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0-02-20 18:51 来源： 人民食物主权论坛 作者：
一、蝗灾肆虐，1900万人陷粮食危机
综合美联社、《华盛顿邮报》报道：非洲东部的“非洲之角”正遭受数十年来最严重的蝗灾，沙漠蝗虫更经阿拉伯半岛入侵至南亚地区，对当地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联合国警告，温暖雨季和种植季节近在咫尺，若无法迅速抑制蝗虫繁殖，一场毁灭性的人道主义危机将到来。
沙漠蝗虫被认为是全球最具毁灭力的迁徙性害虫，吞噬农田，令市场无物可卖、牲口无粮可吃。仅仅一个蝗虫群就长60公里，宽40公里，每个虫群包含数亿只成虫。
非洲东部已经有约1900万人面临严峻粮食危机。FAO蝗虫监测官员克雷斯曼表示，一个大规模蝗群吃掉的农作物，相当于整个肯尼亚人口一天的口粮。
1、抑灾情——与时间赛跑
气候变迁是此次蝗灾直接成因。去年12月索马里海域的台风将正肆虐阿拉伯半岛一带的蝗虫带到东非，加上印度洋厄尔尼诺现象带来季节异常的丰沛降雨，潮湿环境令蝗虫大量繁殖。
此次沙漠蝗虫入侵为肯尼亚70年来最严重，对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来说是25年来最严重蝗灾。此外，大批虫群已进入乌干达和坦桑尼亚，正迫近位于东非大裂谷的埃塞俄比亚粮仓。
但全球不得不面对更严峻的现实：由于3月初进入种植季节后，将迎来雨季。若无法抑制灾情，沙漠蝗虫的数量将在未来3至4周内增长20倍；至6月前，蝗虫数量恐暴增500倍，采取紧急措施无异于“与时间赛跑”。
2、空中喷药难实施
空中喷药被视为应对蝗灾最有效的方式。但《华盛顿邮报》认为，对抗这场灾难的前景堪忧。埃塞俄比亚只有3架喷洒化学杀虫剂的飞机，肯尼亚也只有5架，收效甚微。而索马里南部不少地区还受极端组织“索马里青年党”控制和威胁，难以借用飞机喷洒杀虫剂杀灭幼蝗虫。
此外，空中喷药的最佳时机是清晨，蝗虫仍停留在地面之时，但频繁的晨雨多次阻碍空中喷药。FAO紧急应变主任多米尼克.伯金的话称，如果没有足够的空中喷洒措施，蝗灾暴发可能演变成一场耗时数年的灾难。
目前，FAO已发布紧急求助信息，向个人和组织求援7600万美元。联合国已从紧急救济金中释出1000万美元支援，但仅有不到2000万元可供使用。FAO呼吁国际社会应迅速反应并慷慨解囊。
3、人道主义危机迫近
自去年12月起的蝗虫灾害在东非地区不断蔓延，到目前为止，1000万东非民众身陷蝗虫肆虐之地，他们面临着粮食严重不保的窘境。为此，联合国官员12日警告说，除非快速行动消灭蝗灾，否则一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即将到来。
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屈冬玉与联合国副秘书长洛科克12日在英国《卫报》撰文称，东非现正深陷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沙漠蝗虫灾害，肯尼亚目前的沙漠蝗虫入侵是70年来最严重的，而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正在经历25年来最严重的蝗虫入侵。此外，大批蝗虫也进入了乌干达和坦桑尼亚，距离南苏丹不到50公里，吉布提与厄立特里亚也受蝗灾影响。这两位联合国官员特别提到，对东非来说，蝗灾的破坏性尤其大。因为，东非的农作物是当地人生存的关键，而且，受到蝗虫袭击的多数国家民众正在忍受暴力、干旱和洪水的冲击，已经面临人道主义危机。此次蝗灾无异于雪上加霜。
屈冬玉和洛科克在12日的文章中还引述一名粮农组织女雇员的经历，以强调沙漠蝗虫的严重危害性。这名女雇员2005年赴西非内陆国家尼日尔，拜访当地准备收割农作物的农民，就在她到访几小时后，沙漠蝗群席卷了该地区，几乎吃掉了所有的作物。一个月后，因为没有食物，很多家庭背井离乡。当年联合国呼吁给尼日尔拨款900万美元抗击蝗灾，但因为这笔资金迟迟没能到位，6个月后抗灾资金缺口达到1亿美元。原因很简单——蝗虫的繁殖速度远快于国际反应。这种情况很可能在东非重演。
“在这个已经遭受如此巨大痛苦并且如此脆弱的地区，我们根本承受不起另一次重大冲击。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迅速采取行动。”据法新社报道，11日洛科克在记者会上表示，东非受影响国家的1300万人口，现在面临粮食严重不安全的窘境，其中1000万人身在蝗虫肆虐的地方。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近发起了一项7600万美元的筹款呼吁，以控制蝗虫的扩散。到目前为止，只收到了大约2000万美元。
4、南亚各国受灾
现在，蝗灾已扩散到南亚各国。巴基斯坦正遭遇27年未见的蝗灾，蝗虫每天吃掉约为3.5万人的口粮。该国已于1月31日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动用了数百架飞机喷洒农药驱虫。巴基斯坦目前面临严重小麦危机，面粉和面包价格飞涨。专家预测，一旦上千亿只蝗虫继续肆虐，最晚到2021年，该国将迎来大饥荒。
在2月初，蝗虫入侵印度拉贾斯坦和古吉拉特两邦，37万公顷农田受扰，损失超百亿卢比，并且蝗虫仍在向全国扩散中，至少有十二个地区受灾。
——来源：大公报、
环球网，有删节
二、25年以来全球最大的蝗灾因何而生？
2020年新春伊始，当我们因为新冠病毒而对蝙蝠谈之色变时，非洲埃塞俄比亚裂谷的原住民正在对另一种生物拉响警报。蝗灾，在厄立特里亚和苏丹的平原隐隐闪现。在当月底，一个蝗群跨越300公里宽的红海，另一支则向埃及缓缓移动，在2月9日抵达了乌干达和坦桑尼亚。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判断，本次非洲蝗灾的波及区域已经达到265477公顷，规模已经是25年一遇，在部分地区已经是二战后最大的一次。
那么，蝗灾从何而来，又将如何消去？这是两个纠结了复杂生物学与气象学的复杂问题，为了解答他们，科学研究者付出了将近百年的精力。
1、气候变化是幕后推手
在鲍里斯·尤瓦洛夫（Boris Petrovitch Uvarov）于1921年揭开谜底之前，从西非到印度的广袤地带上，殖民地的统治者们甚至不知道屡屡重现的蝗灾究竟从何而来。
1920年，举家从第比利斯搬迁到伦敦的尤瓦洛夫终于得以摆脱生活的困顿，抽出精力聚焦到中东地区那“两种”截然不同的蝗虫身上。他敏锐地发现，尽管外貌和习性差别巨大，但从解剖学角度来看，它们似乎是同一个物种，他将其命名为Schistocerca gregaria——沙漠蝗。然而，为什么昼伏夜出又生性孤僻的沙漠蝗，又能表现出聚集成型、危害人间的一面？尤瓦洛夫认为，气候或许是促使沙漠蝗摇身一变的那把关键的钥匙。
2005年，牛津大学的史蒂芬·辛普森（Stephen Simpson）开始着手找寻那把尤瓦洛夫未曾找到的钥匙。他发现，在大部分时间里，严酷的沙漠环境只能维持稀少又分散的植被，适应了这种生境的沙漠蝗自然也偏向于分散生活，但当沙漠迎来异常的降雨后，休眠的植物骤然生长，以此为生的蝗虫也随之大量繁殖。
然而，干旱终归是沙漠的主角，昙花一现的沙漠繁荣不能长久，不断紧缩的食物迫使突然涌现的大量蝗虫不断聚集到持续萎缩的剩余植被上。而在肆虐中国的亚洲飞蝗、东亚飞蝗身上发生的故事则更为简单直接——一场大旱，便足以让原本分离的蝗虫“欢聚一堂”。
让我们把眼界放回到这次蝗灾诞生的非洲之角。一年半前，台风梅库努（2018年5月）和鲁班（2018年10月）意外地袭击了红海两岸的沙漠地带。到了次年1月初，天边就出现了一抹不祥的粉红色。
显然，越来越少的植被无法维持如此庞大的虫群生存，迁徙，成了决定族群存活的关键。但漫长的迁徙显然并非这些喜好独居的蝗虫所能应对的，它们必须形成一个数量足够庞大又紧密的集群，以便在经过长途飞行的巨量损耗之后，还能保留下足够维持族群繁衍的规模。
孤立的蝗虫亟待一场习性上的转变，而开启变革的秘密正藏在它们的大腿上。在蝗虫的后足上节部分，有许多接受机械刺激的神经接收器，当越来越多的蝗虫不可避免的肩摩接踵起来时，腿部的相互碰撞打开了这个危险的开关，神经的冲动让沙漠蝗释放苯乙腈，气味的集结号飘荡在空中。
现在，蝗虫不再是一个体重只有2.5克的个体，它们共同组成的集团是世界上最为澎湃的力量。1875年，肆虐在北美密苏里南部的落基山岩蝗，蝗群广达51万平方公里，12.5万亿只蝗虫所到之处，足以荡尽一切绿色。而尽管自身的飞行能力并不出色，但蝗群和风的结合却可以将征伐的路途拓展到令人咂舌的地步——跨越红海对它们来说不值一提，1954年，西北非的蝗群曾一路蔓延到英国，1988年，萨赫勒的蝗群只用了5天就跨越大西洋，出人意料地出现在5600公里之外的加勒比海岛上空。
2、消灭蝗灾，从治标到治本
毋庸置疑，技术的进步给了我们更多迎战蝗灾的手段，中国的灭蝗成就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在大量使用化学农药之后，肆虐中原的蝗灾终于在60年代消解。1986年，中国从美国引进了蝗虫微孢子Nosema（ Paranosema） locustae，这种真核病原微生物不仅可以直接致死，还能极大地削减蝗虫的繁殖力，由此产生的亚致死作用限制了蝗虫的数量和集群能力。与之类似的蝗虫病毒、病原线虫，以及通过转基因技术产生的毒性更强的真菌，亦可以起到类似的效果。
但吊诡的是，与日益丰富的对抗手段一同增长的，却是不断频繁的蝗灾爆发趋势。但即便在大多数国民已经将蝗灾淡忘的中国，内部蝗灾依旧存在。得益于高原的阻隔，非洲和中东的沙漠蝗几乎不会影响到中国境内，但原本肆虐中原的亚洲飞蝗、东亚飞蝗蝗灾依旧在东北和华北地区时有发生。而在中国西部的内蒙、新疆、西藏、四川和甘肃等地区，草地蝗灾的发生规模和频率在90年代至今不断攀升——根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的草原蝗灾年均成灾面积达1000万公顷，每公顷损失鲜草达600公斤。如此高强度地使用农药和灭蝗微生物手段都无法彻底扑杀中国的蝗灾，在技术手段更落后、人力投入更匮乏的非洲、中东和澳大利亚等地，蝗灾的势头便更一发不可收拾。
我们或许不得不承认，蝗虫正是检验一地生态稳定的最好标准。空中喷洒农药、病原微生物的确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减“蝗灾炸弹”的威力，但更积极的应对措施，应当是掐灭将其引爆的引信。
回顾蝗灾爆发的机制便不难发现，古代中国的蝗灾肆虐，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森林砍伐与耕地开垦，同样的故事也在萨赫勒地区一再上演，由此带来的水资源失调和生态多样性丧失，让蝗灾爆发失去了最后的防线。而在今日东非肆虐的蝗灾，也应从日益变暖的印度洋里寻找答案——过去两年的异常降雨，正是全球变暖大背景下气候极端化的冰山一角，如同追求利益的冲动压制了理性，一系列连锁反应最终催发了聚集信息素在蝗虫体内涌动。
——来源：果壳网，有删节
三、蝗灾威胁下，回顾中国的治蝗经验
1、科学家认为沙漠蝗对我国不会造成太大威胁，但仍存隐患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之下，蝗灾的消息也牵动着人心，很多人担心蝗灾蔓延至国内，让受疫情困扰的中国经济雪上加霜。《中国科学报》记者就此采访了生态和昆虫学家康乐院士。
康乐院士表示，现在，非洲、阿拉伯国家和印度、巴基斯坦等地发生的蝗灾是由沙漠蝗（Schistocerca gregaria）造成的，在中亚和西亚也可以形成灾害。中国不是沙漠蝗的分布区。上世纪初，有科学家报道在我国云南发现有沙漠蝗，但未被之后的科学家所证实。因此，沙漠蝗不会对我国形成严重威胁。
虽然沙漠蝗并不会对我国造成太大威胁，但是依旧存在一定的隐患。另据消息报道称：
【2019年1月，草地贪夜蛾从云南省入侵，随后在国内多地蔓延。由于是外来入侵物种，导致防控难度较大。由于越冬量大、北迁时间提早，业内认为，2020年草地贪夜蛾全面爆发的可能性也很大。
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学系主任石旺鹏认为，比起草地贪夜蛾，沙漠蝗的食性更广，移动性更强，繁殖量更大，适应性更强，危害更大。而如果两种虫害叠加爆发，将会是种植业的灾难。
北京梭日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文峰称，虽有山系阻隔，可一定程度阻挡蝗虫入侵，但也不容轻视。青藏高原并不可以完全阻隔飞蝗的袭扰，雅鲁藏布江流域也是重要的蝗灾发源地。更重要的是，蝗虫可以通过中南半岛，进入我国云南、广西，进而扩散到全国其他地区，草地贪夜蛾2019年侵入国内，就是走的该路线。
——据《第一财经日报》】
2、中国治蝗有啥经验：养鸡养鸭，生态治蝗
对于蝗灾的应对，日前已有不少农资企业关注和报道。然而，依靠化学药剂应对蝗灾并不是最佳方案。暂且不论一场灾祸将成为壮大农业资本力量的推手，单就蝗虫的抗药性问题和农药残留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也让人揪心。
没想到，近日，央视2014年的一段纪录片《牧鸡治蝗》被网友赞上热搜：
实际上，中国曾是世界上遭受蝗灾最严重的国家。
据《中国救荒史》统计：秦汉蝗灾平均8.8年一次，两宋为3.5年，元代为1.6年，明、清两代均为2.8年，受灾范围、受灾程度堪称世界之最。史书中的蝗灾，为什么现在国内很少见了？
上世纪50-60年代，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我国科学家结合黄河、淮河、海河的治理，将我国大部分蝗区进行了改造，使蝗区面积大幅度缩小，种群密度长期控制着较低水平。
在过去的40多年来，虽然在局部地区蝗灾时有发生，但是没有形成迁飞危害和严重的经济损失。
康乐说，我国蝗灾治理是非常成功的，主要是改治结合策略：通过蝗灾发生区的生态环境改造，消除适宜蝗虫发生的环境；同时，利用生物防治方法控制种群数量，并利用化学药剂及时防治高密度的蝗虫发生区。
生物防治法中，有一种是“招引粉红椋鸟法”。这是迁徙性候鸟。上世纪80年代，新疆用人工堆放石巢、修建砖混鸟巢的办法，招引粉红椋鸟迁徙至此。
2019年4月新疆多地发生蝗虫灾害，数以万计的粉红椋鸟发动“空袭”。一只粉红椋鸟一天能捕食120至180只蝗虫。
椋鸟
除了粉红椋鸟，鸡鸭鹅鹰也能食蝗于成灾之初。2018年曾出动数千只鸭子和鸡。2001年6月新华社报道说，除了粉红椋鸟，新疆养殖的灭蝗鸡鸭也有近70万只。2000年媒体报道，浙江当时有3万只鸭子乘飞机赶往新疆吃蝗虫。
据钱江晚报报道，2000年5月，新疆北部发生了特大蝗灾，除采取化学药物外，由一群群牧鸡、牧鸭组成的“生物部队”也在新疆的“灭蝗大战”中大显身手。
当时，经省农科院的牵线搭桥，长兴县林城镇天平村养鸭大户杨大元所养的3万只“鸭兵”作为灭蝗“战士”分批登上飞机，空运至新疆灾区。
有浙江鸭参与的十万“鸭子大军”在新疆草原投入战斗后，效果明显。到当年8月底，新疆至少有100万亩优质草原上地毯般覆盖的蝗虫被鸭子彻底歼灭。鸭子成了新疆“抗蝗救灾”的英雄。
新疆治蝗灭鼠指挥办公室当时指出：鸭子捕蝗能力强、捕食量大、“军”纪严明，出动鸭子是草原清剿蝗虫、保护生态最为行之有效的好办法。
——来源：中国科学报、
都市快报等，有删节
四、结 语
在本文正在汇编时，令人略感欣慰的消息传来。
【新华社新德里2月17日电（记者赵旭）沙漠蝗虫近来肆虐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印度一些地方受灾严重，导致大面积农作物减产或绝收。但当前印度蝗灾已基本结束，目前仅西部拉贾斯坦邦部分地区仍有少数蝗虫聚集。
——新华社新闻】
然而，印度并非此次蝗灾的唯一受害区域，还有多地仍受其苦。愿蝗灾尽快过去，更盼此次蝗灾能示警人类，尽快采取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破坏。
【本文原载微信公众号“人民主权论坛”，授权察网发布。汇编｜六韬 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