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奇迹并非得益于西方经济理论

政治经济学出现边缘化倾向

自亚当·斯密以降，经济学理论不断得到丰富发展，经济思想史学家普遍将这种理论的演进概括为两个轨道分化，即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以效用价值论为基础的经济学。

后者经过了多阶段演化，在1890年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这就是英国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方面，是因为社会再生产活动的分工关系深化、劳动生产力大大提高；另一方面，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走向成熟，决定影响经济活动的因素逐渐得到厘清，历史的、传统的、政治的、社会伦理的因素，得到梳理并逐渐被看作是经济活动的外生变量。马歇尔所建构的经济分析主要围绕微观的产商行为展开。上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大危机，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其重点围绕宏观总量经济平衡关系叙述经济学原理。此后，以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为代表的西方经济学，将马歇尔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内容和凯恩斯经济学的宏观分析研究内容整合到一个分析框架之中，并巧妙地冠以一个全新学术名称——新古典综合经济学，一直占据着西方经济学理论的主流地位。围绕资源配置的经济运行分析更多地拟合描述实际经济运行，因而对现实经济运行有更加直白的解读能力。但是，其朝着追求数理表现的学术范式演变，以至于将再生产活动的主体，简单地归结为线性的单一取向的“经济人”，使经济学排斥了人文理性关怀，落入纯粹“工具理性”的分析俗臼。

马克思是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传入我国，此后在我国得到了长足发展。但目前，从学科建设、理论传播、社会影响力等方面来看，也面临不少问题。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首先是从当时的苏联传过来的。斯大林主持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的引进，给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学科带来“第一印象”和“初始分析框架范式”。至今，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还存在教条主义的误区。而在改革开放大背景下，西方经济理论的引进和应用，对于我国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起了积极影响，但其在讨论解读资源配置、经济运行等方面产生了对教条化了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冲击。某种程度上，政治经济学理论出现了边缘化倾向。

中国经济奇迹并非得益于西方经济理论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逐步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选择资源配置工具手段上，逐步转向“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调控作用”，这释放了生产力，增强了经济活力。但社会上也出现了一种声音，即将中国经济体制转型的成功简单地归结为是西方理论指导，这其实是一种认识误区。

首先，在运用市场手段方面，尽管西方已经有过几百年的实践，但说到底，就如何处理好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资源配置，人类社会实践的经验是人类文明共同的精神财富。

其次，我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绩，离不开对自身发展经验教训的及时总结。我们放弃了与战争动员的资源集中体制相适应的斯大林主义传统经济模式，引入资源约束条件下的微观自主选择原则，对于刺激处于闲置状态的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和有效配置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极大地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借鉴西方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设计应用，为我国制订缓和的经济政策提供了参照。但是，将发展的绩效说成是由西方经济理论指导，就显得十分简单肤浅。实际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设计，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最基本理论原则而形成的。在调动劳动者主体积极性的政策设计上，马克思主义不排斥“经济理性”的地位，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强调指出“人们所奋斗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马克思所揭示的商品经济理论十分重视商品所有者主体的经济理性和自由主权，以及在这种主权前提下的商品生产者相互之间的竞争博弈关系；它所揭示的价值规律作用机理对于价格信号如何引导资源流动、优化配置，同样是生动而具有普遍应用意义的。正是基于这种科学精神，才有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和这种决策的科学性。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需要我们去挖掘，对于马克思主义简单化教条化，是一种形而上的“迷信”、僵化；那种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说成是西方经济理论指导带来的，也是一种对于西方经济理论的“迷信”。大量研究表明，2008年最先爆发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实际上暴露出西方主流经济理论自身的致命缺陷，过于追求数理严密的表现方式，将复杂的社会现象任意裁剪，严重地与现实相脱节。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主要假定即“经济人”假定，已经落后于现实世界的发展。

中国实践积累了大量案例和理论元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但与此同时，我国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不少矛盾，迫切需要符合本国国情的理论指导去解决。例如，解决中国经济生活中的问题，不能回避历史因素和体制演进的“路径依赖”，中国经济生活中的地区经济不平衡是制约解决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政治因素”；建设市场经济体制所覆盖的就业、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具体到社会阶层和城乡不同人群的解决方案，必须运用政治经济学思维。面对这些，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不能准确全面地解释和回答中国经济问题。可以说，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发展的丰富实践，需要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中国的实践已经积累了大量案例和理论元素。从土地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的尝试，到1949年前后的土地改革，新中国成立后的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合作化道路；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企业改革中的经济责任制和经营机制转换、承包制、股份制改造；职工就业形式的合同制、下岗分流；中央与地方财政的分灶吃饭、分税制和“土地红利”的释放；体制转轨进程中的“摸着石头过河”，“双轨制”、“增量改革”推进；区域改革推进中的特区体制、开发区体制，东部地区率先实现现代化、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东北老工业地区振兴，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在对外经济交往中，中国从最初的自我封闭和被封闭到上世纪70年代末的对外贸易、开放投资，到21世纪初加入WTO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重要论断，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5大发展理念，等等。

在新中国大地上，我们经历了如此巨大、繁复的政策实践和探索。这些丰富的实践积累，经过多个阶段性总结，以中国共产党的历次重要会议、重要文件所宣示的理论突破为标志，给既有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注入新的中国元素，也为人类文明体系做出了新的贡献。正是因为有如此丰富的实践和经验积累，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充分的素材和案例，我们更应当随着时代的变迁，在理论上加以再总结、再剖析，加以挖掘、提炼和升华，在政治经济学的学科理论体系上得以更充分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