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 2015-06-27 · 来源：高和分享
奴隶制虽然取消了，但是，支持奴隶制的一整套政治体制、社会风气、文化传统，都不会跟着奴隶制而一夜之间消失，而是顽固地存在下来，继续塑造着美国社会。
这个耸人听闻的问题，仅仅是个问题。我并不相信这样的前景。但是，思考这一问题，帮助我们突破现有的思想框框。这也不是个凭空想象出来的问题。而是来自经济史学家Stanley Engerman和Kenneth Sokoloff于2002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新世界的制度、资源赋予量要素、和发展道路》。他们的出发点，是历史学的常识：欧洲人在16-18世纪殖民美洲，最早的最富的地区当然是墨西哥和秘鲁的银矿。后来崛起为经济中心的，则是现在的加勒比地区。相当于现在的美国和加拿大的地区，则是落后的边缘地带。英国在“七年战争”中战胜了法国，在讨论从法国要那块殖民地作为赔偿时，公众居然在加勒比的一个563亩的小岛Guadeloupe(面积还不及北大校园)和加拿大之间权衡。在十八世纪，象古巴、海地这些当今世界的贫困角落，以及境况稍好的巴巴多斯，在当时都是世界人均GDP最高的地方。这些地区的发达，依靠的是甘蔗种植园经济和奴隶制度。而这种奴隶制度，严格地遵循市场规律，创造了强劲的增长、利润、和贫富分化。要知道，这些地区的人均GDP计算，包括了奴隶人口。可见种植园主的富裕程度。但是，市场经济短期内创造的利润，在长时段内导致了整个地区的没落。如果美国这种高度市场化所创造的贫富分化不得到抑制的话，未来的美国会不会成为今日的海地?不论这个问题听起来如何荒谬，我们都无理由将之排除在我们的思考之外。
这项研究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早期殖民地时代的定居点，其社会政治制度一旦建立，就有着固化的倾向。特别是一个高度不平等的社会，往往会建构对精英特别有利的制度框架，阻碍社会流动。因为精英在那样的社会拥有着难以挑战的优势，他们当然希望把自己的特权地位固化。比如，大甘蔗种植园的繁荣，是建立在极端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少数庄园主统治大量的奴隶。在这样的社会中，从产权、税收结构，到公立学校，都压倒性地倾向于上流社会的利益，长此以往就导致了经济的落后。
这一研究，和对美国奴隶制度的研究相呼应。哈佛大学的Nathan Nunn 则利用县一级的统计资料，提供了更详细的数据分析：在美国，奴隶的使用和经济不发达以及贫富分化有着明确的相关性。巴西的经济学家Rodrigo Soares、Juliano Assuncao、和Tomas Goulart的研究，也用拉丁美洲的数据，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学者们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奴隶制度在被埋葬了一百多年后，究竟是如何塑造了当今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种族歧视当然是很重要的原因，但也是一个很不完全的答案。毕竟，在这些地区，受害者不仅仅是黑人，穷白人同样难有出头之日。斯坦福的经济史学家Gavin Wright提供了一种解释：当大家都习惯于使用奴隶劳动时，当社会被几个拥有大群奴隶的农场主所主宰时，这个社会就很少有动机去提供一些必要的“公共产品”(Public Goods)，如学校、图书馆等等。这是南部的主流。与此相对，北方为了吸引大量自由劳动力，各地进行了大量的公共投资。这些公共基础设施，在未来的几十年，为下层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向上流动的机会。
1857年，一位叫Hinton Rowan Helper的南方白人出版了一本书，细致地比较了南北方的学校、图书馆等公共设施。他本人是位种族主义者，并不同情黑人。但他的调查发现了北方的巨大优势。比如，宾夕法尼亚有393个公共图书馆，南卡罗来纳才有26个。在南方，公立学校、穷孩子的大学，几乎是闻所未闻。这样的境况，当然不仅仅是黑人受害，穷白人照样倒霉。
可见，奴隶制虽然取消了，但是，支持奴隶制的一整套政治体制、社会风气、文化传统，都不会跟着奴隶制而一夜之间消失，而是顽固地存在下来，继续塑造着社会。看看公立学校的开支就明白：以生均教育预算计，排在前14位的，全是北方的州，其中纽约州、哥伦比亚特区生均都超过1.86万美元。而南部的前奴隶州，则多属于教育经费最低的州。比如，北卡、田纳西、密西西比、俄克拉荷马州，生均开支就七八千块，还不足纽约州的一半。最近堪萨斯州的州长消减教育经费实在太不象话，被州的最高法院宣布“违宪”。但州长仍然获得相当多选民的支持。因为在这里，自古以来什么都是私产，连人也属于私产。动不动就加大公共开支、在私产上加税，和当地的文化习俗格格不入。
奴隶制度的历史和经济不发达的关系，可谓一目了然，并且得到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的验证。不过，这并不说明奴隶制度缺乏“经济效益”。恰恰相反，美国的奴隶制度，背后有着强大的市场动力。
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中观察到，南方的奴隶制度和北方崛起的工业格格不入，必将成为发展的障碍而被废除。学者们也一直认为，奴隶制度是落后经济的标志，很难有市场竞争力。芝加哥学派一些经济学家，甚至认为市场自然会淘汰奴隶制度。然而，1974年， Robert Fogel 和Stanley Engerman出版了一部巨著Time on the Cross，得出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奴隶制度很有经济效益，而在奴隶制度下，奴隶主出于自身的利益，也会尽可能照顾奴隶，致使奴隶们的生活不比自由的劳工要差。此书一出，立即引起一场风暴。不过，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奴隶的境遇问题。奴隶制度有强大的市场竞争力，这一点则很难被挑战。
此书是出自两位经济学家之手的历史著作，其中Robert Fogel(常常也被归入芝加哥学派)在1993年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家诺斯一起分享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反复申辩：写这部著作绝非为奴隶制辩护。恰恰相反，他从道义上严厉谴责奴隶制度。只是并不能因此否认奴隶制的市场效益。
最近的一系列研究，基本上支持了这种奴隶制经济效益论。奴隶制度虽然古已有之，但其规模比起欧洲人在美洲大规模运用奴隶劳动来则显得小巫见大巫。其实，即使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最初往美洲贩运奴隶，数目也还有限。真正大规模地使用奴隶，恐怕还是在种植园经济在美洲的全面展开，以及股市在欧洲创生以后。这就形成了支持“现代奴隶制”的一个非常复杂、庞大的市场体系。
首先，种植园，无论是开始时的甘蔗种植园，还是烟草、咖啡，乃至后来的棉花，都是规模经济，越大效益越好，而且需要大量奴隶集中劳动。第二，这种大规模种植园经济之所以能够成立，股市等金融体系是非常重要的支柱。当时，欧洲人先要把自己的产品(如枪支、酒和其他工业品)运往西非，在那里卖掉，再用所得的款项购买奴隶。买到奴隶后，要长期关押在地堡中，等候前往美洲的船和顺风(当时的帆船依赖风力)。这种等候时间，有时就要半年。奴隶价格不菲，在跨大西洋的贩运中死亡率甚高，还可能反叛。所以风险极高。运到后，还要拍卖，然后奴隶才能到种植园干活儿。如果风调雨顺，一年后等他们的劳动有了果实，种植园的产品跨过大西洋在欧洲市场卖出，奴隶贸易才开始有回报。可见，奴隶经济整个一个投资-回报的周期，往往几年，卷入大量资本，而且每个环节都是高风险。只有建立了复杂先进的金融体制的西方，才有可能操作如此规模的全球化奴隶经济。
奴隶制一旦确立，其经营就越来越精化，效益越来越高。要知道，并非是欧洲人把黑人变成了黑奴。主要是非洲人自己在部族战争中把许多非洲人变成奴隶，转手卖给欧洲人。欧洲人只是做买卖。这种买卖，一直以赢利为驱动。在南北战争前夜，奴隶制度并不像许多人想象得那么缺乏效益。恰恰相反，从当时的股市看，涉及奴隶经济的股票，势头特别好。市场发出的信息是非常清晰的：奴隶经济赚钱!奴隶制被市场所青睐，绝对不会被市场所淘汰。
这就引出了一系列关于市场经济的复杂问题：美国南部的大种植园，生意可谓蒸蒸日上。而种植园是南方经济的支柱。但为什么支柱产业这么赢利，整个地区经过长期发展反而成了落后地区?这让人想起五十年代艾森豪威尔提名通用汽车的总裁Charles Wilson出任国防部长。当时Wilson持通用汽车的股票达2.5亿美元，不舍得抛售。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人们问他：作为国防部长，如果你必须作出一个对通用汽车不利的决定时，你将如何呢?他的回答是：“凡是对美国好的，就对通用汽车好。反之亦然。”固然有人抱怨，媒体把这话扭曲为“凡是对通用汽车好的就是对美国好”，但其核心精神并没有走样。通用是当时美国支柱产业中的大哥大。难道不是通用越赚钱，美国越繁荣?其实，保守派许多亲企业的政策，基于同样的理由：企业赚钱了，经济就发达了。政府的职责就是给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我们且抛开道义问题不谈，而指向一个经济问题：如果美国政府当时一味改善南方种植园奴隶制的经营环境，南方是否能够崛起而成为美国的发达地区?检视历史就会发现，即使不打南北战争，即使南部保持了自己的制度和文化，种植园的繁荣，最终还会伤害整个社会。
政府的职责绝非仅仅为企业(特别是几个大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也不能单纯地以招商引资、GDP来评价政府的表现。政府必须追求超出企业赢利的更为广泛的社会目标。
薛涌：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站观点—– 乌有之乡
责任编辑：南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