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近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宝成关•

内容提要：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发轫于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历经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思想、洋务思想、维新思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 想，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马克思主义传入，其整个发展明显呈现出继承与扬弃的发展过程。这就是历史的辨证法，也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和 基本规律。与此同时，还显示出复杂性、现实性及不成熟性的特点。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是什么，基本特点是什么，近代中国最终为什么要选择社会主义？这是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不能不面对、也不能不回答的一个根本问题。本文就此作简略梳理与探索，以期得出较为清晰明确的答案，并以此就教于各位读者和方家。

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的思想，是从抵抗英国侵略的鸦片战争开始的。

英国殖民者对中国从事肮脏的鸦片贸易，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刻破坏和极大灾难。鸦片泛滥毒害和摧残了中国人民的精神和体质，造成了社会生产力的严重萎缩，银 贵钱贱，财政枯竭，鸦片战争前夕，中国金银输出已达1116万元之多。随着嘉道年间鸦片泛滥，吸食鸦片已经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以林则徐为代表的禁烟派，充 分认识到鸦片泛滥已不仅是有伤“人心风俗”的道德问题，更是危及社稷安全和“国计民生”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他在给道光皇帝上奏中痛陈：“鸦片以土易银， 直可谓谋财害命”，是中国社会的“大弊之源”；如果放任烟毒泛滥，将造成“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的危险局面。鸦片泛滥的危害迫使清王 朝决心解决鸦片问题。这正如同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历史的发展，好像是首先要麻醉这个国家的人民，然后才有可能把他们从历史的麻木状态中唤醒似的。”而这 种“唤醒”，不仅表现在鸦片战争时期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以及战后广州人民的反入城斗争，更表现在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出现与形成。

清王朝康乾盛世之后，到嘉道时期由盛而衰，内外交困的社会现实引发了思想文化领域经世致用思潮的出现。

一些具有经世思想的士大夫，力主革除弊政，化解危机，其中一部分便成为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主要由两部分人构成：一部分是统治阶级上层中的有识之士，如陶 澍、贺长龄、林则徐、黄爵滋等，他们往往以地方大吏的身份，利用手中权力，在水利、漕运、盐法、币制、禁烟等大政上有所兴革，取得了良好政绩，赢得了较高 的声誉，是改革派的政治领袖；另一部分则是官卑职小或未登仕途的士大夫，如龚自珍、包世臣、魏源、姚莹等，他们往往侧重于著书立说，以其广博的学识、深刻 的思想为依托，提出改革理论，并在实践上积极出谋划策，是改革派思想理论方面的主要代表。这两部分人志趣虽有差异，但基本立场、基本思想并无二致，其共同 特点是提倡通经致用，揭示末世危机，讲求兴利除弊。

鸦片战争前，龚自珍“讥切时政、诋排专制”，对清王朝的社会黑暗、官场腐败做出了深刻而有力的批判，指出整个社会已经陷入了深刻危机之中，“夜之漫漫，鹗 旦不鸣”，如此下去，将有“山中之民，有大声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意在警醒清朝统治者如墨守旧法，固步自封，必然导致改朝换代，政权易 姓。为此龚自珍指出，摆在清王朝面前只有两条道路，一是主动实行的“自改革”，另一条是由外力引发的“劲改革”。他急切地呼吁：“一祖之法无不弊，千夫之 议无不糜。与其赠与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即清王朝只有实行由上而下的自我改革，才能继续生存下去。魏源则强调，要兴利除弊就必须“知弊之所由，而 后知利之所在”。他在担任幕僚及在江南生活期间，对严重影响国计民生的盐政、漕运、水利等社会弊病了解较为深刻，知“其弊之所由”，从而提出了很有针对性 的改革方案，并指出除弊是兴利的先导，因为“天下无兴利之法，除其弊则利自兴矣”。除弊也要注重方法，如果急于求成，“求治太速，疾恶太严，革弊太尽，亦 有激而反之者矣”。在兴利除弊中还要注意“时愈近，势愈切”的问题，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政治领域的各种典章、制度、法律，时间越近的，就越适用，时间越远 的，就越不切实用。因此，对古法改变得越彻底，越有利于百姓，即“变古愈尽，便民愈甚”。正是在龚自珍、魏源等人的呼吁推动下，地主阶级改革派在其权责范 围内推行了一系列改革，达到了“自改革”所能达到的高度。

如果说在鸦片战争之前，绝大部分士大夫仍浑浑噩噩，因循守旧，在正统汉学思想的笼罩下，“家谈许、郑，人说贾、马”，脱离现实，完全埋首于故纸堆中；那 么，鸦片战争的炮声，则使封建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为之惊起，从而开始面对现实，面向世界。被誉为“近代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林则徐，在1839年3月赴广 东之前和其他封建官僚一样，对英国和西方世界知之甚少，奏稿中同样在外国人的人名、国名、船舰名上加“口”字旁以示蔑视。到达广东后，禁烟斗争的需要促使 林则徐去了解对手，探求和认识西方。他组织翻译外国书报，编译介绍世界历史、地理等资料，流露出渴求洞悉外情和探求新知的强烈愿望，对外部世界也有了新的 认识，并运用新知识批驳了当时流传甚广的一些错误观念和主张。魏源在鸦片战争爆发和中国失败的新形势下，把抵抗西方侵略与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紧密结合起 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指出“攻夷”、“款夷”与“师夷”是一个不可分割、但又分先后缓急的整体，其中“攻夷”和“款夷”是策略，是权宜之计， “师夷长技以制夷”才是战略，是根本之图。魏源“师夷制夷”思想的提出，使鸦片战争后“开眼看世界”的思潮具有了鲜明的主题，因而变得更加清晰，更具影响 力。从此，向西方学习以救国救民，成了先进的中国人孜孜以求、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在中国近代史上形成了一次又一次学习西方的热潮。而作为先驱，如同后来 早期维新派人士王韬所说，魏源“师长一说，实倡先声”。梁启超则把魏源“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长技以制夷”，概括为“三大主义”，并说“其论实支配百 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足见魏源这一思想对近代影响之深。

鸦片战争时期由于中国还没有跨出封建社会的大门，因而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改革方案，不能不“医方只贩古时丹”。

但他们在中国被屈辱地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刚刚踏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门槛时，就能“开眼看世界”，从“通时务”到“知夷务”，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 夷”的光辉思想，从而揭开了近代中国面向世界、探求治国兴邦之道的序幕，对政治思想和士林风气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上承明清之际的经世思想，下启洋务思想 和戊戌维新思想，在中国社会从古代向近代转变的关头，发挥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内容，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具有划 时代意义，并由此掀开了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光辉篇章。

然而，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如茫茫黑夜中转瞬即逝的流星，尽管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上闪出熠熠光辉，却未能引起清王朝当权者的重视和采纳。鸦 片战争结束后，统治阶级照样文恬武嬉，如时人所讥讽的那样，“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 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于是清王朝照旧一天天的腐烂下去，然而社会总是要前进，统治阶级不能如龚自珍所期待的那样，主动实施“自改 革”，人民群众就会以武器的批判来推动社会的前进。一场席卷全国、历时1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如期而至，洪秀全则以农民革命领袖的身份，践行鸦片战争时期地 主阶级改革派“劲改革”的思想。

洪秀全号召人民起来用暴力推翻清王朝，去“开创新朝”，建立“人间天堂”。

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便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按照“处处均匀，人人饱暖”的原则，实行土地和财产平均分配。虽然这一制度带有很大的空 想色彩，加之当时紧迫军事斗争难以将其付诸实施，但它反映了千百年来农民要求土地的强烈愿望，对于发动和鼓舞广大农民起来参加反封建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 然而洪秀全“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国策，否定任何形式的私有制和私有财产，不要商品经济，禁止商品交换，“凡物皆天父赐来，不须钱买”。妄图不论城 市农村，都实行“通天下皆一式”的绝对平均主义，显然违背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与人民群众的意愿，不仅难以实现，从历史发展规律角度甚至不无反动。到头来不 得不回到以承认封建土地所有制为实质内容的“照旧交粮纳税”，表明太平天国革命终究解决不了农民土地问题。至于洪秀全政治上以封建专制主义为指导，把封建 王朝的等级制、世袭制、特权制，在太平天国内部全部因袭下来的做法，更是清楚地表明，即便太平天国这种农民革命的最高峰，最终也只能陷入封建主义的泥淖， 农民阶级根本不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再加上拜上帝会的教义毕竟不是科学的思想理论，它不仅不能指导革命走向成功，而且给农民革命带来了危害。洪秀全借助“洋 上帝”发动和领导革命，为太平天国内部争权夺利、自相残杀埋下了祸根，也为清朝统治阶级镇压太平天国提供了文化上的借口。

如果说《天朝田亩制度》体现了浓厚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色彩的话，那么由洪仁玕奏请天王洪秀全批准颁布的《资政新篇》，则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方案。其 内容主要有：大力兴办交通运输事业，尤其应建造火车，要在全国修路，使各省畅通无阻；兴办银行，发展金融事业，以“利于商贾士民，出入便于携带”；“兴器 皿技艺”，发展制造业，制造的产品“准其自售”，还应给予奖赏；“兴宝藏”，大搞工矿业；开展保险事业，以防止水火对人与物的伤害，“有失则保人赔其所 值，无失则赢其所奉”；“兴市镇公司”，收取关税，如有中饱私囊者必须依法处置。此外，洪仁玕还主张“兴跛盲聋哑院”、“兴鳏寡孤独院”，发展社会慈善事 业；“兴邮亭以通朝廷文书，书信馆以通各色家信，新闻馆以报时事常变”，即发展邮政、通信、报刊事业等等。迫于当时太平天国面临的形势，上述方案根本没有 机会和条件实施，尽管如此，它毕竟反映了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迫切要求改变中国落后面貌的渴望，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学习西方、变革现实的方案，从提 出的时间上看远在洋务派之前，有些直到戊戌变法以后又被维新派再次提出。洪仁玕的这一方案，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特色和浓厚的民主主义气息，展示了时代的风 貌。

近代中国第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方案，不是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是由农民革命领袖提出，尽管有其特殊历史原因，但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 的产生，已经到了呼之欲出的地步，即将敲击或开启近代中国的大门，这已是任何人都难以抗拒和扭转的历史潮流，即使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领袖不能加以付诸实施， 也终究会有“后来人”继承。

靠血腥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迅速崛起的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洋务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不自觉地充当了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遗嘱的执行人。他们在 两次鸦片战争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切身体验了洋枪洋炮的威力，认识到如果仍然沿用弓箭刀矛、抬炮鸟枪等旧式武器，“断不足以制洋人，亦不足以灭土 寇”。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由于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造成“外重内轻”的局面，才使洋务派得以利用地方督抚所掌握的大权，开展以 “借法自强”、“求强求富”为内容的洋务运动，从而催生了中国近代工业，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中国近代化的进程。

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最早发起者，提倡“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自强主张，强调“制造船炮，为中国自强之本”。自强之道又须“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 功夫”。在向西方学习造炮制船等军事技术的同时，还要翻译西书和培养西学人才，“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可寻。特以 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在他的努力下，江南制造局翻译处于1868年正式成立，这是上海最早的翻译出版机构。 1871年8月，曾国藩奏请选派“聪颖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正是在曾国藩等人主持下，清政府于1872年开始陆续 派出四批共120名幼童到美国留学，又选派严复等30余人到欧洲留学，开创了中国派遣留学生的先河。

李鸿章继承了曾国藩的思想，认识到外国侵略势力东渐，深入京师及各省腹地，使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 要改变中国积弱的局面，转弱为强，必须在“变”字中求出路。如果“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变法自强的途径是制器造船，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他坚信：“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因此其“变法”的实质是“变器不变道”。 但是，随着洋务事业的发展，李鸿章对富强的认识也逐步提高，意识到富为强之本，商为富之本，必须“先富”才能“后强”，“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 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李鸿章的“求富”思想和实践，客观上有助于我国民族资本的产生和民族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 略，将洋务思想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

备受争议的洋务派思想家郭嵩焘，则从切身体会和中西比较中认识到西方富强的根源在其政治制度，“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 在商贾，造船、制器”。“西洋之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故也”，而“君民兼主国政”，这正是“西洋之所以日致富强”的根本原因。他批评仅仅学习西洋的造 船、制器之术是舍本求末，“专意考求富强之术，于本源处尚无讨论，治末而忘其本，穷委而昧其源也。纵令所求之艺能与洋人并驾齐驱，犹末也，况其相去尚不可 以道里计乎！”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是一种突破。

相比之下，张之洞在戊戌变法之后，仍在重弹“中体西用”的老调，对“中学”即“旧学”、“西学”即“新学”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界定：“四 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张之洞虽宣称“新旧兼学”、“不使偏废”，但实际上中 学和西学并不处于同等位置，中学是“体”，西学是“用”。张之洞在撰写《劝学篇》时，代表“中学”的清政府已经日趋腐朽、没落，而维新思想正蓬勃兴起，张 之洞无视历史潮流的发展趋势，反而极力论证清朝统治的合理性，试图用其理论来维护清朝统治，显然是徒劳无益的。

从历史发展的进程看，洋务派鼓吹的“变局论”、“借法自强论”、“求强求富思想”乃至“中体西用论”等一整套洋务思想，毕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世界观 念、价值取向和治国蓝图，实际上是一场向西方学习，谋求中国近代化的思潮。然而洋务思想中固有的封建性、保守性乃至落后性的一面，特别是它严格规定学习西 方必须在“中体”范围内不得越雷池一步，使其至19世纪末终于被戊戌维新思想所代替。

洋务运动发生之际，正是世界性的改革大潮兴起之时：美国进行了南北战争，俄国实行农奴制改革，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德国和意大利先后统一。 这些国家通过改革，破除不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旧制度，迅速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强国。中国的洋务运动从时间上看，兴起并不比这些国家晚，且前后持续三十 多年，但仍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洋务派虽然引进了西方先进的军火武器和机器设备，但政治思想并未同步更新，缺少近代国家意识，没有触动封建专制制度，这 说明不从根本上对旧的封建制度进行变革，就无法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早在洋务运动后期，即19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形势发展，“借法自强”究竟是以练兵制器为本，还是以改革政治为本，洋务派内部这两种观点之间的矛盾便逐 渐尖锐起来。后者认为洋务派所讲的“西用”，只学到了西方国家的皮毛，完全是舍本逐末。其中特别是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洋务派，他们社会地位较 低而又与西方文化接触较多，因对现实不满而促使他们日益热衷于西方的议会民主。尤其是中法战争失败之后，他们要求中国仿效西方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设立议 院，实现“君民共主”的呼声更加高涨。这显然已突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藩篱，至此，早期维新思想从洋务思想中逐步分化出来，渐渐形成自己了的体系。

戊戌维新思想是对洋务思想的继承和扬弃。

戊戌维新派一方面肯定并继承了洋务派“练兵制器”、“自强求富”的思想，认为洋务派造轮船、筑铁路等，“虽小技奇器皆与国计民生相关”，是很必要的；另一 方面，他们对洋务派“变事”不“变法”的做法极为不满，批判洋务派“增新而不除旧”，“变其一而不变其二”，尤其不敢触动封建专制制度，不能“大变”、 “全变”，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只是枝节的改革。显然，戊戌维新派继承洋务派“借法自强”、向西方学习的一面，否定其“不变其本”、“补苴弥缝”的一 面，从而形成了以变革政治制度为核心的变法维新思想，并在甲午战争后形成高潮，上演了戊戌百日维新这一历史活剧。

康有为作为戊戌维新运动的领袖，首先是为维新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

他通过诠释“公羊三世”说阐述历史发展观，认为封建君主专制是“据乱世”，资本主义君主立宪为“升平世”，资本主义共和制为“太平世”，以此说明人类历史 是从低级走向高级的发展过程，因此“祖宗之法”也必须随时代的前进而改变，决不能“以千百年之章程，范围百世下之事变”，进而提出了“变者天下之公理”的 论断，从而直接为变法维新提供了理论根据。同时，康有为又用人性平等的资产阶级民权观，阐明变法维新为什么一定要建立君主立宪制。为此他从自然人性论的角 度出发，指出人性是自然的，“性者，生之质也，未有善恶。”即人的一切欲望都源于本能，属于自然属性，不能对此做任何道德评价，这显然与传统的天理人欲之 辨背道而驰。封建正统观点认为只有克制人性才能实现所谓的善，康有为却认为这种压抑人性、违反自然规律的观点恰恰是一种恶。人应当争取个性自由，肯定世俗 欲望。此外，人与人之间还应当是平等的。“人人皆独立而平等，人人皆同胞而相亲如兄弟。”在他看来，“人人独立，人人平等，人人自主，人人不相侵犯，人人 交相亲爱，此为人类之公理，而进化之至平者乎！”康有为以此否定封建等级制度，在中国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平等观念，从而为维新派参政执政提供了理论根据。 其次，康有为还为戊戌时期的变法维新提供了政治纲领，其基本要点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通过自上而下的变法维新，让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参政、执政，逐步 实行君主立宪，改革中国封建主义的国家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资本主义。政治上，他提出“兴民权、设议院”，实现三权分立，强调“立国必以议院为本”；经济 上，他主张以“富国为先”，提出了“富国”、“养民”、“教民”一系列具体措施，尤其主张“以智民富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上，主张“移易民心”， 改造“守旧闭塞无知无欲之国民”，创造一个充满生机的资本主义新天地。最后，康有为又通过写作《大同书》，展现了他所追求的未来大同世界的理想社会图景， 以此鼓励维新志士为变法维新而献身。

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得力助手和维新派的主要理论家和宣传家，戊戌时期以“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为职志，大力鼓吹民权，提出了以设议院、开民智为主要内容的民权思想。

但在民智未开的阶段，梁启超心目中的兴“民权”，实际上指的是兴“绅权”。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总结教训认识到人民是国家的基础，人民的素质决定了政治 的好坏。从此大倡“新民”说，并把这视为实现民族独立和社会进步的“根柢源泉”。而其培养“新民”的方法，一是“淬历其本有而新之”，二是“采补其本无而 新之”，即既发扬光大中国固有文化精华，使之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同时又吸收外来先进文化，使之为我所用。另外梁启超还注意到权力制衡对近代民主政治的重要 性，他用“政治上发动力与对抗力”，解释民主制度的成因，认为“百年以前各国之政治未有不出于专制者也。而千回百折，卒乃或归于君主立宪焉，或归于民主立 宪焉，皆发动力与对抗力相持之结果也。”意在说明国家权力若没有与之相抗衡的力量，则必然导致权力不平衡，民主的优势在于控制权力不至于向任何一方严重倾 斜，则显示了梁启超在考察民主及民主制度上的睿智。

谭嗣同的《仁学》试图运用具有辩证色彩的“道器一体”观，去理解世界，阐述社会发展的规律。他猛烈抨击君主专制制度，尤其对封建名教的核 心“三纲”之首“君为臣纲”，进行了激烈抨击和批判，说“二千年来君臣一伦，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沿及今兹，方愈剧矣”，因而主张“冲决君主之网 罗”，“冲决伦常之网罗”，将矛头直指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纲常礼教，体现了他强烈的批判精神。在他看来，中国两千年来的专制统治都是暴政，封建帝王都是独 夫民贼，他们用尽一切办法奴役人民。君主专制制度实质上就是强盗政治，受压迫和奴役的民众必须奋起反抗，冲破专制制度的网罗。

严复则以进化论为依据，强调“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同样适合于人类社会。

中国人民应该认识这个规律，奋发图强，“与天争胜”，才能避免任人宰割的历史命运，从而阐明了维新变法的紧迫性。在政治思想上，严复最大特点是注重和强调 自由，提出了“自由为体，民主为用”，“身贵自由，国贵民主”等著名主张，并以此对中国的封建专制进行了深刻批判。他认为自秦以来所建立的政治制度，都是 “家天下”的君主专制，是毫无道德可言的“独夫”统治，这种“百无一可”的封建专制，应该彻底否定。为此他提出：“国者，天下之公产也。王侯将相者，天下 之公仆隶也”；只有人民“斯天下之之真主也”。严复的这一批驳论证，有力地揭露了“中国之尊王者”“知一人而不知亿兆”的实质，较之康、梁对封建专制弊端 的认识，在思想理论上要深刻得多。难怪谭嗣同对《辟韩》一文，连赞“好极，好极”！并在《仁学》中吸收了不少严复的观点，张之洞见了却斥之为“乖戾”。更 值得称道的是，甲午战争失败后，严复将注意力集中在翻译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经典著作上，用十余年的时间先后翻译出版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 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甄克斯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方斯的《名学浅说》等八部著作。这 些译著尤其是《天演论》，对于当时处于“知识饥荒”的知识分子来说，“可谓闻所未闻”，因而在晚清风靡一时，几乎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思想风貌，为此蔡元培 盛赞严复为“五十年来介绍西学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可以说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严复所介绍的进化论学说，一直在中国思想界占据着统治地位。

戊戌维新虽以失败告终，但在政治变革上却是一次历史性的超越，它从此开启了近代中国政治制度变革的闸门，而在政治思想领域，维新思想家对中国传统纲常伦理 和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和反思，带来的思想启蒙和解放，绝不是慈禧太后发动的一场政变所能绞杀的。然而戊戌维新思想由于其内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具有明显 的局限性。它主张民族独立，反对列强侵略，但又对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它猛烈批判君主专制，但又不敢从根本上否定它，反而把变法的全部希望寄托在 并无实权的皇帝身上；它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但又丝毫不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它认识到民权的重要性，但它所谓的“兴民权”的“民”，实际主要指士绅， 而不是普通民众。戊戌维新思想的不足暴露了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实践证明，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由于本身力量弱小，社会基础狭窄，企图通过 封建统治者进行自上而下的改良，是根本行不通的。但也应看到，戊戌政变后维新派在思想文化领域继续做了大量启蒙工作，出现了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 流，他们在思想理论方面的成果，其深度和广度，从某种意义上甚至超过了后来的革命派。

19世纪末当维新思想充当历史主角的时候，革命思想即已萌发。戊戌变法的失败，民族危机的加重，使改良派队伍开始发生分化。其中绝大部分 青年知识分子努力探索新的救国道路，他们在20世纪初严酷激烈的斗争中，汲取血的教训，思想迅速发生变化，由改良跃向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终于取代 改良思想，成为那个时代思潮的主流。这主要是由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逐步沦为“洋人的朝廷”，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民族危机空 前严重。各派政治势力加强角逐，社会思潮随之勃兴，极大地促进了各种思想学说的传播，同时又加剧了思想领域的混乱和矛盾冲突。

例如就清政府内部而言，慈禧太后等主张实行预备立宪，以讨好西方，并抵制革命运动，部分顽固派官僚则反对学习西方实行预备立宪。而在立宪派内部，部分激进 人士发起国会请愿运动，要求立即成立国会；稳健派人士则认为，应该按照清政府的要求，进行适当的筹备之后，再行成立国会，实行宪政。

至于革命派内部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也不尽相同。对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等均有不同意见，特别是关于“平均地权” 的分歧很大。1907年后，革命派又分化出以刘师培、李石曾、吴稚晖等为首的无政府主义派，他们全盘否定暴力革命，认为无政府才是中国和人类的唯一出路。 武昌起义后，革命派又围绕筹组临时政府形成了两派：一派以孙中山等为代表，主张实行总统制；另一派以宋教仁等为代表，主张采取内阁制。

最激烈的论战发生在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他们分别以《新民从报》和《民报》为主要阵地，围绕革命与立宪的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论战。革 命派主张，以暴力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民国；而立宪派则主张实行君主立宪，保留清朝皇帝名义上的君主地位，由汉族大臣成立责任内阁。立宪派的主张很快以清 廷成立“皇族内阁”而大失人心，最终不得不让位于革命派的民主共和主张。

革命派民主共和思想的杰出代表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1905年11月，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辛亥革命前的民族主义，其锋芒主要是指向 掌握政权的满族统治者，“排满”、“反满”实际上成为当时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主张建立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统一国家。国 民党改组前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帮助下，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明确增加了反帝的内容，认为，只有赶走帝国主义，“废除我们的卖身契（指不平等条约－－引者 注），不做各国人的奴隶，那才算民族主义是完全成功”。民权主义的核心是推翻帝制、建立民国，使人民拥有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和复决权等四种权力，这其 中既包括“间接民权”，又包括“直接民权”。为处理好二者关系，孙中山提出了颇具特色的“权”“能”区分理论。人民掌握的“权”称之为“政权”，政府的管 理权称之为“治权”，包括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和检察权。人民拥有的“政权”是“权”，官员行使的“治权”是“能”。孙中山的理想是最终实现人 民要有“权”，政府要有“能”。他讲：“国家有了这样的纯良政府，才可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民生主义核心是解决人民的生活问题，特别是要消除贫富不 均。这是孙中山鉴于资本主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但社会财富却被极少数人所占有，导致“富者极少，贫者极多”的极不合理现象而提出的社会革 命纲领，其主要内容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目的就是“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当防资本家垄断之流弊”，而最佳防弊之策就是实行民生主义。民生主义尽管某些内 容含有空想成分，但孙中山要在资本主义“祸害于未萌”之时，就“想法子”去防止它，“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这一努力及其思索则是很富特 色，值得后人的肯定和借鉴。为了将三民主义落实到建国实践中，孙中山提出建国三序，即通过实行“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和“宪法之治”，循序渐进地提高 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民主修养，才能建成一个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此外，孙中山晚年为把中国建成一个现代国家，还制定了四大建设方略：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 建设与国家建设。总之，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概括起来，是以民族主义，实现民族独立为前提，以民权主义，建立民国，实现共和为核心，又以民生主义，预防资本 主义祸害，避免社会贫富两极分化为特色，从而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理论体系，也为辛亥革命提供了完整的革命纲领。

被鲁迅称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也提出他独具特色的民主革命思想。

在民族主义方面，章太炎与其他革命派不同的是，他敢于公开提出“反帝”的主张，揭露帝国主义“寝食不忘者，常在劫杀”，“纵观今世所谓文明之国，其屠戮异 洲异色种人，盖有甚于桀纣。”因此真正的民族主义不仅要争取中国的独立，而且对于帝国主义奴役世界弱小民族的不合理现实，“必当一匡而恢复之”，“推我赤 心，救彼同病”，帮助他们取得完全的民族独立。在民主制度的设计上，章太炎提出一套独特的国家权力分配方案。首先，他反对照搬西方的代议制，认为民主政治 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代议制。其次，为了弥补西方代议制的“缺陷”，章太炎提出了自己的“四权分立”说。所谓“四权分立”即行政、司法、立法、教育四权，相互 独立。“四权分立”构想试图打破西方民主的传统模式，真正实现“主权在民”，从理论层面讲，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并没有讲清楚如何汇聚民意，如何将民意落 实在政治运作过程之中。相比代议制框架下的民主政治，他的这种制度没计没有现实操作性。最后，他认为中国应实现“联省自治”，限制中央集权，扩大地方自 治，实行直接民权，自下而上地解决中国问题。此外，章太炎还看到资本主义经济模式、政治制度的腐朽面，认为中国应当将自给自足的小私有经济固定下来，这显 然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背道而驰。但是，章太炎的这些主张也反映了广大下层人民的渴望和要求，是中国传统“不患寡而患不均”思想的延续。纵观章太炎政 治思想，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坚持认为中国不能照搬西方的制度，而应寻找适合自己历史文化特点的发展道路。为此，他特别强调：“民主立宪，起于法，昌于美， 中国当继为第三种，宁能一意刻划，施不可行之术于域中耶？”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值得充分肯定，也为后人继续思考中国问题开启了更大的空间。

宋教仁则特别重视政党在建设共和政体中的作用，坚决主张实行政党政治，建立责任内阁。

他强调，“欲取内阁制，则舍建立政党内阁无他途”。要组织责任内阁，必须实行两党制，“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峙，不宜小群分立。”并期望通过内阁制 “造成议院政治”，使“议院”成为国家政治活动的中心。事实上，无论是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绝不会容忍政权落到国民党手中， 宋教仁对此虽有警惕，但由于力量相差悬殊，以致组阁失败，遭到暗杀，成为政党政治的牺牲品。近代中国的第一次政党政治探索刚刚登上历史舞台，便以失败告 终，这不能不是一个严酷的历史教训。

辛亥革命时期的上述思想比较起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时代智慧的最高结晶，显然代表了大多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要求，因而能引导一代革命志士为民主共和而 英勇奋斗，最后终于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清王朝的皇冠被打落在地，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宣告结束，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民主政体粲然诞生于华夏大地。辛亥 革命有力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进程中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但辛亥革命并没有解决中国的独立、民主、富 强问题，中华民国不过是空头招牌，人民群众在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下陷入了更深的灾难之中。北洋军阀毁弃临时约法，打击革命势力，发起尊孔复古思潮和“洪宪 帝制”，新生的共和国面临颠覆的危险，“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在国际方面，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和“二十一条”的签订，民族危机空前严重。 中国先进分子经过彷徨、苦闷，在黑暗中摸索，有了更高层次的觉醒，于是产生了五四新文化运动。

五四新文化运动发轫于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后更名《新青年》），1917年1月《新青年》编辑部从上海迁到北 京，1918年《新青年》杂志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钱玄同、刘半农等人轮流编辑，于是以《新青年》为中心，形成了 一个新文化阵营，领导了新文化运动。

蔡元培1917年初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着手对北大进行改革，他仿照世界各大学通例，制定“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并按照这一方针，聘请陈独秀 任文科学长，又先后将新文化运动的健将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人请到北大任教，还有像辜鸿铭那样一批思想保守、公开反对新文化运动的人 物，也请到北大任教。这些新旧人物各执一说，使北京大学迅速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镇。

初期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内容，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实行文学革命。总之，他们从人 的解放出发，猛烈抨击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大力提倡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并极力倡导“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所有这些，就其内容来说，它仍属于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范畴，其目标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名副其实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1919年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打破了人们对帝国主义列强的 幻想，更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渐次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发展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阶段。初期的新文化阵营内部开始分化，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 始转向马克思主义，而以胡适为代表的另一派人士，则坚持原有的立场，双方之间开始在涉及到中国前途等重大理论问题上发生论争。除此之外，其他派别的新思潮 大量涌现，诸多学说流派也陆续参加到理论论争之中。

这一时期的理论论争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五四前夜，以杜亚泉为代表的“复古派”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进行的“东西文化”论战；五四运动爆发后以章士钊为代 表的“新旧调和”论与新文化派人士的论争；新文化运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发生的新一轮“新旧思潮大激战”。这三个阶段的论争主要围绕着如何对待传统文化、 如何借鉴和吸收西方文化以及如何建构新文化等问题展开，论战的结果是形成了三大流派：东方文化派、全盘西化派和马克思主义派。

正是在这场论争中，一大批先进分子以救国救民、改造社会为己任，重新考虑中国的前途，探求改造中国社会的新方案。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否定传统“东洋文 明”的同时，也开始怀疑以至放弃“西洋文明”即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转而寻求“第三文明”即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现时和将来的人类共同的思想”， 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当然，新思潮涌来时难免泥沙俱下，五四时期被中国人当作新思潮传播的社会主义学说十分庞杂，其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社会主义，又有各种各样被称为“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流派，如无政府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互助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 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伯恩斯坦主义等等。

在这场论争的第三阶段即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思潮的主流之后，出现了要不要主义、要什么主义的激烈论争。其中著名的论争先后有三次：“问题”与“主义”之争、 社会主义之争、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争。通过这些论争，中国先进分子意识到：第一，中国需要一种“主义”；第二，中国需要社会主义；第三，中国需要马 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这就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使一大批进步青年认清了科学社会主义与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本质区别，认识到只有科学社会主义才 能救中国，从而迅速投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劳工阶级相结合和创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行动中去。

总而言之，十月革命胜利以及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促使新文化运动深入发展，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以“纯正的平 民主义”即“工人政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同时探索拯救中国的“第三文明”，它既区别于中国传统文明即“第一文明”，也不同于以欧美为中心的西方文 明即“第二文明”，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劳工专政”的实现为载体的崭新文明。从此新文化运动转向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展开论 战，作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陈独秀，则坚决走上了组织指导工人运动、筹建中国共产党之路，从而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一页，也使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进入了更加光 辉的新篇章。而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并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之后，必然成为改造中国的强大精神力量，使革命面貌从此为之焕然一新。当然，马克思主义真正与 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还要有很长的道路要走，还有很多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探索和解决。但是，“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中国人民一旦选择了马克思主 义，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与严重挫折，都将坚定不移地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从以上概述的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发展演变的基本脉络和基本轨迹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近代各大政治思想或思潮之间，明显呈现出相互连结、相互继承与相互批 判、相互否定的趋向。前一个思想往往是后一个思想产生的条件和基础，而后一个思想又往往是在批判否定前一个思想的基础上得以前进和发展，由此形成了相互批 判继承、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基本规律。

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在其发展演变中，除呈现出上述基本规律和基本趋向之外，从整体看具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复杂性。

中国近代社会阶级关系、政治派别、政治斗争远比古代复杂得多，这决定了社会思潮与政治思想的复杂。其表现为每个历史阶段除了占据主流的政治思想之外，还同 时存在其他各阶级、各派别的政治思想，它们相互对立，自身多变，纷至沓来，错综复杂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它们不仅一个时期、一个派别是这样，甚至连一个人 也是这样，往往古今中外糅在一起，兼收并蓄，从洪秀全的宗教政治理论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几乎无一例外，并且前后迥异，变化多端。有的今天还赞颂夫子圣 人，居于封建顽固派的行列，明天就跃进到维新或革命派的队伍，后天则又可能倒退为落后保守分子，如康有为、章太炎等等，莫不如此。这就要求我们在分析研究 一个思想、一个代表人物时，必须总揽全局，分清主次，既看主流，又看支流；既注重其主要方面，又不忽视其次要方面，善于从多元、多维、多层次出发，进行全 方位的观察和思考，才能得出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

二、现实性。

由于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的任务艰巨、紧迫，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尖锐激烈，迫使各阶级、各集团的思想家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当前最急迫的社会政治问题上，尤 其是救亡问题上。实际上，近代进步思想家们所提出的各种思想主张和政治方案，基本上都是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解决燃眉之急而设计的，因而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 性和战斗性，这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这一特点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思想随着民族斗争、阶级斗争的剧烈发展而激荡前进。短短 80年，社会政治思潮即从封建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越过了欧洲思想发展史几百年才能走完的行程。因此新的社会政治思潮往往出现得快，消失得也快，这一时期 为进步的，过一时期就可能落后甚至反动。对于这种快速多变的局面，一定要注意从当时的社会环境、文化背景以及斗争形势出发，进行历史的具体的分析，而不能 做超越现实的、主观随意的评价。

三、不成熟性。

这是由第二个特点派生出来的。由于思想家们主要针对现实问题，特别是救亡问题而匆匆提出思想主张和解决方案，来不及深思熟虑地构建系统的理论，形成完整、 成熟的思想体系，这就使得整个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都显得不够成熟，往往政治方案的设计多于思想理论的研讨，因而使近代中国没有出现西方伏尔泰、孟德斯 鸠、卢梭等那样的启蒙大师和思想巨人。

这种理论上的不成熟性，也与中西方的历史发展不同有关。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政治思想，从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开始，提出个性解放、自由平等的思想，经过几个 世纪的理论准备，到18世纪才形成完备系统的理论，而且他们是先进行理论准备，后进行政治变革。中国则相反，没有那么长的理论准备时间，一开始就提出政治 制度问题，进行政治革命，然后才提出自由平等思想，因而理论上显得贫困而孱弱，先天不足。

当然，归根结底，这是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艰难缓慢，资产阶级软弱无力造成的。不成熟的阶级，不成熟的斗争，只能产生不成熟的理论。这种不成熟的理论，也 就决定了资产阶级最终不能解决中国近代的独立、民主和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不能引导革命走向胜利，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始终走不通，最后在革命领导权上必然 让位给无产阶级，在思想理论的指导上则让位给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发展的必然结局。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 义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也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发展的必然，它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这就是历 史的结论，也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给出的最终答案。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498期，摘自2012年第3期《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