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新认识

•杨明伟•

【内容提要】国外曾经有学者悲观地断言过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要走向“历史的终结”。然而，当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外一些有识之士包括许多西方学者，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重新认识马克思主义。他们中许多人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消除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废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而“社会主义正在展现活力”。他们在评估分析马克思主义学说正确性的同时，重新找回马克思。许多人认为：“马克思是正确的”，“解决当今世界的许多问题，可以从马克思主义中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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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历史进入21世纪，当各种社会理论及其制度模式都面临着经济全球化冲击的今天，尤其是经历了并仍在经历着这轮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政治危机以至社会危机的时候，究竟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生命力，如何审视社会主义的前途和未来？也许我们从一些国外学者的分析认识中，可以得到一些答案或启示。

自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世界金融危机、经济危机以至政治危机以来，各国学者都在思索这场危机发生的深层原因。一大批西方学者和国际有识之士把目光聚焦到抨击资本主义制度上，从而进一步重新认识或者回归马克思主义，重新认识社会主义。一些美国本土学者的观点就颇有代表性。

不久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在接受《国际商业时报》采访时，曾高度评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剖析的正确性。此人曾经担任过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国际事务高级经济学家、美国财政部政策制定与评估办公室主任，现在纽约大学担任经济学教授。努里尔•鲁比尼说：从当前美国经济危机的延续情势来看，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是正确的，它对分析目前美国及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的本质及根源依然具有现实意义。除非进行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或者债务重组，否则资本主义将不可能摆脱目前的经济危机，这源于马克思在100多年前发现的资本主义内部的矛盾。由于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的生产无限扩张和社会需求有限的矛盾，资本主义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是资本主义自身不可克服的缺陷。这一缺陷给资本主义经济体制带来巨大压力。鲁比尼强调，按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来分析，资本主义具有自我摧毁性，因为资本主义自身无法持续不断地从工人身上攫取利润用于资本主义生产，工人一旦生活需求受限，就没有钱进行消费，也就无法刺激经济活动。这就扩大了资本活动中缺钱的后果。我们需要市场运行，但是它却不按照我们的要求运行。市场有它的内在理性，也有它自我摧毁的过程。目前，一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困扰着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

美国的另外两名经济学家，即马塞诸塞大学经济系教授斯蒂芬•雷斯尼克和理查德•沃尔夫，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读当今的世界经济危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有自己的解释和解决方案。马克思主义理论致力于探寻资本主义的危机与其独特的阶级结构（特别是资本家占有和分配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的特殊结构）的内在关联，并在此基础上得出了有别于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结论。简言之就是：由一个阶级结构过渡到另外一个截然不同的阶级结构，是有效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必然要求。这是因为，无论是加强管制还是放松管制，只要资本主义根本制度不改变，它的阶级结构都会系统地、周期性地加剧资本主义的危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不赞成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对待资本主义的保守主义传统的原因所在。

不仅在美国，整个西方世界在对这场危机的反思中，重新燃起了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兴趣。

瑞士银行资深经济顾问乔治•马格努斯，向人们提出了“能否用卡尔•马克思来挽救资本主义”的问题。他认为，马克思切中了资本主义的病根。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对于努力要理解金融恐慌、各种抗议和其他影响世界的种种弊病的决策者来说，研读一下早就离世的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的著作大有好处。这位瑞士银行家明确表示：在金融危机和接下来的经济萧条中，马克思的“幽灵”已经从“坟墓”中复活。今天的全球经济却在某些方面和他预见的情况有不可思议的相似性。比如，想想马克思对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固有冲突将如何显露的预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道，公司对利润和生产率的追逐将自然导致它们需要越来越少的工人，从而创造出穷人和失业者的“工业后备军”，“财富在一极积聚的同时，苦难也在另一极积聚”。他描述的这一过程在整个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都有体现，尤其是美国。在美国由于削减成本、避免雇人，使美国公司的利润在整个经济产出中的比例推升至60多年来的最高峰，但失业率也达到9.1％，实际工资停滞不前。马克思也曾经指出了过度生产和消费不足的矛盾：人们越贫困，消费公司提供的产品和服务的能力就越低。一家公司削减成本提高利润是精明的，但当所有公司都这么做的时候，就破坏了收入构成和公司赖以获得收入及利润的有效需求。这个问题在今天的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也显而易见。我们有强大的生产能力，但中低收入阶层却存在普遍的经济不安全感，消费水平很低。他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话说：“一切真正危机的根本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有限的消费。”

法国学者科琳娜•蒙塞尔则在一篇题为《马克思在进攻》的文章中，分析了“马克思主义在西方重现活力”的现象。文章说：自柏林墙倒塌和苏联体制崩溃以后，马克思和他的理论在西方曾经“名誉扫地”。但是现在，包括英国《金融时报》、美国《时代》周刊、法国《问题》周刊等长期以来批评马克思及其思想的西方媒体，已在报刊头条上频繁出现马克思的浓密大胡子。这场危机仍然在撼动全球的时候，马克思回来了。科琳娜•蒙塞尔介绍：在顽固坚持自由主义的美国，在危机肆虐之时，人们在华尔街前举起标语：“马克思说对了！”还有那些大资本家，例如法国亿万富翁、拉加代尔集团的总裁阿诺•拉加代尔也说：“人们几乎要喊出来：‘马克思，回来吧！’这些人疯了！”马克思回来了，有关马克思著作和思想的研讨会越来越多。书店里塞满了再版的马克思著作，尤其是《资本论》，尽管这是一部整整四大卷的艰深作品，重新被人阅读并谈论。

科琳娜•蒙塞尔认为：“老实说，马克思主义思潮从未在批判性研究中绝迹。”按照美国学者沃勒斯坦的说法，即使是在新自由主义得势之后，在“世界体系理论”中，已经分解出了“1000种马克思主义”。在西方主流思想的蔑视下，研究和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仍在继续探索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目的是为了从细微处解析和更好地解构资本主义的剥削体制。马克思不能面面俱到，更不能预测我们这个时代的嬗变；但他与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几乎完美地描述了资本主义全球化，描述了只懂得追求利润最大化的金融资本的统治、获利者依赖全世界被剥削者的剩余劳动而生活的体制的矛盾激化。所有证据显示，人们需要依靠马克思的理论来理解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并设计一种模式，这种模式应该是最终能够终结剥削以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

科琳娜•蒙塞尔断言：当今世界的许多新问题（尽管有的问题马克思时代不存在，或者他没有时间和兴趣思考，或者被他放弃），人们都能在或远或近地受马克思主义启发的思想中找到答案。

另一位法国学者、马恩河谷大学教授让•克洛德•德洛奈也认为，尽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比如生产资本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的金融化、世界垄断寡头即跨国公司的形成、全球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形成、高技术资本主义的形成等等，但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并没有变化。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存在过度剥削、收入和贫富差距的扩大、雇佣劳动的弹性和不稳定性、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福利的减少等等。资本与劳动的对立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剧烈了，而且扩大到了全世界。因此，从理论上看，马克思主义用以说明资本主义剥削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并没有过时。

英国《卫报》2012年7月4日发表了该报专栏作家斯图尔特•杰弗里斯撰写的一篇文章，专门剖析“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再次兴起”。他列举了近一个时期以来世界许多国家的人们重新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感兴趣的例子。他说：“马克思最杰出的政治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的销量自2008年以来一直激增，《共产党宣言》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也是如此。它们的销量增加正值英国工人救助银行，以使这个衰败的体系保持运转，让富人安享优裕的生活，却让我们大家债台高筑，工作朝不保夕，或者境况更为糟糕。卡尔•马克思这位革命理论家，最近被开姆尼茨的德国储蓄银行的顾客从一份10位竞争者的名单中选中，出现在新发行的万事达信用卡上面。”他认为，即便是在柏林墙倒塌之后20多年，前东德人并没有将自己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用喷枪喷掉。他披露：“据路透社2008年发表的一份对东德人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52％的人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不适宜的’，43％的人说他们想要恢复社会主义。虽然卡尔•马克思已经死去并葬在海格特公墓，但在德国人当中，他却活着，而且活得很好。”“而一些年轻人之所以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有所复兴，是因为它提供了分析资本主义，尤其是像我们目前陷入的这种资本主义危机的工具。”“正当我们艰难地渡过经济衰退的时候，马克思主义除了对阶级斗争的分析以外还对我们有一些教导，那就是对经济危机的分析。”

不久前，日本共产党前主席不破哲三也撰写了一部颇有影响的著作－－《马克思仍然活着，而且活得很健康》。他明确表示，希望读者能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方法来审视当今的世界。他认为，马克思对经济学的研究，其主要课题之一就是经济危机问题。马克思认真分析了他所经历的那几次危机，解释了资本主义体系必然发生经济危机的原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爆发危机的可能性一直潜伏在市场经济中。马克思发现了资本主义周期性泡沫的原因，并解释了资本主义爆发危机的内在机制。最近爆发的这次世界经济危机，是由一种新型的虚假需求所引起的。这次经济危机的特点，可以总结为金融资本在故意制造马克思所认为的那种虚假需求。金融资本借着消费泡沫在全球范围造成更大的金融泡沫。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的中心问题是经济泡沫在虚假需求轨道上的疯狂发展，这一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当前阶段仍然是适用的。不破哲三提出，对于当今资本主义社会和整个世界存在的一些重大问题，都可以从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中得到帮助。

国际社会之所以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中重新认识马克思和找回马克思主义，除了“马克思是正确的”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固有的矛盾和潜藏的问题在这场危机中充分暴露出来，这些深层的矛盾和问题是它自身无法解决的。正是在这样的困境下，国外许多学者和政要进一步思考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问题，寻找化解的答案。

经济学家努里尔•鲁比尼在分析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出路时提出，从根本上说，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本出路在于废除资本主义剥削。这种解决方案，既有别于凯恩斯主义也有别于新古典主义。这位经济学家赞同马克思主义的解决办法，他说：马克思主义方案的目标不在于通过增加或者减少国家的经济干预、放松或加强信贷和其他市场的管制等措施去改良资本主义，而在于消灭资本主义，首先是彻底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阶级结构，只有在这个目标实现后，才能辅之以人民愿意接受的国家干预或管制。今天，在经历了政府的强化管制、放松管制、再次强化管制的循环之后，资本主义危机仍然反复发生。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受害者而言，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时刻也许已经来临，探讨废除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以消除资本主义危机的最佳方案的时刻已经来临。

这位专门为美国政府提供决策咨询的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与美国一些左翼经济学家的观点如出一辙。

美国共产党经济委员会委员瓦蒂•哈拉比在谈到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时候，直截了当地说：“是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始终处于周期性震荡之中。仅冷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就发生过10多次经济危机。而此次金融危机不仅仅是金融和经济层面上的，更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危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越来越激化，突出表现在生产关系不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能力和收入之间以及生产商和消费者的需求之间存在内在的深刻的不平衡，为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欧洲一些共产党的看法与美国共产党相似。法国共产党认为，“此次金融危机不仅是自由主义以及金融业遭遇的危机，更是资本主义全球化在走向成熟的条件下其自身体制机制的危机。”他们在分析危机产生的原因时认为，直接原因是放任自由的金融政策，根本原因则在于资本疯狂攫取利润的内在逻辑。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不是为了社会，资本的增值和扩张才是生产的唯一目的和动因。它建立在剥削劳动者并使其贫困化的基础之上。这导致商品过度生产，民众日益贫困。而近40年来资本的自由化和全球化进程又加剧了这一现象。法国共产党由此断言，这场危机也是历史的转折点。危机爆发以来，尽管各国都加强了国家和政府干预以及金融和市场监管，但这不足以从根本上摆脱危机。唯有针对资本主义根本制度采取行动，超越传统的国家市场取舍理念，才能避免危机再次出现。

西班牙共产党认为，资本与生俱来的贪婪性是造成危机的直接原因。近20年来，全球经济愈加呈现金融化趋势，并成为资本主义和全球化发展的主导模式。经济彻底金融化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实体经济和投机经济脱节。这场危机的结果恰恰说明，那种市场就是一切、市场决定一切、对市场不加任何限制、政府调控无足轻重的一整套新自由主义模式和理念已经破产。这确实是资本主义主导模式的失败，是资本主义制度一场深刻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危机。出路不应是重建资本主义，而应是建立一个完全不同的新制度。葡萄牙共产党则认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的措施本身正成为新一轮危机的祸根”。他们指出，造成当前这场资本主义结构性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国际经济不断金融化，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导致金融监管缺乏、私有化盛行、资本自由流通、投机性经济猖獗。这场源于美国的国际金融危机不仅是金融问题，而且已演变为政治问题。这场危机显示了右翼政策、新自由主义及其政治纲领的失败，颠覆了近些年来甚嚣尘上的资本主义不败的神话。这场危机表明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及其剥削、压迫和破坏的本质，再一次反映了资本主义不平等、无政府以及生产不可持续性等内在的本质特征，证明马列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分析以及价值和剩余价值等资本再生产的基本理论和论述依然有效。

在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全球政治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国际社会许多有识之士也在进一步思考苏联、东欧剧变的后果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走向。

2009年11月前后，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俄罗斯、东欧和西方国家的一些政界人士、学者及媒体，就柏林墙倒塌和东欧剧变的原因、苏联东欧剧变给这些国家和世界造成的后果与影响，以及在柏林墙倒塌到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的今天，如何看待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问题，纷纷发表看法与评述。综合他们的观点，有以下一些看法：柏林墙的倒塌“有内因也有外因”，“被外因加速”；苏联、东欧剧变对这些国家来说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和经济倒退，是一次真正的灾难；对世界来说，如同一个无脚的残疾人一样失去了稳定性。

俄罗斯、东欧的一些政界人士体会更深，他们经历剧变的教训后，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进行了新的反思。他们认为，资本主义不会是“历史的王者”，“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多”，“已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幸福与安全”；“社会主义在20世纪取得的经验对21世纪不会没有意义”，“社会主义是人类走出死胡同的唯一选择”。

全俄社会舆论调查中心在一份调查报告中说：苏联解体后的第一年，即1992年，赞同资本主义的人占32％，而在最近的一次调查中，50％的人反对资本主义制度，大多数60岁以上的俄罗斯人仍然赞同“苏联的共产主义”。

俄罗斯共产党总书记久加诺夫说，几百年来的历史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带来的问题越来越多，这些问题已威胁到人类自身的幸福与安全。在金融危机之下，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是腐朽的资本主义的论点得到了新的证实。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即全球化除了可以通过资本主义和美国的方式推进以外，是否还存在其他方式？社会主义是人类走出死胡同的唯一选择。苏联的解体不是社会主义的崩溃，而是社会主义一种具体历史形式的瓦解；新的、更加有效的社会主义形式正在酝酿中，终究会取代当前的资本主义。

原民主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埃贡•克伦茨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认为，时间表明，资本主义并非全像被吹捧的那样，虽然东德已倒台，但就某些方面而言，许多东德民众都十分怀念那时的生活。我们通过此次金融危机和其他事件对资本主义有了更好的认识，我无法相信引发了种种危机的资本主义会是历史的王者。对于社会主义，我仍然非常乐观。原民主德国部长会议主席汉斯•莫德罗说：民主德国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试验尽管失败了，但在社会层面和社会进程中开展的试验总会留给人们经验教训。他坚信，社会主义在20世纪取得的经验对21世纪不会没有意义，历史不会重演。

波兰华沙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卡齐米耶日耶•波兹南斯基，虽然后来移居美国，成为美国西雅图市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但他对东欧国家的遭遇非常痛心。不久前他撰写了《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东欧国家的民族资本被剥夺》一书。书中介绍：东欧国家于20世纪90年代开始推行私有化的改革，结果遭受了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还要严重的打击。匈牙利、波兰国民生产总值损失20％，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下跌了40％。“大萧条”时期遭受打击最严重的德国和美国损失为25％，但5年后都彻底恢复。而10年过去了，东欧依旧不能恢复到1989年－1990年的水平。他明确指出，那种以为只要将本国经济推向世界市场，就可以分享世界市场的经济效益，使国家变得繁荣富强，那是全球化给人的一种错误概念。东欧国家向市场资本主义过渡的改革从主要方面讲已经失败。因为它们在实行私有化的进程中允许外国投资者接收自己国家的绝大多数固定资产。东欧国家的私有化改革，并没有如设计的那样使它们走上“欧洲化”的道路，却意外地走上了一条“附庸资本主义”的道路。它们虽然告别了计划体制的社会主义，却陷入了另外一种怪异的、不完善的资本主义。它貌似西方的市场资本主义，但没有自己的民族资本。这种不完善的资本主义，既无效率，又无公平。由于私有化，东欧国家的经济体系被托付给了外国人，同样，它们的政治制度也不能不如此。现在，东欧国家是两手空空，既不能左右自己的经济命运，也不能自行决定自己的政治命运。它们实际上走上了另一种意义的“通往奴役之路”。

匈牙利共产主义工人党主席久洛•蒂尔默在一篇文章中，也反思了匈牙利剧变以来的经济社会现状，并对未来的可能发展道路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当前基本的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向匈牙利人民阐明，资本主义并不是唯一的生存方式，资本主义永远不会给我们带来更好的生活，永远不会在议会中给我们留有位置。虽然我们不能说匈牙利的革命形势已经形成，但我们可以说国际资本主义总体危机的发展及在匈牙利造成的恶劣后果，将导致这种革命形势的形成。我们要加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教育，党员和党的活动分子要认清目前的世界发展形势。

一些西方媒体也对东欧剧变后的真实状况作出了较为客观的评述。英国《卫报》专栏作家谢默斯•米尔恩说：1989年东欧剧变的问题，不是旧制度是否必须改变，而是该怎么改变。可以选择其他道路走出危机。先是格但斯克、后来是莱比锡的大多数示威者所要求的当然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一种不同的社会主义。西方未能认识到社会主义制度除了有明显的代价，也有好的一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有国家安全部和柏林墙，但也是一个充分就业、社会平等的国家，有便宜的住房、全世界最好的儿童保育体系，雇员在工作场所享有的自由要多于今天德国的大多数雇员。大多数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都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在冷战结束后的20年里，战争爆发，全球不安全，现在又陷入了经济危机，这一切使得1989年以后所宣扬的更广泛的和平、资本主义繁荣和历史的终结看起来十分荒谬。英国广播公司国际台披露了这样一份数据：在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际进行的全球民意调查显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对奉行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制度有所不满。这次民意调查询问了全球27个国家2.9万人的意见，其中51％的受访者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存在问题，还有23％的人认为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存在致命弱点，世界需要新的经济制度。

当今世界，人们在金融危机背景下重新观察和思考社会发展走势和客观规律的过程中，看到了一个不争的事实：社会主义的中国，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这种持续的成就及其越来越显现出来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得国际社会在把目光聚焦到中国的同时，开始重新认识社会主义，重新评价社会主义的生命力。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冷战刚结束之际，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在写作《历史的终结》时，曾经作出过这样的结论：随着冷战的结束，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也将结束，资本主义已彻底战胜社会主义，成为人类历史的最终结局，这也是人类思想进化史的终结。他认为人类历史进程的方向不是马克思主义指向的共产主义，而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他预言，随之而来的是西方的自由民主政体将作为政府的最终形式得到普遍推广。他的这种理论，为美国以强大的军事力量谋求霸权，推动美式西方民主制度在世界各地错误复制提供了依据。然而，刚过去十几年的时间，在这次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走势却发生了诸多与福山的预言恰恰相反的变化。迫使福山反省和修正他的理论。在这种反省和重新思考中，他对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等的看法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2006年，福山通过出版一本新书《十字路口的美国：民主、实力和新保守主义的遗产》，主动划清了自己与新保守主义的界限，他表态说：“作为一种政治象征和一个思想体系，新保守主义已经发展成为某种我不再支持的东西。”他开始批评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认为“世界不可能接受美国政府的‘仁慈霸权’”。在不断的重新思考中，2011年，弗朗西斯•福山又与美国全球发展中心主席南希•伯索尔合著了《金融危机后发展方面的新思想》一书，表明了他对资本主义、新自由主义的看法所发生的新变化，其中还提出了一种新的“终结论”。他们认为，如果说这场全球金融危机让一些发展模式受到审判的话，那就是自由主义市场或新自由主义模式。该模式强调小政府、取消管制、私有制和低税收。这场危机凸显了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的不稳定性。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即使没有完全丧失信誉，最起码也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这场危机使西方国家尤其是美英两国最终领教到了东亚人十多年前就明白的道理：开放的资本市场，加上缺乏监管的金融部门，必将酝酿一场等候已久的灾难。鉴于美国式资本主义已从神坛上跌落下来，人们在反思政府的经济角色。对这场危机中政府加强管理和自上而下进行决策的做法，不少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领导人都予以赞同。他们由此提出：“这场金融危机是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占据经济主导地位的终结。朝着多极世界发展的趋势早已开始，西方金融市场的崩溃及其虚弱的经济回升使这一进程加快。西方国家要求新兴市场国家在全球事务中承担更重要的领导角色，言外之意，就是承认它们已经不能单靠自己处理全球经济事务。西方，尤其是美国不再被看作有关社会政策创新思维的唯一中心。要想见到实践中的成功模式，必须转向新兴市场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声音与思想越来越受到重视。”

国外学者的这些思想认识上的变化，既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自身必然引发危机的现实有关，也与社会主义运动重新在一些国家蓬勃兴起的实践有关。近年来在拉美地区不断涌现出来的社会主义活力，就引发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

不久前，美国社会学家彼得•菲利普斯写了一篇题为《古巴，社会主义的潜力》的文章。文章披露，2012年2月10日，在古巴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来自加勒比、美洲大陆和非洲地区几十个国家的大约120名作家、教授和记者齐聚一堂，在9个小时的座谈中讨论了世界和平、全球生态、新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可持续性等重要话题。菲德尔•卡斯特罗向与会者分析了华尔街和国际货币体系不可避免的崩溃，指责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在继续破坏着世界金融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秩序。这篇文章还专门分析了社会主义在拉美展现的潜力等。这位美国社会学家表示，卡斯特罗传达了这样一个中心思想：古巴社会主义经济是世界上人道主义经济的国际范例。在卡斯特罗的领导下，古巴取得的一些无可争议的社会进步，这些进步可以作为一个社会利用自身资源实现人道主义目标的典范。参加座谈会的一些人认为，当代新自由主义式的资本主义削减工资、工会和社会福利，造成贫困、饥饿和极端不平等现象加剧。而古巴却证明了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是可以为大众服务的。古巴是世界上生态农业的领军者，并实现完全就业和零饥饿；古巴人享有世界上最好的医疗条件之一，古巴人的预期寿命与美国相当；古巴所有的学生直到上大学，其教育费用都由政府承担；等等。

古巴的社会主义活力之所以引世人关注，也是因为古巴走的也是一条符合自己实际、有古巴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选择这条道路？古巴驻华大使卡洛斯•米格尔•佩雷拉•埃尔南德斯不久前应邀在中央文献研究室作报告时，对此作了说明，他说：古巴选择走社会主义道路，是因为在古巴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必须面对两种选择：要么独立，要么让美国吞并。“独立的古巴”这种想法对美国来说一直是不可接受的。为了阻止古巴独立，美国在古巴已经试过无数种方法：清单命运，门罗主义，成熟的果实主义，经济战争和军事干预，等等。1959年古巴革命的成功，不仅意味着推翻了一个独裁专制政权，而且实现了古巴真正的独立和社会公正。从此，古巴开始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尽管独立后的古巴在前进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但是始终保持了已经取得的那些基本的社会成就：全面的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社会保障以及其他的福利。同时也处理了一些旧的恶习和社会问题，如卖淫、社会不平等、腐败等等。古巴独立后所发生的一切充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是古巴唯一可行的制度。

在谈到金融危机后古巴下一步怎么办时，这位大使表示：自2008年以来，古巴开始执行一些新的灵活的改革措施，但也确定了一些基本的经济原则和方针，其中核心是，新时期的国家经济和社会政策必须符合“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让我们战胜困难并捍卫革命和建设成果”的原则：发展经济是古巴保证社会主义不可倒转性并得以发展的基础，也是我们国家和主权独立的根本保证。同时强调，要纠正社会主义是平均主义的同义词的思想，社会主义对所有人来说是权利和机会上的平等，但不是平均主义。这位大使还强调，古巴现在所进行的建设，参考和借鉴了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经验，也参考了其他国家的经验，但是，主要是依据我们本国自身的条件和特点进行的。

不仅古巴，委内瑞拉提出的“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念及其运行结果，也引发世人关注和研究。建设“21世纪社会主义”，是委内瑞拉前总统乌戈•查韦斯于2005年2月在巴西阿雷格里港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上宣布的。他认为，社会主义是战胜贫困的唯一途径；资本主义不会从内部超越自己，超越资本主义的道路在于真正的社会主义、平等和正义。

查韦斯的“21世纪社会主义”既是从本国实际出发的，也具备时代性特征，他明确表示引入了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查韦斯说：“资本主义无法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也无法寻求一条中间道路。我邀请所有委内瑞拉人共同走上这条新世纪的社会主义道路。”

一些国际观察家把这一地区涌动的社会主义运动，称为“拉美政坛上出现的新现象”。其实，这种现象不仅仅出现在拉美。还有一些人把不久前从美国引发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与社会主义思潮联系起来，因为这场运动的实质就是底层民众表达对于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的社会现实的不满，表达对资本主义制度只关注富人利益的不满，人们呼唤真正的公平、正义。（《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83期，摘自2013年第4期《马克思主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