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 2015-04-02 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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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增禧敘述陳六使如何創辦南大，最終被李光耀下令關閉的過程。（圖：光明日報）
周增禧（右四）於1962年代表南大學生會遠赴印尼出席學生會議。（圖：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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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周增禧（右二）參加國際學生研討會，與世界各地的學生會代表合照。（圖：光明日報）
（怡保訊）隨著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病逝，曾遭李光耀以鐵腕政策打壓且被判坐牢的馬來西亞南洋大學校友會聯委會主席周增禧說，他是李光耀打壓異己政策下的受害者，而在新加坡還未和大馬分家之前，他幾乎都被關在牢房中。“李光耀非常害怕受華文教育者會威脅到他的政治地位，而他摧毀南大一事，不但是馬新華社人士心中永遠的痛，同時也讓他成了消滅母語的‘華教和民族罪人’，他是扼殺南大的劊子手，南大人永遠都不會原諒他的罪行。”
現年74歲的周增禧也是霹靂南洋大學校友會會長，他是於1960年進入南大修讀經濟系，翌年加入學生會外交部，並在大學第3年出任學生外交部主任。
害怕華教人士威脅政權
“3月23日大清早6時許，身在新加坡的同學就撥電告訴我有關李光耀病逝的消息，當天我也接到十多通其他同學撥來的電話。”
談到他當時的心情時，他只是淡淡回應說：“平常心看待。”
他說，南大生視李光耀的離開是一個時代的結束，但李光耀對於華教，尤其是他對南大所造成的傷害，卻是永遠無法磨滅的。
“李光耀的一生都非常害怕華文教育，彷彿他認為受華文教育的人士會威脅他的政治地位。李光耀近年還曾說過，他對自己當年沒有早日關閉南大的作法感到後悔，這顯示他對南大的成見極深，而他的這一句話，也再度讓南大人的心淌血。”
他披露，1953年，南大創辦人陳六使基於當時許多華裔子弟無法接受高等教育，遂登高一呼創辦海外第一所華文大學，這在歷史上是一項偉大和不朽的貢獻。
“當時，馬新華裔全力出錢出力支持南大發展，而那也是南大風華正茂之時，結果李光耀卻一聲令下，即把華裔辛苦籌建的南大摧毀，對華社人士來說，這是最大的傷痛，也是大家心中永遠的痛。而對馬新華裔與華社來說，李光耀關閉南大的作法，也讓他成了民族罪人，而大家永遠都不能原諒他。”
成南大生眼中華教罪人
周增禧堅稱，在南大生眼中，李光耀絕對是民族和華教罪人，南大校友永遠不會忘記母校被李光耀消滅一事。
“此事與李光耀息息相關，歷史是一面鏡子，人們自會作出公斷，南大當年被關閉，李光耀絕對逃避不了責任，他是扼殺南大的劊子手。”
對於新加坡當前的發展與成就，在周增禧看來，新加坡優越的地理位置，才是使它成為世界重要港口的主要因素，而新加坡的成功，絕對與當地人民的付出、耕耘有關，且大家也不能忽視當地工商界的貢獻和付出。
周增禧：千警圍校銬學生
周增禧說，1963年，由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於9月21日大選勝出隔天，褫奪了南大創辦人陳六使的公民權，南大學生會於是發動罷課活動以示抗議，學生會也發表聲明要求當局即刻恢復陳六使的公民權，此事轟動馬新華社。
“相隔4天，即9月26日，上千名軍警人員重重包圍南大校園，並在宿舍內逮捕了5名學生領袖，我是第一個遭警方戴上手銬的學生，當年我只有22歲，還有一年便畢業。”
他清楚記得，事發時，他身在第10座宿舍底樓的房間，房內共有3人，身穿便服的政治部官員撞破房門後，向他出示扣留令與搜查令，即把其雙手反銬在身後，然後就搜索房間，但並未對付房內另兩名學生。
“我被視為顛覆分子，就像反對新加坡政府的社會運動成員般被貼上親共的標籤，然後遭當局拘捕，原因是南大學生會帶領學生與新加坡政府對立，並發出不利執政黨的聲浪。”
官員亮鎗恫嚇學生解散
對於遭拘捕的情景，周增禧至今仍歷歷在目，他說，政治部官員闖入南大校園逮捕5名學生的消息迅速傳開後，上千名同學即組成人牆包圍官員，設法解救遭扣查的同學，官員最終亮出手鎗，恫嚇學生解散後才得已脫困。
“就是從這一年開始，南大學生陸續受到恐嚇，有者更在內安法令下被逮捕、遭單獨囚禁、驅逐出境和開除學籍，受影響的學生多達400餘人。”
扣逾百政治犯
30人是南大生
周增禧當年被扣留在新加坡樟宜監獄E座，他指出，上百名被扣留者都是政治犯，其中30餘人是南大學生，佔了扣留者總數的三分一，其中包括知名學者謝太寶和戴淵等人。
其他被扣留的社會運動領袖尚有社陣的林福壽、著名報人賽查哈利、林清祥和林清如兄弟。
“在被扣留的3年5個月裡，當局不但未開庭審訊我們的案件，同時當局每隔3個月都會傳召我們問話，以試探我們是否有意悔過，只要我們願意合作就會獲釋，但我始終堅持我的立場沒有錯。”
被扣逾3年未開庭審訊
談到監獄內的生活，他披露，由於他屬於政治犯，所以不必勞作，而當局也提供各語文報章供他們閱讀，不過，凡是不利於新加坡政府的報導，都會被塗黑。
“我們設法獲取經濟學人刊物、時代週刊、遠東經濟時報與各類書籍，以免跟社會脫節。”
捕南大生為消滅華語
周增禧說，李光耀早年指示新加坡軍警逮捕南洋大學的學生及領袖的作法，主要是為了控制南大，並替南大改制，以便把南大的教學媒介語從華語改成英語。
“我和許多南大學生都對李光耀很‘熟悉’，學生會領袖甚至頻頻跟李光耀在文章上交鋒。”
他解釋，在1962和1963年馬來西亞誕生前夕，關心國家的南大學生會經常提出各自的看法。
互相撰寫文章交鋒
“當時的國際形勢是傾向於爭取民主解放與殖民地爭取獨立最興盛的年代，作為學運分子更不能置之度外，於是學生會通過本身的刊物《大學論壇》及報章發表聲明，以及呈交備忘錄來表達意見與立場。”
他坦承，南大學生會在很多課題上，尤其是馬新組成馬來西亞政府與南大課題上，與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所擬定的政策相左。
“學生會認為，新加坡是否加入馬來西亞一事，必須以馬新兩地人民的意願為考量。”
在南大課題上，學生會則堅持南大是民辦大學的立場，因此，學生會要求當局公平對待南大、承認南大的自主權，並捍衛南大的學術與言論自由，保留華文作為該校的教學媒介語，同時重視其他語文的學習，包括國英語。
“學生會與李光耀的摩擦非常激烈，尤其是在南大課題上，雙方互相通過撰寫文章辯駁，過後，《大學論壇》也因此被禁止出版。”
作風強勢
有他講沒你講
周增禧發現，李光耀擁有超強記憶力，且為人嚴肅、不苟言笑、辯才雄略。“他為人強勢，往往到了只有他講沒有你講的地步，他的英語和馬來語非常好，唯獨在說華語時帶有福建腔，且在華語表達方面表現欠佳。”
他披露，李光耀當年第一次與學生會領袖會面時，便已摸透對方的身份背景，包括學生會領袖來自什麼地方，由此可見，李光耀在採取行動前，早已做足功課。
周增禧與李光耀有過數面之緣，他在20歲讀大學一年級時，在座談會上首次看到李光耀，當時，他也是其中一名負責接待李光耀的學生會領袖。
“李光耀曾數次踏入南大校園，向同學主講的課題計有如何提高南大地位、新加坡政府對於南大的援助、建設新加坡等，我也曾在新大校園見過李光耀。”
1963年，周增禧曾以學生會外交部主任的身份邀請李光耀出席學生會高4層樓的學生樓開幕典禮，開幕人是南大創辦人陳六使，但李光耀秘書當時回函稱，李光耀基於事務繁忙而未克出席。
周增禧在學生會外交部的工作主要是負責聯繫國內外的學生團體，他也經常代表學生會出席國內外的學生會議，比如全馬學聯會議、國際學生研討會，甚至接待外國學生到訪。
在擔任學生會外交部領袖期間，他也曾接觸到多位新加坡政壇領袖，包括當時已卸任，且是新加坡第一任首席部長的馬紹爾、知名律師TT拉惹及女政治領袖梁蘇夫人等。
內安令扣3年
馬新分家才獲釋
對於李光耀以鐵腕政策打壓異己的行為，周增禧說：“我深受其害，最終是馬新分家救了我們。”
當年，周增禧是南大學生會領袖，為了捍衛南大主權，他積極參與學生運動，但最終遭李光耀主導的政府援引內安法令扣留，使得他當時在新加坡監獄中渡過人生中黑暗又漫長的3年5個月，直到馬新分家才獲釋。
1967年3月2日早上10時，獄官指示周增禧收拾行李，初時，他以為當局準備把他調到其他監牢。直到兩名政治部官員把他押上一輛轎車，並以英語告訴他：“你回去你的國家，新加坡納稅人沒有義務養你。”他才知道自己獲釋。
據他所知，他是第三名獲釋的南大學生會領袖，直到上車的前一刻，他都不知道自己已重獲自由。當時，他被囚禁在雙人囚房，而同房的同學比他早一天釋放。
惋惜南大照片被充公
“押送我的車子直往新柔長堤方向駛去，政治部官員也把我的馬來西亞身份證、逾期的護照和銀行的百多元存款退還給我，雖然我的護照過期了，但從新加坡出境和入境大馬時，我都沒有受到截查。”
最讓周增禧感到惋惜的是，他在南大所拍下的照片全被充公，而他從監獄帶走的只有兩三套衣物和幾本馬來文的經濟學書籍，他過後也把一些書刊轉送給牢友。
“就因為馬新分家，在新加坡遭內安法令扣留的大馬學生才得以獲釋，若非馬新分家，我真不知道幾時才能重獲自由。”
（光明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