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文献馆》10/12/11
李光耀对报章的新闻自由有两种全然不同的观点。在野的李光耀严厉批评海峡时报歧视反对党，是殖民政府的宣传工具，当权的李光耀，理所当然，无所顾忌的充分利用本地报章为人民行动党政府的政治目的服务。
同样的，在野的李光耀和当权的李光耀对华校生亦有两种全然不同的看法。
要了解李光耀和华校生的恩将仇报纠结，有必要先认知华校生如何从李光耀政治生涯的开荒者，转变为李光耀要彻底消灭之政治对象的历史背景，之后，再从这点切入探讨李光耀为何要消灭华校的原由。
1950年8月1日，李光耀和柯玉芝乘坐豪华邮轮的上等仓返抵新加坡。此时，二战后的反殖民运动已经如火如荼的在进行中，虽然如此，李光耀还是先从一个体制内，自己熟悉之亲殖民政府的政治圈子开始活动。
在务实的明了政治前途是在反殖民运动的阵营后，李光耀努力争取成为工会的法律顾问。1954年，李光耀协助女皇侓师，为马大学生进行辩护华惹刊物被控诽谤一案。稍后，马大学生介绍李光耀为一群华校生，因为513事件被政府提控的骚动罪进行辩护。这一个机缘开启了李光耀和华校生的政治交往历史。
1961年，李光耀回忆了这一事件：‘在1954年的某一天，我们与华文教育者的世界取得了联系，华文中学生为了反对国民服役进行抗议而遭到殴打，这引发了骚动，被告上法庭，通过一些关系，他们和我们取得了联系。我们得到了渠道通往华文教育者的世界，一个充满活力，冲劲，和革命精神的世界…。’
随后，李光耀通过这些华校中学生的关系，进而结识了林清祥。这一个新发展，促使李光耀放弃原本打算和马绍尔合作的政治盘算，转而寻求和代表华人政治势力的华人工会组织结盟。人民行动党就是如此成立的。
当年的李光耀对华校中学生有极佳的正面评价，硬道理一书回忆了这一种看法：‘我当年清楚看到了华校生与英校生两组人之间的差异。英校生犹如无根的浮萍。1956年，在局势最为动荡的时刻华校生在华侨中学里酝酿大规模暴乱，而萊佛士学院的学生却还自顾地在邻近街头嬉闹着。我觉得这显示了一种对政治全然漠不关心的态度，或者简直是愚昧无知，对社会所发生的事全然无动于衷或置身度外。’
得益于华校学生运动，以及华印职工会共同推行的反殖民运动，一个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李光耀才能有机会，一步一步的走近政治权力中心。华校学生运动催化华人社会的政治觉醒，并进而全面与有效的动员了华人选票，这是李光耀最终坐上总理位置的一个主要因素。换言之，华校生为李光耀的政治生涯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
李光耀在1979的行动报解释了华校生扮演的关键性政治功能：‘我们会做到吗，一群受英文教育的中产阶级，没有组织架构，几乎没有能力和说方言的华人群众沟通，或者用华语和受华文教育的华人精英交流，相信我们自己有能力去了解华人的心态….’
硬道理一书重覆了这一段历史，李光耀：‘我们都清楚，要赢得新加坡，必先赢得受华文社群的支持。受英文教育者在人口只占少数。所以我们主动接触左派分子，要通过他们去争取华社支持。’
华人以选票支持反殖民运动，寄望人民行动党能够为华社争取公正与合理的社会政策，摆脱华人被政策歧视的现有状态。
华校生亦期望李光耀能够争取改善华校的经费，提高教师的薪金待遇，以确保华人的语言文化有生存的空间。另外，华校生也要求和英校生一样，享有上大学和就业的平等机会。
然而，事与愿违，华社和华校生的这一种政治期待并没有得到满足，因为李光耀的政治目的仅仅是争取华人的选票，而不是要满足华社和华校生的政治诉求。
在这种权力政治的现实环境下，反殖民运动虽然争取到自治邦的政治权力，不公正的社会现象并没有获得改善，华社和华校生依然是政策的歧视对象。
李光耀在英国人的扶持下取代了原统治者地位。对华社和华校生而言，没有改变殖民政府的原有政策，也意味着原有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并没有获得解决。同样的，对当权的李光耀而言，华校生依旧还是制度上的反动分子。
在新政治安排下，西方势力的盘算是通过李光耀维持原有的政治与经济政策，以确保旧体制的既有利益集团，不会在新社会次序里被排挤和边缘化。
掌权之后，李光耀逐渐转而使用国家机器取代华校生动员社会力量的政治功能，并且开始有系统的瓦解华校教育体系，以绝后患。李光耀应该会意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华校生可以动员华社推翻殖民政府，也同样可以扳倒李光耀政权。
要了解何以李光耀要延续殖民政府的政治思维和政策，这也就是新加坡是伪独立说法的立论基础，还得先行了解李光耀的政治价值观。李光耀的务实主义是从政治利益的角度考量问题和寻求解决方案，不受政治意识形态的主导。一位学者指出：李光耀在政治立场上，可以左，可以右，比左更左，比右更右，而其选择是以何种立场带来的利益最大为准则。
从1954年到1959年的时段，尚处于在野的李光耀在政治上，是穿梭于殖民政府和反殖民运动之间。表面上，李光耀是一个反英和反殖民的人民行动党领袖，实际上，按文献记载，李光耀和英国人过从甚密，能够从殖民政府手中取得秘密情报，一些连马绍尔首席部长都无法知道的机密。李光耀是殖民政府的以华制华政策的最大受益者。
有了这一段历史认识，自然就会明白李光耀为何不履行对华社和华校生的政治承诺与义务。此外，更是因为李光耀的最终目的是要完成英国人的教育政策：消灭华人的语言文化。从冷战思维来看，亲西方的李光耀选择反华立场是不难理解的。
二战后，重回马来亚的殖民政府，陆陆续续的发表了约10份教育报告书，其中1956年的教育政策白皮书，具体反映了这些政策的核心思想：华校实施三种语文，华文，马来文，和英文的学习；华校最终是以英文教学；华校排除中华文化。
根据数据，进入英校的学生人数从1946年到1954年，是由2万3821人，快速增长到8万4418人。可见，殖民政府的社会政策是更有利于英校的发展。相反的，在10年间华校生的学生人数比例却是从56%，下降为42%，说明了政府政策不利华校的发展，也证实了华社的忧心忡忡华校会灭亡是有其道理的。
这一种发展局势持续不断，从1959年到1967年间，英校生的人数从50%，增加到59%，华校生的人数却是从44%下降到34%。这也实实在在的证实了李光耀的教育方向是延续了原殖民政府的政策。
在南洋大学的立场上，李光耀也展示了和殖民政府一模一样的思维和手段。1959年6月李光耀接手林有福政权，毫无迟疑的，在7月22日发表了白里斯葛报告书，次日，立即着手委任魏雅聆调查团成员，审订南洋大学改组程序与范围。另外，李光耀也聘用了前殖民政府的教育部官员，来分别担任南洋大学的副校长，和教育部常任秘书，里里外外的夹持南洋大学的活动。从南洋大学的整个改组和结果来看，李光耀是贯彻了英国人在1956年设定的原有政治思维：多语文，英文教学，去中国化。
还有，1961年李光耀把华校体系的6-3-3制度：6年小学，3年初中，3年高中改为英校的6-4制度：6年小学，4年中学。由于南洋大学只能招收受过6年中学学历的学生，所以改制是要拦腰切断原有的华文教育体系。试图要南洋大学自动降格为学院，和新加坡工艺学院一样的招收4年制的中学生。针对这一个为华校生设计的陷阱，教育官员的建议是华校中四生进入英校的大学先修班，因为如此一来就能够有效的把华校纳入英校体系。1961年的中四罢考就是抗议这一个改变华校体系的新规定。1979年，李光耀正式结束了有一百多年历史的传统华文教育体系。
回头看看，英国殖民政府在1950年代制定的华文教育政策，是由李光耀用20多年时间去执行，最终在1970年代末大功告成。
李光耀强调南洋大学的历史问题有必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诚然，华社，华校和南洋大学也可以，和应该从马来人政治的角度去探讨。
1963年的冷藏行动，可以看成是巫统设定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的一个先决与必要条件，也是马来人对李光耀提出之第三中国威胁论的回应。此外，吉隆坡中央政府让新加坡州政府保留教育和劳工的自主权，并非是什么权力优惠，而是要李光耀全面负责解决华校和华人职工会的政治问题。从这一点来看，李光耀的华校和南洋大学政策也是要满足马来人的政治要求。明显的，通过消灭华校，从而淡化华人对民族语言文化的认知和认同，是解决第三中国威胁论的最有效方案。
总而述之，在冷战思维下，李光耀满足了西方资本世界和马来利益集团对新加坡的政治要求：确保新加坡华人去中国化。对有民族文化意识的华校生而言，李光耀牺牲本土华文教育只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以及满足外来势力的政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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