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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重金属装备•
时间：2012-12-19 22:59:29
1986年，邓稼先由于全身核辐射造成大面积渗血，已经达到无法救治的地步。因为早些年我们没有防辐射防护衣对身体保护，邓稼先作为总指挥，曾在沙漠里寻找没有爆炸的核弹，找到后用双手把裸弹抱了回来。
邓稼先
邓稼先病重住院期间，杨振宁去医院探望时，两人之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杨振宁问：研究原子弹，国家究竟给了你多少奖金，值得你把命都搭上？
邓稼先：原子弹十块钱，氢弹十块钱。
据核工业部的老同志说，当年国家原子弹奖金是1万元，加上核工业部拿出的十几万，最终按10块、5块、3块的档次，发给了当时从事这项事业的十万科研人员。
1950年，钱学森在美国的项目协调人酬薪，和讲师、物理研究所兼职的收入相加，是每年近10万美元。钱学森回国后中科院按照教授一级工资和补贴，是每月不到500元人民币。
是啊，如今我们的经济好了，收入高了，可其实人才不是钱能留住的，也不是待遇就能吸引来的。我们民族真正的核心战斗力，是民心。这是让我们的敌人最惧怕的，也是我们民族能够屹立的脊梁。
惊世骇俗的举动，我们早已有过。不是在多短的时间内发展多么迅速，造出了多少高科技武器。而是我们在短短的几十年内，从战争的废墟中，带着东亚病夫的帽 子，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了。在1949年，在我们无论是经济还是国防还是工业都基本从零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核武器自保，需要火箭技术，这个跨越的难 度，比当前我们突破技术封锁研制和获取高科技国防科技，要难得多！
如今，我们都有了。这个奇迹的背后，是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无数默默奉献的先烈。是他们用自己的热血和生命，让我们可以在今天，和别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
我们有了完备的教育体系，有人才。所以没有的技术我们可以学，可以攻关。
我们有了完备的工业基础和管理经验，所以没有的装备，我们也可以仿造，改进，开发。
可我们的民心却不像几十年前那么纯粹了，当然，因素有国外势力的和平演变，有改革开放的必然影响，也有世界范围内主流价值观的潜移默化，还有政府在改革过 程中的一些不足，也就是腐败和效率的问题。可只要中华民族想要以更雄伟的姿态屹立于民族之林，就必须要万民归心。当然，针对社会和政府出现的问题，党也在 不断加大打击力度，规范社会。无论如何，只要政府能做到让人民信任，社会和体制能做到尽量公平透明，资源就可以有效地整合，就可以战无不胜攻无不取，就可 以天下太平。
韩国媒体展开的调查里，有83%韩国人支持与中国开战。“如果在韩国发生战争，你会怎样”的提问，有58。8%的学生选择“将逃往海外”。如果这两件事情都不行发生了，可想而知，韩国会多么尴尬。这样的民族没有人会把它们当做对手。
而我们，在抗美援朝的战争中，能和多国联合部队打成平手，我们的依靠，就是我们的民心。拿破仑说过中国是睡狮，我想他指的不是经济或者科技，而是民族的归宿感和凝聚力。希望以后我们的政府会做得更好！
简介：
在中国西北罗布泊戈壁深处的核试验现场，活跃着一位不为外界所知的年轻指挥员的身影。直到他因公殉职后，人们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他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
“娃娃博士”
邓稼先是安徽怀宁人，生于1924年6月25日，4岁时随家人迁往北平。“七七事变”后，为避战乱，他随姐姐辗转来到昆明，1941年考上了西南联大物理 系。1945年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昆明文正中学、培文中学和北京大学物理系任教。1948年夏，怀着“今后国家建设需要人才”的理念，邓稼先考取了美国 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研究生院。
1950年，邓稼先年仅26岁就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被人们称为“娃娃博士”。获取学位后的第九天，他便毅然登轮回国，进入钱三强主持的中科院近代物理所担任研究员，与于敏等人一道开创性地开展了对原子核理论的研究。
“两弹元勋”
1958年10月，他和一大批科学家被调去研究原子弹。到了北京郊区一片阳光普照的高粱地后，隐姓埋名，突然从中国的大地上“消失”了。
起初，他们准备接受苏联专家的培训，但不久，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邓稼先只好率领着28位平均年龄只有23岁的新毕业的大学生，开始了向神秘的原子王国的艰难跋涉。
作为核武器研究所理论部主任和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他一方面办起“原子理论扫盲班”，亲自讲课、辅导并组织翻译、学习外文资料，一方面思考原子弹研制的主攻方向。
他正确地选定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三个方面作为主攻方向并运用算盘这样简单的工具进行相关的繁重数学计算。在原子弹总体力学的计算 中，有个参数即原子弹爆炸时内部所要达到的大气压的数值对探索原子弹原理有着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为此，邓稼先带领他领导的一班青年人夜以继日地轮班进行紧 张的计算，用特性线法得出了与苏联专家结论完全不同的突破性结论。该结论最终被从苏联回国的物理学家周光召从物理学的角度科学地加以证实，从而成为指导原 子弹研制的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关键性理论成果。
研制原子弹成功后，从1965年起，邓稼先又奉命率原班人马与从原子能所调入的于敏率领的研究队伍合作，开始了氢弹理论设计任务，仅用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提交了被外国人称为“邓-于方案”的突破氢弹原理的方案，使中国的氢弹研制工作迅速向前推进并取得爆炸理论的成功。
无私奉献
邓稼先在大漠深处长年风餐露宿，艰辛地度过了整整10年的单身汉生活。工作中，他总是不顾个人安危。从第一次核试验起，他就形成了亲临第一线的工作模式。 1979年，在一次航弹试验时，因降落伞破裂，原子弹从高空坠落地上。为了避免毁灭性的后果，他竟冒着生命危险一个人抢上前去，抱起摔破的原子弹碎片仔细 检验，由此受到致命的核辐射伤害。尽管如此，他仍然继续带病工作，直到1985年才因癌症而被强行安排住院治疗。病榻上，他平静地说：“我知道这一天会来 的，但没想到它来得这样快。”弥留之际，他还用生命的智慧和最后一丝力气，与于敏合著了一份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向祖国献上了一片赤诚。
在邓稼先去世前不久，组织上为他个人配备了一辆专车。他只是在家人搀扶下，坐进去转了一小圈，表示自己已经享受了国家所给的待遇。
邓稼先逝世后，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曾特地撰文悼念他这位相交半个多世纪的挚友：“邓稼先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 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张爱萍将军称他为‘两弹元勋’，他是当之无愧的。……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