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泉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国际关系副博士
发表时间：2016-06-01 07:15:41
5月23日，在国际舞台上一直以积极形象示人的罗马天主教教皇方济各又完成了一项“重要成就”——会见埃及艾资哈尔清真寺大伊玛目艾哈迈德·阿尔塔耶布，双方以“友谊之吻”部分化解了十年前本笃十六世时期教廷与伊斯兰世界结下的仇怨。继今年同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会面、开启天主教和东正教和解之路后，教皇在促进各宗教和解的道路上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截止目前，梵蒂冈教廷在同东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的和解对话进程都取得重大进展。梵蒂冈还同世界上绝大部份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而在重要的国际关系行为体中，只有中国和梵蒂冈之间还没有实现关系正常化。中国和梵蒂冈教廷，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另一个是全世界最有影响的宗教团体的首脑部门，双方作为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没有建立起正常的关系，本身就不能说是一个正常的现象。而教皇方济各自2013年上任以来，对梵蒂冈教廷的内政外交做出大胆的改变，使梵蒂冈教廷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这种新面貌也似乎给了中梵关系正常化一个实现的可能。
“叛逆”的教皇给中梵关系带来的新变化
2013年3月13日，经过115位枢机主教在一天的闭门选举后，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总主教豪尔赫·马里奥·贝戈利奥当选天主教第266任教皇，尊号方济各。教皇方济各在天主教历史上创下多个第一：第一个来自拉美的教皇，第一个耶稣会出身的教皇，以及额我略三世之后1200年来首位非欧洲出身的教皇。他自己将尊号定为方济各——这个来源于天主教圣徒亚西西的方济各的尊号从未被以前的教皇使用过。作为顶着众多“第一”的教皇，加上耶稣会是天主教内部传统的革新派，教皇方济各的上任似乎就在向全世界传递着他将不走寻常路的讯息。
他也这么做了。
作为教皇，他没有选择传统的宗座宫殿，而是选择招待所性质的“圣玛尔大之家”作为自己的官邸，坚持在那里主持清晨弥撒，在世人面前放下作为教皇的架子，展示谦卑。他促进各宗教间的和解和对话，提倡男女平权，宽容同性恋者和堕胎妇女，承认进化论和宇宙大爆炸的正确性。他严厉批判资本主义和“致富神学”（即你有钱是因为你是个义人），谴责经济不平等和奴工现象，声称依靠剥削劳工致富的人是吸血虫。他宣布将所有黑手党员自动绝罚出教，自己站在同黑社会和有组织犯罪斗争的第一线。
他这一系列主张和作为显然与天主教会传统保守的思想和作风大相径庭。2016年3月29日，美国国家地理频道播出纪录片《叛逆教皇方济各》，片中介绍了教皇方济各在阿根廷独裁时期保护左翼神父、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事迹，还揭示了教皇对一位女共产党员鲜为人知的爱慕历史。或许，正是早年对女共产党员的爱慕和同独裁政府斗争的经历，使方济各在天主教的保守传统面前表现出更多的“叛逆”特点，也是这种“叛逆”，使他和天主教会给了世人耳目一新之感，无形中提升了天主教会在世界人民特别是非天主教徒中的声望。
这位处处给人耳目一新之感的“叛逆教皇”，在处理中梵关系上也一反常态，多次向中国示好。
2014年3月，教皇自称与习近平主席“有书信往来”。2014年8月，教皇在飞越中国领空的途中根据教廷礼仪向中方发去问候电报，回程中再次向习近平主席发去电报，称在中梵建交的问题上梵蒂冈没有附加条件，此举在当时引起不小的震动，被认为是中梵关系走向缓和和改善的重要积极信号。
2015年9月，教皇在访美结束返回梵蒂冈的飞机上表达了访问中国的愿望，称其“热爱中国人民”。
2016年春节来临之际，教皇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向习近平发出春节祝福。熟悉天主教历史和教义的人都知道，虽然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后对教徒过春节的禁令就已解除，但对曾经视过春节为“偶像崇拜”并严厉禁止中国教徒过春节的天主教会来说，这样的祝福仍然是极为不寻常的，这些都表现出这位教皇对中国的友好姿态。
除了姿态外，教皇用实际行动展示了对中国的友好态度。2014年12月，教皇拒绝会见当时在罗马窜访的达赖喇嘛，被外界普遍认为是希望改善同中国关系的表示。2015年8月，天主教河南安阳教区祝圣张银林为助理主教，而教皇认可了这一任命。这次成功祝圣，部分化解了2012年上海马达钦助理主教祝圣风波给中梵关系带来的尴尬局面。据香港媒体2014年底报道，中梵双方在神职人员任命问题上达成重大突破，这意味着中梵关系正常化取得实质性进展。可以这样说，教皇方济各即位以来，中梵关系一直在朝着积极的方向上发展，双方关系的改善是有目共睹的。这除了归功于我国长期以来对中梵关系改善抱有诚意之外，新任教皇方济各的积极推动也是不能忽略的因素。
中梵关系正常化，动了谁的奶酪
中国同梵蒂冈至今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原因是复杂和多方面的。
梵蒂冈在全世界天主教会推行“圣统制”，在全世界基督教会推行“与圣座共融”，即全世界天主教会服从罗马教廷的一元化领导，全世界的基督教会应当统一于罗马教廷统治之下。这一基本国策和我国“政府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宗教活动不受境外势力支配”的基本原则存在结构上的矛盾，使得中国对同梵蒂冈的建交要求明显高于对其它国家的建交要求（其它国家只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领土即可与中国建交，而同梵蒂冈建交则还要使其保证不干涉中国宗教事务），这种矛盾显然不能单单靠双方领导人释放善意就能在一朝一夕解决。
更棘手的是，一些人利用中梵两国长期没有建立正常关系的现实，通过反华活动为自身谋取特殊利益，这些人在梵蒂冈教廷内部已经形成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
首当其冲的便是天主教“台湾主教团”。1951年，“教廷大使”黎培里因为间谍活动被依法驱逐出中国大陆，“教廷大使”便开始改派至台湾当局，“台湾主教团”认为其在理论上有“管辖全中国教会的权力”。随着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合法席位，梵蒂冈方面意识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位无可取代，便长期不向台湾派驻“教廷大使”至今。
作为目前与台湾“建交”的唯一欧洲国家和政治大国，为了不使梵蒂冈抛弃与台湾“邦交”，更为了有机会兑现“管辖全中国教会的权力”，“台湾主教团”不遗余力地支持梵蒂冈的反华活动以证明自身的利用价值。最臭名昭著的莫过于2000年梵蒂冈“封圣”事件，梵蒂冈册封了120名在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当中死于非命的传教士和教徒为“圣人”，其中诸如马赖、郭西德、刘方济之流是西方列强不折不扣的侵略帮凶，使中梵关系正常化倒退数年。这一恶性事件正是在“台湾主教团”的提议和怂恿下进行的，“台湾主教团”为了维系自身的既得利益做出此种数典忘祖之举，着实令世人齿冷。
天主教某港教区也在中梵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中扮演了非积极的角色。
中国天主教会于1957年实现独立自主后，梵蒂冈便通过某港这一当初中国和世界进行沟通的重要媒介，继续对中国的天主教会施加消极影响，某港教区成为梵蒂冈支援所谓“地下教会”进行反华活动的中转站。某港教区也借此作用“提升”在天主教会中的地位，目前某港教区主教汤汉是教廷唯一在职的华人枢机，圣座万民福音部某韩姓秘书长（韩大辉）也是某港教区出身的神职人员。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和国际地位提高，中梵关系走向正常化势必导致某港教区地位的下降，他们同样要通过对中梵关系正常化设置障碍来彰显自己的“反华”价值。某港某“退而不休”的陈姓前枢机（陈日君）就多次在BBC等外媒鼓噪，劝阻教皇不要向中国做出让步，圣座万民福音部的某韩姓秘书长也扬言在中梵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他是“鹰派”，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
对于这些靠反华活动上位的人来说，中梵关系正常化无疑动了他们的奶酪，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唯有保持中梵这种“不战不和”的现状，梵蒂冈教廷才能更加倚重他们处理对华事务，他们才得以保持并扩大既得利益。这些人从中搅局作梗，使得形势更加复杂化，他们本身已然成为中梵关系走向正常化的重大障碍。
中梵关系正常化，留给“叛逆教皇”的时间不多了
不论如何，在“叛逆教皇”方济各的任上，中梵关系的改善有目共睹。目前是中梵关系走向“正常化”质变的历史最好时机。但这个时机是不可能永远停在那里等待。事实上，留给“叛逆教皇”的时间本来就不多了。
梵蒂冈是天主教世界的中心，其作为世界面积最小的国家却有着政治大国一样的影响力，全仰赖于天主教对世界的“软实力”，但软实力再强也是“软”的。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硬实力使得梵蒂冈只能通过借助其它大国来保持影响力。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飞速提升，国际舞台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忽视中国的存在。对梵蒂冈来说，同中国关系的长期紧张必然会使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大打折扣，中国14亿人口和高达80%的无神论和不可知论者比例对梵蒂冈而言也是“世界上最后一片巨大的待开垦的福传处女地”。在天主教会遭遇各种危机的当下，中国的资源足以使梵蒂冈走出困境，“枯木逢春”。反过来，中梵关系的改善对中国的意义主要是进一步改善中国政府和天主教信教群众的关系，更好地贯彻和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政府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的政策。
在中梵关系上，梵方是全方位有求于中方，中方对梵方几乎全无依赖。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这种不对等只会越来越大。因此如果梵方在中国对中梵关系改善仍抱有极大诚意的当下仍抓不住机会，那么下一次机会将不知是何时了。
教皇个人的因素也是他没多少时间的原因之一。教皇方济各被称为“叛逆教皇”，一方面说明他确实给天主教会带来新鲜的空气，另一方面也说明教会保守势力对他的不满。他一系列内外政策已经引起来教会当中保守势力的抵制和反抗。
教皇的身体情况也不乐观，他由于年轻时严重感染被切掉一个肺，繁重的宗教事务使他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他曾预言他只能当五年教皇，这意味着到2018年他就有可能安息主怀。对此有保守派枢机已经扬言“贝格里奥（方济各的本名）不会永远在那里，而我们会”。相信随着教皇的离世，教廷内必将出现对他的政策的“反攻倒算”。中梵关系如果此时不能实现正常化，彼时出现波折乃至严重倒退恐怕将在所难免。因此，如果教皇真的有心应该抓住机会，以更积极的姿态回应中方一直保持的善意，否则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最后，衷心祝教皇身体健康，在有生之年使中梵关系走向正常化。毕竟对于奉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处世哲学的中国人民来说，多一位朋友总是令人高兴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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