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杰瑞•哈里斯 孙寿涛 译
[内容提要]全球化已经导致世界级跨国公司竞相成为各自领域的主导性垄断者。这种竞争性斗争是由跨国资本家阶级而不是由政府支持的国家级成员实施的，这反映了资本主义特征的变化。创造一个无缝连接的金融和生产的世界体系是资本主义追寻市场、资源和劳动力的内在结构性要求。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在其中，每个国家按各自的条件和步调融入生产和积累的全球框架。这一计划充满着紧张和竞争，但其共同目标是创造一个全球资本主义的统一体系。
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世界经济是由一小撮跨国公司控制的。这些公司每年都被追踪报道，这些报道体现在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报告中，包括《财富》杂志的“全球500强”和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这些报告中的统计数据构成了一个有关世界生产、金融和竞争的巨大图像，这意味着一个跨国资本家阶级(TCC)的出现。这个阶级立足于全球性积累循环和世界范围的垄断竞争的基础之上。
如果我们承认在世界生产和金融整合方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话，就需要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垄断资本的国际化是否改变了阶级结构?近年来，TCC理论认为全球垄断和跨国形态的积累已经改变了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阶级形态。生产关系的性质已经改变，不再主要局限于国家边界之内，而是基于全球性劳动力、投资和资产，这重新界定了资本家阶级的特征。这反映在垄断竞争的性质的变化上，从民族国家范围内的敌对演变为跨国公司间的垄断竞争。
马克思曾在其《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资本主义在其为市场而征服地球的过程中必须拆除每一个障碍。所以，扩大资本循环的需要属于这一体系的内在驱动力的一部分，也是全世界的资本家们都具有的一种必要素质。这种自然的推动力在全球化中最完美地表现了出来。努力建设一个投资和生产的无缝跨国体系的结果，就是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出现。这一阶级在资本主义自身的历史运动中具体化，并巩固下来，这是扩大其自身生存条件的必要性所推动的。这一过程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旧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处于衰落状态，一个新的跨国生产和金融体系正在形成中。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没有变化。利润、权力的积累，对劳工和自然的剥削，仍是其基本特征，但其方式和手段是全新的。
这个过程并不均衡，而且显示出每个民族国家的特殊性。在每一个民族国家中，跨国资本家阶级的成员致力于将(本国)经济嵌入到全球积累的诸形态中，而且，他们也为了建立一种规制和支持这种新生产关系的治理结构而进行着政治斗争。这一发展的步伐取决于众多因素，包括阶级斗争的强度、一国在帝国主义体系中的历史位置、技术水平、教育和企业实力。这些及其他因素都发挥各自的作用，影响着一个国家与跨国化过程相联系的速度和深度，并界定了其在全球化过程中特有的国家性特征。
那些坚持世界秩序仍以国家为中心的人和主张全球化是一个已完成的规划的人之间存在的争论，忽视了这一辩证的过程。这两种意见的截然对立忽略了重要的一点。正在形成中的跨国体系存在于二者之间的辩证法中。任何一极都无法离开彼此，全球化在二者的矛盾互动中得以成形。
在这个过程中，所有那些其权利和福利形成于旧的民族国家制度中的阶级力量，皆在为维持其权利和地位而斗争。工人阶级的权利和特权在福特主义工业时代胜出，并被载入不易被取消的社会契约中。如果没有额外的优惠要求或公然的反对，民族企业的市场份额、税收规则和补贴不会被放弃。这些冲突导致了一种持续的斗争，在一个陷入债务和失业的世界中，资本家们为确保实施其规则和逻辑而奋战。对于跨国资本家阶级来说，没有存在于跨国一体化之外的国内经济战略，在他们看来，脱离全球投资而单纯基于国内产业政策的(经济)增长不可能发生。国内发展、利润和巨大的竞争优势与全球化同义。新的世界体系在国内和跨国阶级力量的斗争中产生，并反映出两大集团的相对力量。
跨国经济与跨国资本家阶级
TCC理论使用了几个特定的指标界定跨国经济。主要的经济指标包括：外国直接投资、跨国并购(合并收购)、外国分支机构、全球组装线、跨国金融流动、公司董事会和网络化关系的跨国化(国际化)、主权财富基金的对外投资活动、依附于跨国公司的国内分包商的庞大网络、股票所有权的跨国性、外国所有的资产、就业和销售量与国内相关数据之间的比值，以及外国收益和利益所占的比重。资本积累通过这些全球化的通道运作，其所购买或出售的商品几乎很少有未受波及的。
围绕上述经济活动，跨国资本家阶级得以形成，这些经济活动决定了他们在生产关系和创造剩余价值中的位置。对于跨国公司的所有者和决策者来说，他们的日常业务集中于制定竞争和积累的全球战略。这种业务集中体现在一体化的三个层面上，表明了跨国资本家阶级的日益成熟。
第一个层面，当某公司的资产、就业、销售、利润与跨国积累循环以一个决定性的比例相联系时，资本家必须在涉及有关全球组装线的协作管理、劳动关系、营销、竞争威胁、考虑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管制结构和其他的类似因素方面进行决策。这个层面上的全球积累和生产，直接关系企业的生存。
在没有重要的金融投资和依赖外国资本家的情况下，上述描述同样适用。更深层的一体化发生在公司的外国股东及其持股比例越来越多的情况下，而且投资开始集中于合作项目、跨国并购、外国公司股权持有、外国直接投资和建立与分包商的长期关系方面。这个层面上存在金融和公司利益的跨国一体化，并形成了服务于竞争战略的全球联盟。今天的大多数跨国公司处于这种一体化水平上。
最后，随着公司董事会成员国籍的多元化，经营领导的一体化产生了。在对重要的利润创造中心的管理上，不同国籍的地区领导也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跨国会员资格的扩散发生在有影响力的政策团体中，如国际商会或国际金融学院。这些网络通过推动政治和社会一体化，深化了跨国资本家阶级的结构。跨国公司董事会中的共有成员、精英政治委员会和排他性俱乐部为跨国资本家阶级成员培训领导干部、开发共同项目、形成共同的文化态度和经济假设提供了渠道。
垄断资本国际化的一个重要指标是看外国人持有的资产规模。2010年，美国的海外资产总额计20兆美元，而外国持有的美国国内的资产额超过22兆美元，两项合计42兆美元，这向我们展示一幅关于跨国界垄断权力规模的图像。但是，这样的跨国投资可能成为帝国主义内部对抗的一种形式，使一国的领军公司为利用和控制市场而侵入其他国家吗?而且，通过将利润和资源带回本国，这些投资难道不是强化了其本国的社会契约、提升了就业基础和工人阶级的福利吗?除了使资本家阶级富裕起来之外，这一竞争还应当附加一些“国家”的内容。剥离其社会契约，竞争就仅仅是资本家之间而不是国家之间的阶级斗争。
资产阶级革命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通过政治经济权利的设定使所有公民形成了国家认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资本家阶级成了一个以国家为基础的统治阶级。这个关键特征使得资产阶级政府不同于贵族式的农业统治。政府权力需要关注更多事务，而不仅仅是保护国内市场。合法性基于经济的和社会的纽带，或者葛兰西所定义的“霸权集团的共识”。正如旧的口号所说的：“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也有利于美国。”并不令人感到奇怪的是，随着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都被剥离了其有价值的内容，如今这个旧口号不再适用。
为调查竞争的性质，我们可以考察德国的西门子公司和美国的通用电气公司的投资。西门子是拥有6万名以上美国雇员的前一百强公司之一，它在美国拥有100个生产基地，覆盖了50个州，2010年该公司在美国的销售额达250亿美元，在美国出口中占30亿美元。西门子从美国工人身上榨取剩余价值的同时，也提供了工作岗位并增加了美国的出口。这些活动有助于美国的经济，但没有给德国带来什么特别的好处。虽然西门子在德国拥有一个重要的基地，但它是一个彻底跨国化的公司。2002年到2008年间，该公司的外籍工人所占比例从59%上升到69%，国外资产所占比例从62%上升到84%，海外销售额所占比例从66%上升到84%。西门子的附属外国子公司也遍布190个国家。
通用电气有着与西门子一样的跨国竞争战略。2001年到2010年间，通用电气解雇了其20%的美国雇员，2008年其全部雇员中53%是海外雇员。2001年到2008年间，该公司的海外资产所占比例从36%上升到50%，海外销售额所占比例从31%跃至64%。另外，通用电气在100多个国家设有787家海外子公司。
西门子与通用电气的竞争遍布全球。它们的优势并非主要基于其在美国市场或德国市场的地位，也不是基于其自身的本土雇员或本国资产。全球化并没有使各国都富裕起来，但却提高了资本流动和离岸运营。国家基础的收缩意味着工作岗位减少、经济减缓和社会契约破坏。这是西门子与通用电气之间的寡头垄断竞争，而不是德国与美国的竞争。取而代之的是垄断资本的国际化，这反映了跨国资本家阶级的特征。正如WTO总干事帕斯卡•拉米所说的，“美国制造”或“中国制造”这样的概念不再适用了，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世界制造”。
通用电气的战略在其他的美国跨国公司中颇为典型。微软来自海外和美国的收益分别是420亿美元和82亿美元;苹果在海外和美国的现金收益分别是476亿美元和286亿美元。据估计，美国公司的离岸存款超过了1.5万亿美元。因为美国的税率过高，(美国)公司的理性选择是将现金收益置于海外。但是，这些不再支持资助其本国政府的公司，还能被继续认为是其本国的领军公司吗?跨国公司挥舞旗子要求打破管制、摆脱困境，但却纷纷跑到开曼群岛储存现金。而且，当利润来自海外并保留在海外时，资本无法被重新投资以扩大本国的生产并创造本国就业。工人阶级没有得到任何民族利益。对于跨国公司来说，民族国家的身份业已成为一种营销战略和可操纵的竞争优势。这样的政策暴露了跨国资本家阶级的全球特征而不是国家特征。
跨国资本家阶级不仅放弃了其资助民族国家的义务，而且各国政府也放弃了其本国独享的金融义务。美国政府在世界事务中的角色是复杂的，特别是其军事角色，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其经济政策发生了重要转变，其“联邦救市”也日益跨国化。奥巴马总统挽救美国汽车工业的战略，是将克莱斯勒变为菲亚特下属的意大利公司，要求通用关闭工厂、解雇员工并扩大在中国的投资。在求助于银行业方面，跨国政策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彭博新闻社通过《信息自由法案》获得的文件表明，美联储从公共资金中借出了1.2万亿美元，其中一半流入欧洲公司。在最大的几笔贷款中，苏格兰皇家银行获得了845亿美元，瑞士的UBS得到了772亿美元。既然美国经济日益融入跨国资本，美国政府就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它不再排他性地代表美国资本了。
但是，还有纯粹的美国资本这样的东西吗?考察一下股票和证券的全球一体化特征，一切就很明显了。2010年，美国持有的外国证券和股票达5.471万亿美元，同时私人持有的美国国内的股票证券额达6.113亿美元，外国政府持有的美国证券额达4.373亿美元。私人和政府持有的股票和证券超过15万亿美元，这显示出跨国资本家阶级的投资规模，这种投资跨国界地融合了金融和公司利益。另一项最近的研究显示，在世界上主要的15491家跨国公司中，有来自190个国家的47819个主要股东(个人和机构)。总部和名字不再代表特定的国家利益，取而代之的是陷入寡头竞争的跨国化的公司所有权。美国基金的全球平衡基金会主席埃里克•李希特说得很好：“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今天所有的投资者都是全球的投资者……国界日益与全球经济无关。”
结语
国际化垄断资本的出现，已经引导资本家阶级在全球层面上组织起来。这既不是主动的联合，也不是基于密谋的谋划。它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的历史局限性的回应，并由追逐更多的利润、资源、新市场和更便宜的劳动力所推动。实际上，创建一个全球积累的跨国体系并不顺利。其中不仅有全球垄断间的竞争，也有关于政治和管制体制的观点和政策的竞争。
然而，在这个竞争领域，深度的生产、投资和融资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也促使跨国资本家阶级在一个共同的任务中相互依赖。跨国资本的霸权集团业已形成，虽然其内部不稳定，且面临下层的挑战。全球化，以其新自由主义的和新凯恩斯主义的形式，使得跨国资本家阶级的成员们保持一致，重新界定民族国家利益，并宣告了国家经济学的失败。因此，这一跨国事业并非单独来自一个国家或如美国统治阶级这样的资本家集团。相反，它是资本主义对于技术、生产和积累的转型时代的回应。不同的跨国资本主义模式相互斗争，在各种场合，如达沃斯或WTO内部的贸易法庭，讨论各种政策。但是，虽然存在其基于历史、国家或地区的公司文化的差异，共同的任务仍然保持不变，即创建一个由跨国资本家阶级统治的、起作用的和稳定的全球积累体系。（原载《国外理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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