民主义的阴谋」。北京电台更曾污衊李光耀为「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

直至70年代,因应苏联的威胁,中共被迫放下在四处散播「革命」的身段。由此中共确立了新的华侨政策,不再鼓励他们回中国,也不支持当地的「革命」运动,是以消除东南亚各国对中共的戒心。马来西亚与中共建交后,李光耀才开始与中共接触,并于1976年5月正式访中。为显示新加坡的非华人属性,李光耀特意安排印度族和马来族的部长随行,且一併以英语进行会谈。

接待新加坡代表团的是华国锋,正逢周恩来过世、邓小平被下放。面对这个态度强硬的共产官僚,李光耀毫不示弱,强调不能让外界认为新加坡华族比例占多数就「必然亲中」。他进而表示,若中国有意协助成立新加坡的共产政府,必会加深两国分歧。

然而,华国锋仍按照制式的共产辞令批判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毫不理会李光耀的观点。

有趣的是,第三天早上李光耀一起参观了长城和明十三陵,午后抵达钓鱼台国宾馆时已筋疲力竭,中共外交部却在下午安排了会谈,此举让李光耀联想到新加坡共产党曾用来消耗他精力的伎俩。

这天的会谈上,华国锋责问新加坡为何仍与台湾发展军事联繫,李光耀随即反驳,称新加坡即便承认「一个中国」,不代表不跟国民政府打交道,台湾的治权并非由中共掌握,且是新加坡军事训练的合作伙伴。华国锋咄咄逼人的种种言论始终不讨李光耀的欢心。

李光耀与邓小平,务实主义好伙伴

邓小平复出后,仍延续党内反苏政策,拉拢东南亚国家孤立苏联。李光耀一再提醒他要停止输出共产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方能消除东南亚各国对中共的猜忌和敌意。这话早在他上次访中时对华国锋说过;但不同于典型共产官僚,邓小平放下了高高在上的态度,向李光耀请教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在李光耀的建议下,中共终止了对外声援共产「革命」的电台广播。鉴于中共长期的意识形态挂帅,邓小平展现了同侪中少有的务实态度,与持现实主义外交观的李光耀意气相投。

1985年李光耀访中会见邓小平时,两人谈到蒋经国的接班人事宜。邓小平担心蒋经国一逝世,台湾便会陷入溷乱,可能引发「两个中国」的局面。对此,邓小平想利用过往的「莫斯科同窗情谊」寻求与蒋经国合作。他委託李光耀将此意愿传达到台北。

有趣的是,蒋经国静默不答,这或许是源于他对中共所採取的「三不政策」(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

同时体悟到邓小平对后蒋经国时代的台湾政局有疑虑,李光耀在处理两岸归属问题上谨慎为之,避免在尚未明了新任总统的两岸政策下,表达新加坡在两岸政策上的官方立场。

李光耀与两岸,作为协调者的新加坡

新加坡华人社会身处大中华的边陲,与中国没有直接的利害关係。李光耀身为华裔,有扮演两岸联络人的先天优势。蒋经国从他获取国际情报,同时得到中共形势的讯息。邓小平则透过他传话给蒋经国,并屡次询问后者的消息。李光耀将此二私人关係转化为新加坡的外交红利,这对新中、新台关係的延续功不可没。

上升到官方关係,中共总理李鹏曾表示,他可以谅解新加坡军队在台受训这一建交的症结,并称中国不坚持新加坡要定下结束台湾军训的期限。他的表态归于李光耀不断强调新加坡和台湾有特别的关係,即非共产治国,以及感念蒋经国对他的恩惠。李光耀虽重视国际现实,但始终不忘对其恩人义气相挺。

1992年中共国家主席杨尚昆访新,他主张国共两党协商,暂且搁置统一问题,把焦点放在经济合作上。李光耀附和道,台湾若巨额投资中国,中方应担保50年内不武统台湾。他进而补充,台湾东面山裡盖了承受得住中国导弹袭击的地下空军基地,但这是巨大的资源耗损。因此,两岸的和平与合作能带来极大的利益。

由此可见,李光耀对两岸和平共处是颇有期许的。然而现实不如他所愿,一方面蒋经国早在80年代就担心台湾的经济会因对中国的大量投资而被其束缚,另一方面中共已察觉到李登辉另有盘算;两岸的发展方向并不一致。

李光耀依然希望两岸能够好好谈一谈

1993年他促成中共与中华民国官员自1949年以来的首次正式会晤。虽然辜汪会谈没有太多实质内容,但仍具历史意义。李光耀认为当下中国能够透过台湾汲取美国的经济和科技资源,这皆因中共还未统一台湾,才有此有利地位。他甚至提出,若台湾继续作为一个分隔的实体,或许会更好。只是江泽民反对这项提议,此为中共的官方意识形态所不容许。

90年代期间,中华民国总统李登辉与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的价值观相左。作为旁观者,李光耀察觉到李登辉有意澹化台湾与中国的共同性,亦显示分离主义的倾向。当李登辉推动台湾加入联合国,反映了他要凸显中华民国台湾与中国大陆是分开的。由于李登辉是基督徒,带领台湾人走向「应许之地」也成了他的使命。

针对这一点,江泽民表示其清楚认知李登辉要的是「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中共对此不能接受。

有鉴于此,李光耀为台湾与两岸的前途思考了两个方向:一、延续李登辉的路线,两岸将陷入冲突;二、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他的建议是,趁军事平衡点倾向中共前应展开谈判,为两岸最终的统一谈妥条件,而非等到即将统一之时。

李光耀认为双方都要共同努力缩小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差距,且界线要逐渐模煳,而非刻意强调差异。他呼吁中国作为大国要宽大为怀,因武统只会留下永远的伤痕;台湾则有责任避免走向独立,或是蓄意扩大两个社会的距离。

李光耀的两岸外交,是否得以维繫?

2015年11月7日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加坡会面,这是两岸分治以来最高领导人的首次会晤。李显龙延续了其父亲的两岸政策,让新加坡再次扮演协调者的角色。

马习会的举行,使台湾在国际媒体上获得了不少曝光率。站在马英九政府的角度,其认为本次会谈宣示了中华民国与中共得以对等交流,而非主僕关係。会后李显龙和马英九茶叙,可谓由李光耀和蒋经国所代表的传统新台两国情谊的再现。

李光耀所定下的两岸政策,乃遵循国际惯例、有伸缩性的「一个中国政策」,以贴近中共与中华民国目前的官方意识形态,凭藉与蒋经国和邓小平的私人交情,他尽力撮合两岸之间进行对话。

作为小国的领袖,李光耀对待强大的中共和友好的台湾时自有分寸、不偏不倚。他对中共强硬派的武统主张和台独主义者的分离态度都不苟同,李光耀坚信在不打破台海现状的基础上,以谈判的方式循序渐进地促成两岸的和解。

以目前局势看来,中国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中共对台态度的强硬,连同台湾本土意识和民主素质的提升,两岸的价值观渐行渐远,已非「李光耀、蒋经国与邓小平」三角关係时期般相互克制。

马习会是否为两岸首脑最后一次的对等见面?这考验着蔡英文总统与习近平主席执政团队未来的磨合。新加坡要如何应对后李光耀时代的两岸外交?考验着李显龙政府的难题,正是在台湾本土化政权与日趋集权的中共政权之间取得平衡的崭新局面。

作者 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学生。长期探究华裔青年的身份认同问题。视南洋为祖国,中华为故国,欧美为母国。

责任编辑:李牧宜
核稿编辑:杨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