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犀乡资讯网 发布于 2016-06-20 00:00作者：editor3
第十章：西部砂拉越人民游击队
第三节 与印尼共成立联合部队
一、成立火焰山部队
二、夺取华莪空军基地武器
三、“7 . 1 5”夺武战的影响
四、西加印尼共的最后战斗
第三节 与印尼共成立联合部队
一、 成立火焰山部队
印尼“9.30”事变后，印尼右派军人集团篡夺政权，对印尼共及其同情支持者进行血腥镇压，使印共的力量遭到严重的损失。这一事件后，印尼共中央发表《自我批评》声明:检讨了过去所犯的错误,决心从严重的流血经验中吸取教训，坚决批判修正主义，纠正错误，决心从血泊中爬起来，揩干身上的血迹，沿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前仆后继，勇往直前。
印尼共西加省委在新年期间发表了文告，表示从1967年开始，要坚决走武装斗争的道路。但是，他们没有武装，要找北加同志。他们在昔邦找到在那里搞后方地下工作的北加同志蔡国志，并通过他去华莪找在那里的北加革命领导人。
1967年2月间，总部根据当时的形势进行了分析研究，在会上决定在双空与华莪中间地带建立个前哨站或中间站。这个据点将同一支、二支一样起着战略协同作用。平时负责华莪等地的联络工作和为三支购买与运送粮食、日用品与药品等物质。这项任务交由黄纪晓负责，刘顺胜、朱云辉、叶碧珠等负责人也加入工作。
1967年4月6日，印尼共西加省委书记梭斐安（Sofian）与前省委委员陈武侠来到华莪山区( Sangau Ledo)与北加共产党的林和贵及黄纪晓就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商讨，并做出初步的决议。随后，印尼共派人下到昔邦，叫陈武侠（老钟、老潘）和郑武杰（王明）省委级干部上去华莪进一步研究,然后再跟北加林、黄领导人协商，最后一致通过以下的决定(一)双方决定在火焰山成立一个联合部队:（二）军事方面由我方负责,帮忙他们训练军事干部，带动他们的军训;（三）政治工作互相配合，统一领导。大家也同意共同成立个宣传组，出版《不灭的火种》刊物;（四）后勤部也互相配合工作;（五）成立联合指挥部，由黄纪晓任司令，以反击印尼军的反革命“围剿”;（六）地方工作,由各自分头去做，西加的由他们主要负责，我方给予配合与协助。
印尼右派军人集团上台后，不但在全国掀起反共的浪潮，也掀起反华排华的浪潮。他们也把矛盾对准西加的华人，特别是66年至67年反华发展到了更加严重的地步。印尼共西加省委为了争取华侨和统一整个华侨问题，於同年4月16日发表了关于《西加华侨的决定》。这一《决定》，有一般纲领与具体纲领，具体纲领是要西加华人团结起来，走武装斗争的道路，并与北加革命战士结合起来。
同年6月，印尼政府强逼华人在华莪地区进行修补道路，或做其他劳役这是无代价的劳动，引起华侨强烈的不满。为此当地华侨成立了一个“西加华侨反迫害斗争委员会”，加强团结力量，准备进行斗争。我们以前在华莪成立的农会，也跟他们的斗争结合在一起。当时印尼右派军人政权实行野蛮的白色恐怖统治，对在卡布亚斯河(Sungai Kapuas)简称卡江一带、西加各地的华人进行烧、杀、抢的政策。西加的万诸介、孟加影、华莪和甲板巴厘等地不甘被杀被捕的华族年轻人，被迫上山进行自卫自发的斗争。那时西加各地布满干柴,只要点上火星，星火就到处燎原。我们同志利用这血淋淋的现实揭露反动派的野蛮政策,从中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从而动员了大批华人青年来参军。那些没有来参军的，也组成民兵,支援与配合我们的斗争。
在华莪孟加影一带边区，已有印尼共地下工作者进行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以提高群众的觉悟水平。
当时成立联合部队的山区大树环抱，绿叶参天，终年见不到太阳，气候很冷，为了表示我军有顽强的意志与火热的斗争热情，与之抗争，因而命名此山地为“火焰山”。这支部队有一百多人，多数为印尼共队员，负责人是黄纪晓、刘顺胜、朱云辉和印尼共西加省省委书记梭斐安。火焰山部队成立三个月后，在华莪印尼空军机场进行了一场夺取武器的战斗。
二、 夺取华莪空军基地武器
1967年6月，群众有反映一个情报，即华莪空军基地戒备松弛，那里有很多武器，只要进一步掌握情况，做好动员与部署，可以乘敌不备、出其不意，完全可以胜利夺取武器的。
4月间，万诸介、孟加影和华莪一带有近百位群众在刘汉英的带领下，来到华莪，寻求军训。6月间印共又征收了一批新兵，我方帮忙他们做短期的军事训练。同志们一边训练，一边派情报组进行侦察。通过侦察与调查，同志们了解到机场有多少兵力，属于什么兵种，拿什么武器，和怎么布兵，等等。
7月13日，同志们又得到一个重要情报，即7月17日印方的头目会来。由于6月间印尼军队内有发生磨擦冲突，而这种冲突又是枪对枪、一个集团对一个集团。为了避免这种冲突，其上级领导就把整连空军驻兵的武器收起来，放进武器仓库。在7月17日头目会来检阅，还会收回枪支，若没收回就不能向上头交待。许多人都认为这是夺取武器、武装自己的好机会。印尼共发展的新兵没有武器，而他们只有少数陈旧的枪，多数都打不响，正需要装备自己。指挥部考虑结果，下决心打。我方从第一批训练的印尼新兵中挑选出6个技术较好的队员，加进我方队伍，使战斗队员增至30多人。
7月13日，作出战斗决定后，还花二天时间进行紧锣密鼓的部署。
我方同志最后掌握到的情报是，掌管钥匙的四个守兵，换岗的时间是14日到16日，他们拿什么武器都清楚。这样，战斗一开始,我方就迅速控制了整个基地。这个贮存武器的仓库是当年荷兰人做的相当牢固。当时同志们有准备烧焊去割铁条，却偶然拿到钥匙，行动进行得更快，一切都很顺利。同志们在行动时要求尽量少杀伤，因为里面有些是好人，因而行动时只打死4个守兵。印尼共还写了字条，大意是说：我们不是要打你们，而是借用你们的武器反对政府。
这场战斗，夺取武器共100多支枪，其中包括50多支来福枪，和50多支冲锋枪，而我方无人伤亡。我们又即刻派2个通讯员，用一天的时间到四面八方去通知80个左右群众来帮忙运走武器。这些负责运输的群众平时要到各地去进行劳动生产。当晚，就一股脑儿把武器搬完，天亮之前撤回火焰山。
三、“7.15”夺武战的影响
这一场夺武战斗震撼印尼反动当局，他们派了陆军教导团特种部队（又称红帽兵）来驻守，并调查实况，以为是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干的，但调查不出真相。初时，第12军总司令Liakudu曾到处贴告示:“我们原是朋友，共同打马来西亚，为什么变成打印尼？……希望你们不要留在此地，回去更好……”但接下来又发生了2个印军去甘榜采波罗蜜被游击部队歼灭，并缴获两把AK47。同时，於八月二十五日有12个印军去参加李三保、杨长新的生日会，被陈武侠领导的全印尼队员的8.30部队所埋伏，印军被歼灭，缴获武器多支。
这一系列的攻击行动，使印尼反动当局，恨得要命，马上派了几千名兵力进行追剿。他们在华莪的宋彬港、马拉舨、上下板先、哇郎等华族农村进行四光（即杀、烧、抢与砍）政策，其中杀了几百名华族群众，约有整千名群众被迫上山，撤向乌洛港一带。上山群众跟火焰山部队在山里坚持一个多月。后来，印军来搜索，发生交战，部队同志在前面狙击，掩护群众转移。新军区司令苏玛尼走马上任，他采取怀柔政策，到处贴告示，号召群众，只要出来,就不对付。后来中老年、妇女、小孩先后出去，被遣送到山口洋、坤甸等城镇去，民兵和青年留在山上。出去的群众中出现坏分子, 出卖了情况，造成几百群众被捕。
长达一年多的持续“围剿”。初期火焰山部队坚守阵地，敌军来就打。
后来内部出现逃兵，有些沦为敌人的耳目帮凶，部分伊班群众在敌人的威迫利诱下，也反过来带了猎犬配合印军的军事行动。逐渐的困难越来越多，坚守阵地三个月后部队撤进森林，坚持斗争。面对敌人有增无减的军事进攻，又面对粮食的短缺，火焰部队的领导人认为，分散战斗更有利于部队的保存与发展。於是1968年1月后，火焰山部队北加同志与火焰山部队印尼共同志分开战斗。一年多后，火焰山坚持不了，黄纪晓带领剩余的成员转向第一支队去，又再撤进国内(注一)。
在攻打华莪军用机场之前，林和贵和砂拉越人民游击队第三支队不知情。攻打后不到一星期，印尼空军就到第三支队的双空去轰炸。火焰山部队原本应发挥分散和牵制“围剿”三支的敌军的作用，但攻打机场基地之后，却起了反作用，成为印尼皇牌军更疯狂残酷的“围剿”三支的因素。
火焰山部队攻打华莪空军基地，虽然军事上是成功的，但不应单纯的从军事观点去看，若从政治的和军事战略要求的层面来看是不可取的，结果是得不偿失。
若是站在印尼共产党人的立场上也可以看到这场攻打行动后的影响。
印尼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在印尼右派军人的法西斯大屠杀与残酷镇压下，濒临瓦解的边缘。对保存下来的印共领导人，在总结经验教训后，采取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收拾残局，重建或重整党组织和其他革命群众组织，为印尼人民指明斗争方向，顽强地带领印尼人民继续坚持斗争。在那时，他们在保存革命力量的基础上，可以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对西加以至整个加里
曼丹各民族人民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以及逐步建立革命政权。若能这样做，这将对西加省委的斗争和我们在边区的武装斗争都是有利的。但印共跟我们的合作引起了印尼右派军人的不安，尤其是火焰山部队的攻打华莪机场,和接连开展几场进攻战，导致他们加速要消灭火焰山部队和其他边区部队。
我军在异国的土地上，从争取统一战线的战略去考虑，我军不应主动出击，即使有很好的夺武机会。主动出击，就失去争取盟友的机会，盟友就转化成敌人，扩大打击面，树敌越多，使自己处于更加孤立不利的地位。在印方苏哈多反动政权认为，在不断镇压之下，印尼共基本上已被镇压下去了，在西加还出现省委和北加革命联合开展武装斗争，华莪空军事件给他们狠狠一揍，激怒了他们派大军来“围剿”。实际上，华莪空军基地夺武的成果并无法加以保存。
（注一）
火焰山部队’回国的队员名单
1. 黃纪晓（黃汉） 2. 叶碧珠（文军）
3. 李现贵（陈山，李江） 4. 刘凤芳（刘秀坚）
5. 吴新友（苏秀苇） 6. 吴添发（吴华民）
7. 林德茂（林志刚） 8. 田锦华（李亚娜，鲁剑伦）
9. 朱云辉（何松林，陈松青） 10. 刘月辉（邓亚礼）
11. 陈振和（陈亮） 12. 廖建业（廖亚喜）
13. 刘隆善（刘佑菊） 14. 林兰香（冯娟）
15. 黃秀英（冯英） 16. 蔡新福（杨丰）
17.黃祝妹 （苏伟娥） 18.林添仁 （李治）
19.朱永祥 （世文科） 20.蔡永才 （蔡武德）
21.郑汉文 （包发文） 22.黃现真 （黃味味）
23. 余世仁（小峰） 24.吴振辉 （徐海）
25.刘隆昌 （李志青） 26. 郑华荣（叶志安）
27. 吴珍兰（海英，李志茹） 28. 吴振娇（蔡小留）
29. 余克強（余永強） 30. 田永昌（四古）
31. 赖贵生（赖坤生） 32. （克山）
四、 西加印尼共的最后战斗
印共是全世界共产党组织中的第三大党，党员达三百万，四位最高领导人——印共主席AIDIT于1965年11月25日被捕 、 NYOTO 于1965年12月6日 被捕、LUKMAN于 1966年4月30日 被捕， 全都先后被杀害了； 第四位SUDISMAN也于 1966年12月6日 被捕，在他未被捕以前写了一篇评论，题目是“批评与自我批评”，对党的错误作了全面性的检讨。文章中指出，印共的根本错误是思想上的主观主义的错误，这主 观主义产生于小资产阶级，他们把主观主义思想感情和幻想带进党内，造成领导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思想根源。造成思想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 义，政治上就形成自由主义和事务主义。党偏重于组织形式和量的发展，不注重党的建设和武装工农的正确路线，导致上层建筑最后倒塌。
1967年初，幸存的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成立了以鲁斯兰为代主席的新中央，并继续领导印尼人民进行斗争。1968年6月，印尼右派军人集团发动了对在爪哇省勿里达县南部的印尼共中央所在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使印尼共产党力量又一次遭受损失，鲁斯兰7月被捕后被判死刑屠杀了。
印尼共产党中央委员西加省委书记SOFIAN，从苏哈多反动军人布下的天罗地网中逃过了追捕，他和未被捕的几位省委领导人讨论后作出决定：把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并重新筛选联络党员、团员和积极分子等，在极端恐怖和困难的情况下逐渐发展革命队伍。西加省委书记在华族进步人士的保护下，安全隐藏了一年多的时间。
当时还有党省委的彭任能、陈武侠也都躲藏起来。此时在省委书记梭菲安的领导下慢慢恢复党地下活动，秘密在开展各方面工作。由于苏哈多反动派进行极端反华排华 行动，关闭华校，华族精英、商会、工会、校董、商人、校长、教师等被捕入狱，甚至遭迫害。商店、报社不能用中文，家里不准有华文书籍，公开场合不准讲华 语，甚至要华人改名换姓。小孩转入国民学校，必须用印尼名字，不少学生还受到侮辱、歧视和殴打，华人子弟不敢上学，华人要使用印尼籍名字，证明是华人后裔，华人不准成群结队，只要三五人在一起便会被扣上“非法开会”的罪名被捕。华人的风俗习惯一概被禁止，不准去神庙拜神，祭拜等，引起华族群众的不满和愤恨。这就给党一个宣传机会，通过政治舆论，逐渐争取同情者。
西加印尼共产党开始认识到党的建设是首要任务，不管反动派如何摧毁党组织，在省委书记梭菲安领导下重新建立党领导核心，逐步走上稳定的组织道路。通过交通员，秘密找回失去联系的党员群众，在党干部的积极行动下，开始开展山口洋、三发至孟加影各地华族群众工作，一条红线正迅速发展。
九卅事件给共产党一个血的经验教训，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导说：要有一个正确的马列主义政党；要联合工农群众建立统一战线；要有武装的工农群众展开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1967年4月，西加北加游击队联合成立“火焰山部队”，打响“715飞机场战斗”，在华莪和边界地区进行武装斗争，最后因敌强我弱和群众被集中，失去群众支持，西加和北加武装斗争分开战斗。
1968年终，火焰山部队已化整为零，印尼共产党所领导的大部分成员，已经退回白区，在横平山戈兰坪召开总结会议，会议是由梭菲安主持，参加会议者有陈武侠、老马、郑武杰、陈福意、林英等10多人参加，梭菲安作了自我批评并总结了斗争经验，重建党组织，重点工作着重于组织发展群众，准备武装斗争。干部分散到山口洋、三发、坤甸等沿海地带跟地方同志结合起来，开展地下工作；西加印尼共产党省委书记梭菲安则带领了一股武装力量辗转于横平山、松伯港农村、米仓，然后辗转到卡江下游的农场、瓜兰昆东等几个点。印共大量吸收群众工作干部，以武装斗争中尚保存的干部作为主要革命骨干，在沿海一带领导和团结农村群众，群众工作正迅速发展，把沿海一带各农村连成一片觉悟性比较高的革命群众红区。
1971年，西加印共在米仓召开了一次扩大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建党和开展群众工作，会议总结了一条经验：要进行有效的武装斗争，就要作长期的准备，而且要有人民的觉悟和参与，才能进行武装斗争。梭菲安强调，往后的工作重点是 在卡江上游，而不是像以往那样在以华族为主的沿海地区。会议中重新整顿组织，建立以梭菲安为主，王明为卡江委员长，林平为滨海委员长的三人最高领导核心。
梭菲安所率领的10多个队员，他们以合法的身份潜伏在Kualan地区自己开发的伐木场，他们自己开发木场解决了经济来源，展开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还开办干部学习班，锻炼和培养干部。
印尼共产党个别主要领导人(梭菲安和林平)为了激发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以锻炼他们的斗争意志而发起了1972年5月25为升旗日，在兵营等处升旗，在沿海城镇广泛散发传单和张贴标语。这样做却弄巧反拙，无形中告诉敌人他们还有力量，结果招致敌人从三发至坤甸沿海城镇进行大逮捕,使印尼共产党遭受严重的损失。
1972年，因为贴标语事件暴露和破坏了整个组织，印尼反动当局出动了特种部队，在出现不少叛徒和敌人合作追击下，梭菲安第二次把部队化整为零。
农村和城市干部在叛徒出卖下全部被捕， 投进了监狱，沿海和卡江工作全垮了，苏哈多军便全力寻找梭菲安所在，他辗转坚持在卡江个别地带，但在敌人的高压政策下，有些同志在“围剿”中牺牲，有些被 捕，有些离队投诚，最后只剩下梭菲安和他的两位警卫员。当时他分配其中一个警卫排长下去搞粮食，不幸在联络站被捉。他被逼带着印军去包围梭菲安。在印军的包围袭击下梭菲安的头额被击中而壮烈牺牲，另外一位警卫员逃脱后向敌人自首。
1973年整个组织都垮了。这时只剩下共产党员蔡兰花带领五十多人退至昔邦山，目的是为了保存实力，坚持革命，准备东山再起。但是力量太小了，无法坚持， 她的队员大部分被枪杀或被捕，有的投降。她最终病死，最后两个队员也于1979年被捕，这场斗争就完全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