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毅 · 2016-01-03 · 来源：破土网
当有人信誓旦旦的宣称“阶级已死”，阶级理论被弃如敝屣的时候，世界的东方却诞生了最庞大的新工人群体。但阶级话语的流逝给新工人阶级的形成带来了巨大的阻力，新工人的成长亟需“阶级分析”的回归；另一方面阶级分析只有扎根底层才能被再次激活，再次拥有用武之地。
【破土编者按】在告别革命，告别马克思的年代，阶级理论被弃如敝屣。吊诡的是，在宣称“阶级已死”，新自由主义席卷全球的时代里，中国却诞生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人阶级——新工人群体。但阶级话语的流逝给新工人阶级的形成带来了巨大的阻力，新工人的成长亟需“阶级分析”的回归；另一方面阶级分析只有扎根底层才能被再次激活，再次拥有用武之地。
(图片来源：flickr)
一个幽灵正在中国的大地上徘徊——它不是全球资本，而是既承受巨大压迫也蕴含强大反抗力量的新工人阶级。今天，我们仍然拒绝承认新工人主体作为阶级力量的存在，因为它只是映照出了一个幽灵般的影子。随着富士康工人自杀的消息不断传来，工人抗争的加剧，历史对新工人阶级的呼唤也变得愈加急迫了。新工人阶级的幽灵现在又在寻找新鲜血液了。中国已经变成“世界工厂”了，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一步一步地走到了全球资本的中心。今天，没有人会否认中国崛起的事实。中国的国际竞争者们都羡慕不已，因为中国拥有高超的生产力，不仅能制造低端商品，还能制造高附加值的高科技产品。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制造iPhone手机和iPad平板电脑之类高水平消费品的中国工人要自杀和反抗呢?当中国崛起时，中国工人正在失去中国吗?
告别阶级
与《中国女工》中的讨论相比，中国工人阶级形成和重构的政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贯穿于第一代女工生活中的惊叫和梦想，已经让位于第二代农民工亲身经历的抗议和死亡。在世纪交接之际，迅速成长的新工人阶级就像初升的太阳将要从云层中喷薄而出。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催生了一个新生工人阶级。
但是要认识这个新工人的阶级形成，却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今天，我们要面对国内外对阶级分析扼杀的阻力。虽然中国明显存在着塑造工人阶级的主导性结构因素，但阶级结构和阶级身份之间、阶级意识和阶级行动之间，依然存在着“脱钩”现象。改革的主流霸权、新自由主义和西方关于阶级的话语都是导致这种“脱钩”的原因。在西方，与改革霸权同时出现的是“告别阶级”的强大话语力量，后者否认当下的中国仍然存在着阶级问题。就像“历史的终结”的理论曾经为我们带来了新自由主义一样，“告别阶级”的论述直接导致了中国“阶级分析”的死亡。从西方到东方，没有一个地区像中国一样，如此成功地实现阶级矛盾的移置。
由于 “阶级分析”的死亡观普遍为西方所接受，学院派进一步将焦点从生产关系领域转移到了市民社会和消费领域，因此关于阶级和劳动的研究也变得凤毛麟角。受西方霸权的影响，中国主流学者们开始高兴地照猫画虎，在西方宣告阶级分析死亡之时，他们纷纷公开肯定中国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正确性。
西方“死亡”的阶级形象在中国再次得到呈现和想象，但是，绝不承认阶级的死亡却意味着第三世界新工人阶级的诞生。今天，中国站在全球资本积累、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中心，在这里我们不仅看到了跨国资本喷泉式地涌入，还看到了阶级矛盾快速地进口和重生。呼吁阶级幽灵的回归，就是要采用第三世界的视角来观察改革时期中国的社会变化。
“阶级”被掏空
如果说打工者是用死亡，而非生命，来对中国工人在国际劳动分工背景下将受益于新全球经济的这一说法进行了反击，并且促使我们去理解新阶级在当代中国的形成和斗争，那么我们很快就面临这样的一种讽刺：“阶级”语言被吊诡地掏空了。我们很难理解存在着这样一种陌生而又残酷的经验：中国工人对阶级的切身体验是非常强烈的，然而，阶级话语在公共生活中被彻底压抑了。阶级话语不仅被中国新自由主义的霸权所取代，还遭到了一般大众的普遍憎恶，这些人中不仅包括城市新兴中产阶级，有时也包括工人阶级本身。阶级主体的自我贬斥进一步抑制了阶级话语，而影响到对阶级身份的认同和集体行为的表达。
阶级话语的流逝，对中国的新生工人阶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农民工来说，这不仅限制了劳动的流动性，减少了工资和福利，也影响了工人阶级自身的形成。这一“未完成的”的阶级由新工人主体组成，他们在政治上被命名为农民工或民工，代表了在中国至今尚待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进程。我们认为，新工人阶级的诞生恰逢“阶级”语言被掏空之际，在当代中国，阶级失语和制度性因素给新工人阶级的形成带来了巨大的压制。
毛时代的无产阶级化
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的“无产阶级化”过程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这一过程是由政治力量主导的。首先，毛泽东重新阐释了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理论，不仅强调了城市的阶级斗争，也强调了农村的阶级斗争。早在1926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已指出，在中国之所以进行阶级分析就是为了让共产主义革命认清敌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曾经认为 “革命的主力军是工人无产阶级”。但是，在二十世纪初的现代工业中，无产阶级只有两百万人，而且在这“二百万左右的产业工人中，主要为铁路、矿山、海运、纺织、造船五种产业的工人，而其中很大一个数量却是在外资产业的奴役下。”尽管毛泽东对产业无产阶级参与革命抱有期望，但是他明白这一阶级的人数还不够多，力量不够大。所以在之后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毛泽东都是依靠广大农民，农民被毛泽东称为半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真正的盟友。
到了解放后，城市工人成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新中国的主人。新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目标之一便是继续进行阶级斗争，保卫社会主义革命。跟在二十年代的胚胎期不同，毛泽东时代的工人阶级是在指令性经济开始实行后的很短一段时间内建立起来的，这跟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工人阶级的成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地区的工人阶级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历经半个多世纪以上才建立起来的。解放后，国家对生产、再生产和消费进行干预，快速建立了大量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来进行重工业建设，保卫国家，抵抗西方资本主义。这一时期，工厂工作分配给拥有城市户口的城市工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形成了“单位”，保障了新工人阶级的工作、住房、教育和医疗的需要。因此在毛泽东时代，当计划经济建立时，“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化”的过程也完成了。在这一过程中，毛时代的阶级概念询唤出了 拥有“阶级身份”或“地位”的中国工人主体。
可惜的是，毛时代对阶级概念的政治表达造成了本质化倾向。在1949年解放后，中国根据解放前的“阶级”分类对所有人的阶级身份或地位进行了划分：农村人口按照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雇农的分类进行划分;城市人口按照革命干部、革命军人、职员、工人、店员、资产阶级、工商业资本家、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城市贫民、游民的分类进行划分。1955年至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城市主要存在两个阶级：干部和工人。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经常使用的划分包括两个阶级，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另加一个附加阶层，即知识分子。
八十年代初，阶级的内涵随着邓小平开始推行改革开放而被迅速粉碎。特别是在1992年南巡、再次强调自己的改革政策之后，邓小平公开宣布，跟右倾相比，党和政府更应该警惕左倾激进主义，主要就是反左。于是工人阶级都被迫退出历史舞台。新兴资产阶级、城市中产阶级跟国家官僚一起，开始寻求新自由主义的现代性话语，让社会主义中国曾经的主角即工人阶级“下台”。毛时代的“阶级斗争”语言被永久废止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优越地位也随之被取消。但是中国历史上的吊诡一幕却出现了，在优势地位被取消的那一刻，一个新的工人主体却迅速崛起。新工人由涌入新工业区和开发区的农民工组成，他们是全球资本利用中国大规模劳动力的基础。因此，一个包含着大量农民工的新工人阶级在艰难中诞生了。随后国企和集体企业的下岗职工也加入进来，他们被迫进入市场谋生。新形成的中国工人阶级，作为一股阶级力量，从其诞生的那一刻起便遭受阻碍。当自在的阶级开始结构性地发芽时，新自由主义霸权却毫不手软，通过各种各样的权力手段来抑制工人阶级的发展，因而阶级斗争的出现最终还是有赖于“自为阶级”的发展。
如果说是毛泽东的革命理念产生了“阶级斗争”理论，进而产生了中国的工人阶级的话，那么邓小平的改革就标志着“阶级”的死亡，并用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潜替了“现代性”话语。告别“毛泽东”、告别“马克思”快速成了权力和新精英阶层表达自己政治意识形态的座右铭。毫无疑问，当社会自身正在迅速资本化，阶级正在迅速形成和重构的同时，国家机器通过攻击“阶级”语言将其霸权基础颠倒了过来。
回归阶级
但是就在这吊诡下，马克思的幽灵现在又回来了。中国新工人阶级正在努力发芽。这一阶级因其斗争性、丰富性、异质性和分散各地的事实而无法被简单描述为一个抽象的阶级主体。新工人正在亲身感受、理解、回应以及改变他们在当代中国的生活轨迹。阶级分析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也只有通过扎根底层才能被再次激活，再次拥有用武之地，比如在劳动体制的日常微观政治和集体的反抗中，中国新工人，在缺乏任何力量的帮助下，以一己之力跟资本和权力进行着艰辛的对抗。如果说我们的老工人曾经在社会主义年代自上而下受到过阶级语言的询唤的话，那么在全球资本主义和中国现代性历程交叉点应运而生的新工人，则激发了回归来自底层的“阶级分析”的渴望，回到生产线、车间和工厂宿舍中去，这些是工人体验自身复杂性和冲突性的生活经历的空间。如果说“阶级分析”在当代中国已经死亡，那么对中国新“打工”主体的再论述就是一个恰逢其时的筹划。一首登在一份工人杂志上的诗歌如此说：
工友，站起来!
你说你的生活注定要流浪
你接受了这种命运，带上了行囊
永远不要后悔
即使你将遭受巨大的困苦
保重，我的工友
不要说你没有回头路
每个人都有遭受困难和不幸的时候
经受所有的磨难之后
不管怎样
你要站起来，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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