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勇★ 
11个死囚
1968年有14个“马印对抗”的青年被处死刑。之前已吊死3个，监狱里还有11个。在8月24日反动当局没有事先通知其家属就想一天把这11个死囚全部吊死。（秘密执行）这是违反法律的行为。可是这个消息不知怎样泄密。吉隆坡的一个朋友得到这消息时立刻通知住在小笨珍的黄成发（死囚）的妈妈（连秀凤），当时这位妈妈得到这消息时马上赶到吉隆坡找这位朋友和看自己的儿子。然后找律师（TT拉惹）。后来因TT拉惹律师被禁止进马来亚。因此，再找林碧颜和林吉祥律师来办理这11个死囚的案件。
处理这11个死囚的案件来来往往需要一大笔车费和律师费，因为这些家长都是来自贫困家庭，每个人为这笔费用而烦恼。没有钱就难办事，总不能眼巴巴看着这11个孩子活生生的被反动派吊死。所以这位伟大的妈妈为了救这批青年而最后决定把自己的大约5依吉树胶芭卖掉，拿这笔钱来做经费。
这11个死囚的案件引起群众的关注，群众发动签名运动，张贴标语，而政治部每天去黄成发的家收群众签名的名单和把贴在墙上的标语撕掉。连秀风带着10个妈妈（其他死囚的妈妈），每天忙碌四处奔跑，找反对党出来帮忙，号召人民起来反对反动当局无理吊死这11个青年。
11个死囚的妈妈和亲人后来驻扎在监牢的大门外，住上整10天。日夜守住大门。挂布条，高喊口号：“还我儿子！”。这件事震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得到群众的同情与支持。当地群众给这些家属送茶送饭。
有好心人报效11副棺材，（摆放在监牢的大门外）。这11个青年引起广大群众的关注，并引发群众起来反对反动派无理吊死这11个青年。最后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强烈反对和压力下，东姑后来打电话给柔佛州苏丹，把11个死囚改为终身徒刑。
大约在1970年左右，政治扣留营家属委员会的法律顾问卡巴星带一个翻译到半山芭监狱见我。这次受委托来替我申请上诉。律师说我当时被捕，没有拿到任何武器，没有证据，所以没有理由判我20年徒刑。故此以法律的漏洞可以再申请上诉。当天律师拿了我一些资料，告诉我改天等法庭通知才去吉隆坡法庭。大约4个月后，通知我去吉隆坡法庭办理申请上诉，然后在表格签上自己的名字。那官员说回去等待通知。当时我带着喜悦的心情回牢房。抱着满怀信心的期待回家的消息。在这段期间，我的确天天在盼着法庭通知我回家。
时间过得真快，一晃2年过去了，可是没有一点消息，深感失望。日子久了，把这期待的（阴影）希望逐渐从我心中彻底消失。心里也就不觉得难过。心想，或许在逗我开心。由于平时我并不急切于想回家，这等待（通知）的日子，并不影响我的情绪。当然，如果真有机会能早日和亲人团聚，那该多美！
出狱
1973年10月23日大约早上8点，女狱卒拿一张纸条走进车衣房，叫我一声：“Lew，（平时是这样叫我）Tuan jumpa（狱长要见你）。”突如其来说狱长要见我，心想不晓得有什么大事。因为平时难得有机会见狱长。我去到狱长办公事，狱长对我说：“Awak balik（你回家）”。我睁大眼睛看着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狱长看我没有反应，再对我说：“awak hari ini balik rumah（你今天回家）。当我听清楚时，惊喜走出狱长办公室，直接回到车衣房告诉2个和我共同生活了4、5年的战友。当这2位老战友听到我要回家的信息时，带着喜悦的心情走过来紧紧握着我的双手。目不转睛的望着我。我不禁热泪盈眶说：“你们多保重。”女狱卒走过来叫我赶紧收拾衣服，老战友依依不舍的帮我把东西放进一个小而陈旧的袖珍行李袋。然后相互拥抱握手告别，同时也和其他刑事犯握手告别。自己提着行李袋走出女牢房。
当我走到门口时，停下脚步再回头向生活多年的老战友和其他朋友挥手说再见，她们还站在那儿目送我，我依依不舍的渐渐跨出小门离开了。
到办公室等办理出狱手续，包括拿回我业余（放工时间）做手工的250元。可是等了1个多小时还不把钱拿给我。
真心急，因为离家整10年了恐怕回家天黑看不到路找不到自己的家人。正在这时候有个2粒星的官员走过来问我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不走，我说等拿工钱，他问我谁处理，我告诉他某某人。他说帮我，很快的，就把工钱拿出来还我。又问我回小笨珍是坐火车还是搭德士。我说搭德士。他很乐意的带我走出大牢门过马路，这时恰巧有德士过来，上了德士直到德士站，然后又转去新山，再坐德士回小笨珍。因为不习惯坐车，所以一路上晕车，一路吐着回。吐得好惨，连黄胆水也吐出来。当天回到小笨珍已是晚上7点30分。
当时就根据自己的印象，大概离下车的地方不远有一间金都戏院，戏院外面是马来坟地，可是我下车后一望，感觉异常冷清，好像是盗窃后一片灾难的现场。我徘徊了片刻，感觉对此地非常陌生。弹指一挥间，整10年后的我回来了，可是这戏院没了，只见远处有咖啡店和2档卖小吃，只有稀少的人在溜达。这时我真不知何去何从。因为家人谁也不知道我今天回家。大哥家自己不想去，（因为马印事件他不理智被有心人利用而做出对不起再生（我二哥）的事）。因此我只能找弟弟，但不知弟弟家住在那里，这时已是晚上8点钟了。后来想起一个以前和我坐牢的朋友就住在离这不远，决定去找她。于是又往回走，走了15分钟路，过去这里有一间小咖啡店和小杂货铺，可现在没了，变成住家。我在这块土地上住了整整13年，今天站在这里却感觉如此生疏，太不可思议了。虽然离乡整10年，但我熟悉家乡的一草一木。此刻，我站在长满茅草的马路旁徘徊了好一阵。再看看店铺旁边的一间神庙，这时才确定神庙旁边的一条小路进去就是我朋友的家。我沿着那条小路走，寂静的夜空一片漆黑，还闻到从远处飘来阵阵野花的芬芳。这条小路只住2家人，我朋友是最后一家。我走了10分钟路，过了小桥就看到她的家，只看见屋里射出一道微暗的灯光，喊她的名字，她妈妈出来回答：“我女儿不在家。你是谁呀？”“我是刘秀好，你知道我弟弟住那里吗？可否带我去？”老人家愣了一下，拿来电筒马上走。这时我真想她倒一杯水给我喝或给点什么吃。可她二话没说就带我走了。
大约走20分钟才到弟弟家。朋友的妈妈告诉我弟媳说是大姑回来了，我和弟媳虽然不曾见过面，但谈起话来并不生疏。我休息了一阵便去洗澡，恰巧这时弟弟回来了，弟媳说：“你姐回来了。”弟弟还以为是跟他开玩笑。弟媳说我在洗澡，弟弟奔去冲凉房叫我，听到他的声音心里非常高兴。我和弟弟从1969年探监一次至今已3年了。弟弟去买粥给我吃，因为一路晕车呕吐没胃口。
弟弟只是租一间小房间，当晚只好在那暂时挤。虽然是自己弟弟家，可是感觉好像在另一个世界似的。整夜不能合眼。心情激动，思绪万千，不知是喜还是忧，喜的是走出人间地狱，忧的是今后的日子怎么过。这一切都让人感到陌生啊！
回家的第3天，李牢友来找我，虽然我们多年不见，但一见如故。以后，我们经常联络。
刚从监狱回来，自己对社会上的一切一切都很陌生。新的生活环境，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必须从新开始。大约4个月后当上割胶工人。也租了个房，从弟弟家搬出来。房租每月30元，伙食45元，加上去学裁缝等，每月开支得200多元，因此生活上就得省吃省用，过得较艰苦。
在这期间李牢友经常来找我，或拿一些书给我阅读，平时我有时间也去找她。有一天她在我家过夜时和我谈起地下组织“解阵”，她有向组织反映我的情况，组织上让她发展我成为“解阵”成员。我当然不会拒绝。可心里却有所提防，担心碰上伪组织，别再第2次踏进伪组织的圈套。几个月后经过深思熟虑和了解的过程，通过阅读文件和刊物，对“解阵”有进一步的认识。我正式加入组织。
1974年底，这位朋友看我没有收音机，她说她家附近的电器店要收盘电器很便宜，就帮我买了一个PHILIPS的小型收音机。我已整10年没接触过收音机，不懂怎样调波道，朋友帮我调好波道，告诉我马来亚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的电台——革命之声。
从今往后，我天天收听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因为是租房，屋主也住这里，所以必须把音量调到最小。有一天，革命之声电台播放《我站在铁窗边》这首歌，使我想起在监牢的日子里天天站在铁窗边渡过整10年的漫长岁月，这首歌直接触及我的心灵。好像自己又回到往日的铁窗边望着祖国北方的蓝天。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