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0-28 15:21:15 来源：法制晚报
■梁东元法制晚报讯1986年10月，中央在批准863计划时，决定拨出专款100亿元，而其中的40亿元，被用在航天领域的项目上。1987年4月，航天专…
•梁东元•
法制晚报讯 1986年10月，中央在批准“863”计划时，决定拨出专款100亿元，而其中的40亿元，被用在航天领域的项目上。
1987年4月，航天专家委员会发出了运载火箭及天地往返系统的招标通知后，相关科研单位很快就提出了11种方案，经过一年左右的筛选，最终有6种方案浮出水面。1988年7月20日至31日，有关领导和专家们齐集哈尔滨，由“863-204”主题组筛选出的6个方案开始接受17位专家的严格评议。
6个方案中，有5个是关于航天飞机的，只有一个是飞船。
航空部提了两个方案，一个难度最大，是601所设想的带“主动力”小型航天飞机，形状与美国的航天飞机相似，水平起飞、重复使用。这个方案好倒是好，可就是技术难点太多也太大，因为要航空航天一体化，就是国外也还没搞出来呢。另一个方案倒是最省时省力，是航空部611所提出的，即借鉴法国正在研究的小型航天飞机。
其余4个方案都是航天部提出来的。北京11所提了一个V-2火箭方案，使用两级火箭，垂直起飞，水平着陆，以火箭发动机为动力，可重复使用。但因为技术要求非常新颖，造出来预计要到2015年，太晚了。上海805所与航空部604所提出的航天飞机方案叫“长城一号”，可自主飞行，以现有的大型火箭为基础，技术风险比较低，预计2008年进入试飞阶段。
最后一个方案，也是唯一的飞船方案，是航天部五院508所提出来的——多用途飞船借助火箭上天，返回时靠降落伞定点。这一方案优点是经济快捷，十年左右即可投入使用。
最后，专家评审打分表汇总下来，多用途飞船方案是83.69分，小型航天飞机方案是84分。“飞船方案”的主张者们认为，载人飞船既可搭乘航天员，又可向空间站运输物资，还可作为空间站轨道救生艇用，且经费较低，更符合中国的国情。而航天飞机无论是造价还是维修费用以及发射场建设，都相当昂贵。更重要的是，目前我们国家连支线飞机都造不了，却要生产远比商用客机复杂许多倍的航天飞机，根本就不具备条件。
“航天飞机方案”的拥护者们一开始是多数派，他们认为，美苏早在几十年前就已经将人送入太空了，我们现在要搞，就不能跟在人家屁股后面跑，而应该将目标定在一个更高的地方。
航天专家王希季说，论证的时候，其实一开始大部分的人都主张上航天飞机，他们说这才是最先进最现代化的，应该一次性到位。我是主张上飞船的，因为美国搞了个“自由号”，花了100多亿美元，最后连个螺丝钉都没弄成。而苏联虽然也搞了航天飞机，但它主要还是发展飞船，非常经济实用。中国还很穷，国家大，到处需要花钱，航天飞机飞一次的维修费用，就够得上造一艘飞船了。
搞航天飞机难度高，风险也大，如果弄不成，或者遇到发射失败，像美国“挑战者号”在1986年1月28日升空几十秒爆炸，死了7名宇航员的悲惨事件，中国是很难承受得了的（后来“哥伦比亚号”在2003年从太空返回时失事爆炸，又死了7名宇航员，仅这两次就损失了14名宇航员。而中国连教练员加在一起，也才14名航天员）。本来对于航天工程的上马就一直争议不断，如果一开始搞得不切合实际，不能很快见到效果，就很可能造成非常被动的局面。
按王希季的看法，美国搞航天飞机其实是走了一个弯路，因为太简单化了，本来是要省钱，但却变成了最贵的，没办法达到最初的目的，所以美国很快就后悔了，想回过头再搞飞船。
载人飞船方案的代言人李颐黎，当时是航空航天部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高技术论证组组长，他说，欧洲发展小型航天飞机凭借的是航空技术优势，而我国却恰恰相反，航空技术水平比较低。再说了，欧洲小型航天飞机这条路还没有走完，技术风险大、投资风险大、研制周期长的弊病就已暴露出来了。至于美国，他们虽然有钱，造了4架航天飞机，但飞行一次就得烧掉四五亿美元，每架回来后光检修就要半年的时间。俄罗斯是最早搞飞船的，他们也有3架航天飞机，但总共才飞过一次，现在也飞不起了，原因很简单，没钱。欧空局研制的赫尔墨斯号小型航天飞机方案也是一变再变，进度一拖再拖，经费一加再加，盟国都不想干了，最后只好下马。所以，从我们的国情出发，绝不能搞航天飞机。
其间反反复复，争争吵吵好几年，最终，航天领域的专家们得出了基本一致的意见：
从载人飞船起步，飞船要达到当时20世纪90年代国际上的技术水平。
航天部副部长刘纪原说，我们当时最担心的是，像国际上已经实施了核禁试一样，美国会不会也搞一个太空条约，来控制中国和其他国家。如果中国不抓紧把载人航天搞出来，一旦将来受制于美国，想搞也来不及了，就像我们的大飞机，耽误了时机，耽误了人才，几十年受人家控制，只能是仰天长啸，后悔不已。
经过四年多的艰苦论证，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可行性报告有了一个基本的方案。在此期间，李鹏曾约见了任新民（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和钱振业（载人航天项目专家组组长），主要了解了两个问题：第一，究竟是上小型航天飞机还是载人飞船？飞船能否利用“长征二号E”运载火箭发射？第二，整个载人航天工程要花多少钱？发展速度和投资有没有关系？
实际上，虽然定下来了不上航天飞机而搞飞船，但是，最初确定搞一个什么样的飞船方案，也经历了比较激烈的争论。
载人飞船工程总设计师王永志主持向中央专委做论证报告时，虽然提出了三舱方案，但在方案复审过程中，专家内部的意见并不一致。有的人觉得三舱方案是一种超越式的设计，不用老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追，应该有一个高远的目标。但也有人认为，中国第一次搞飞船，没有太深厚的基础，不能一步登天，两舱设计起来比较简单，保险系数高，而加上一个第三舱可就复杂多了。
航空航天部的领导一看这事不好办，总这么吵架也不是个办法，就决定首先简化论证，成立了一个五人专家小组，最终的意见就由五人小组定。五人小组成员都是当时中国航天界的权威，有庄 逢甘、王永志、戚发轫和白拜尔，任新民担任组长。
任新民让大家表态的结果是2∶2。戚发轫和白拜尔主张先一步一步来，上两舱的比较保险、稳妥，王永志和庄逢甘则建议一步到位，上三舱的。最后，任新民投了王永志一票，支持搞三舱方案。
1992年9月21日上午，在中南海勤政殿，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十三届常委会第195次会议，听取载人飞船方案汇报并展开讨论。中央顾问委员会的杨尚昆、薄一波和万里也参加了会议——对薄一波来说，出席这样一个会议更有一种特别的意义，因为几十年前他就参加过毛泽东主持的类似会议，那时候是研究导弹原子弹的。
讨论进行了整整一个上午，大家都认为，我们国家如果没有“两弹一星”，能进联合国吗？如果中国在空间没有一席之地，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能坐稳吗？杨尚昆说，老一辈搞了“两弹一星”，如果没有新的任务，我们的队伍无法完成新老交替，就会断档。李瑞环发言道，如果钱不够，就是奥运会不申办也要办这个事。刘华清也表示，钱不够，动用国库的金子也要干。江泽民说，这是个大事，大家同意，我完全同意，下决心搞这个东西。搞这个东西在政治、经济、科技、军事上都有意义，是综合国力的标志。没有实际的东西培养不了接班人。这个事业要培养人才，使之后继有人，也是重要方面。要静静地、坚持不懈地、锲而不舍地去搞，多干、少说，只干、不说。
最后，会议一致同意了中央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决定要像当年抓“两弹一星”一样抓载人航天工程。会议结束之后，随即在国防科工委设立了“921”工程办公室。
因为载人航天工程是在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准的，江泽民又要求“静静地搞”，“只干，不说”，所以便决定把这项工程叫做“921”。中央随后强调，载人飞船工程是一项大型的保密工程，不报道，不宣传。
（《作家文摘》2010年总第1330期，摘自《通天秘旅：中国载人航天第一系统传奇》，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