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尼亚基•圣维森特; 魏文编译
世界经济危机的形势已经五年半了，从历来的改良主义的话题来说几乎是可以想象的，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任何思潮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这个问题现在具有一种决定的现实性。由于我们的篇幅不多，我们将涉及问题的核心，也就是危机理论的核心。在阐明为什么必须选择摆脱处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之前，我们应当回顾两个问题：
一，危机刚被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其基础是生产与消费之间协调的危机，这种协调来自所谓市场调节的效率，市场在最后的情况下是由个人消费的合理性的假设支配的。个人消费有时可能搞错，但是惯性的力量趋势是回到平衡，或认为是这样的。这种主观的和唯心主义的论点是新古典的限界效用论，现在再次以新自由主义的名义占统治地位，它产生于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年代，作为对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的回答，同时为了永远抹去令人痛苦和不安的而又没有解决的疑问，这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留下的。这些人基本上到了理论深渊的边沿，但是不能继续下去，因为他们缺乏概念的工具和运用这些工具的方法。他们很可能害怕直觉了解到资本主义迟早会与它自己内部本质的局限性发生冲突，开始落入这个深渊。
从不久之后实现的它的图解（1830年的危机特别是1848年的危机）来说，这种设想在理论上是可以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正好是从资产阶级在越来越艰难的危机的环境中害怕的真空出发的，我们记得1871年的危机，我们使用辩证的方法从正面反对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在这里看到解决的办法与回答，而辩证的方法看到问题和提问。或者说，转了一圈回到了“短袜”。资产阶级的反应没有让人料到以限界效用论的方式出现，如同我们说过的那样。但是，经典作家得出的黑暗的和令人震惊的疑问变成了1929年可怕的大灾难，表明限界效用论的无效和与不合理。在叛乱、屠杀和战争中，某些资产阶级明白为了打破“共产主义的危险”应当来一个180度的转变，动员他们的国家拯救资本主义，这种转变传播最广的版本便是凯恩斯主义。
在两个所谓“光荣的30年”期间，在世界资本主义一个缩小的范围内，某些资产阶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例外的条件下实施 “阶级之间的协议”。从世界历史的规模上看，那是一种海市蜃楼; 但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在20多年的时间里有助于延长它的合法性，直到20世纪末。现在，现实是矛盾的总是自己否定自己。1968年至1973年间出现了总是否定平均利润率倾向性下降的规律的客观态度，此前的5年时间利润下降一直在加剧。从1973年起资本主义出现沉重的抛锚，阻止它重新开始一个新的长期的扩张浪潮，尽管在某些地区和生产部门确实上升。与此同时，统治阶级的增长的部门从1950年初就回到极端反对的限界效用论，从1960年起在第三世界通过残暴的军事独裁付诸实施，特别是从1973年智利皮诺切特发动军事政变以后。
二，我们谈到了1830、1846、1871、1929、1968年……的危机，并不仅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危机，而且也是社会政治的危机。我们这样做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危机理论认为，这些危机是因经济矛盾发展的国内的和内生性的原因而发生的，但是，同时也有社会的原因，有资本和劳动之间斗争的原因，这与经济的变化是不可分的。现在，如果这些危机产生于社会经济矛盾，它们后来的加剧越来越多地具有政治的内容，特别是它的出路永远是政治的。作为进程，危机将越来越多地与资产阶级的政治决定不可分离，但是也与被压迫的阶级和国家不可分离。
例如，2007年的危机实际上不是当时开始的，因为我们能够跟踪到很深刻的原因，在17世纪头30年就发生了荷兰的第一次金融危机，但是当我们接近现在时，就看到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从1997年开始积累了一直在聚集的矛盾，在2001年的事件以后，2007年爆发危机。在这些年不能将唯一金融的原因与利润下降趋势、政治决定、阶级的斗争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造成的原因分开；但是明显的不可否认的是从2007年起直到现在，政治决定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民的抵抗对其演变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危机的基本原因在于下降的趋势的规律，资产阶级历来否认这种规律，改良主义部分或全部指责这种规律，因为它没有向我们解释为什么或迟或早危机总是重现，为什么危机越来越严重。国家支配着六项基本的反趋势措施，在一段时间可以推迟趋势的规律的加剧，这表明了国家的极大重要性和阶级斗争的重要性，以及最后总是拥有极端的镇压的出路或是在一些年里用战争解决问题。关于这种趋势的规律的危机的其他三个次要的原因在起作用，按顺序是多余资本的生产过剩; 商品的生产与生产之间不成比例，或第一产业与消费的商品的生产（第二产业）和次消费不成比例。根据环境、时机和情况，危机的这些原因相互作用的顺序有所不同，但根子总是利润的长期下降。
从1960年代末以来，在经济中资本主义的其他三个深刻的矛盾消极地出现了：社会生态危机补充的过高成本加重；中期的军事化的非生产性过高的成本；物质储备和能源储备枯竭补充的过高成本，因此现在世界的资本面对着严重的结构性的障碍，从质量上说超过1929-1933-1939年危机的严重性，那次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才走出危机。
2007年是危机从一个阶段跳向另一个阶段的引爆器，危机在第一时刻就一直在酝酿，特别是从80年代末强加的金融自由化的政策开始，在本质上从1973年起新自由主义实际上启动整个经济遇到了困难，这不仅是在它的某些地区。现在，到2013年中期所有的数据和强烈的趋势都表明世界（经济）危机在延长，它内部相当多的成分在加剧。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我们我们必须自问为什么要摆脱处于危机中的资本主义，我们应当向何处去。为了摆脱危机中的资本主义的理由与1848年存在的理由是一样的，那是《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期，但是因为帝国主义残暴性的增强和对未来的选择的减少，这些理由加重和扩大了。在《共产党宣言》中警告说，资产阶级是一个已经不能制服用它的魔法放出来的地狱的力量的巫师。几年以后，恩格斯在《在反杜林论》中对我们说资本主义是一辆用全部压力发动的火车，它的机器已经不能启动刹车。
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的警告将会增多，被日益增加的一种不公正的制度的非合理性超越，2012年该制度将生产的一半的粮食抛到垃圾堆，2011年只要用拯救全球的银行的1%的钱就可以消除世界上的饥饿。不需要继续提供数据和百分比了。在1980年代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讨论过“毁灭论”的理论，那是适应当时社会主义命题或1915年的残暴的情况，1919年的混乱或共产主义，或30年代末期世界灾难的接近。现在，对关于从80年代中期确认的核冬天令人毛骨悚然的科学真相，必须加上生物化学战争、太空战争和网络战争的毁灭性后果。资本因其疯狂的高傲是头脑混乱的巫师，是不能阻止前进中的火车的机械操纵者，加速走向灾难。《共产党宣言》已经发出过警告：阶级斗争可能消灭对立团伙的相互毁灭。
我们摆脱资本主义的理由是不可否认的和紧迫的，是人道的和政治的理由，从现在的严重性来说将会是同样的理由。但是我们如何摆脱它和走向哪里？资产阶级的社会将不会克服危机，本身正处于停滞，面对一种突然和出人意料的垮台。这类灾难可能包括在一种绝望之中，面对等待我们的可怕的未来，如果我们此前说结束资本的专政的话，但这是不真实的幻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可以延长其存在，在被剥削的人类生活和工作条件上后退，但是改善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这样相对的贫困化将增加，加上绝对贫困化的巨大群体。资本的文明总是会在被保护和依附他人的资产阶级找到忠实和自私的“雇工”，他们帮助剥削本国的人民，在必要的时候消灭国内的一切反对派。经济和地方的战争的压力越来越强烈和接近，恐吓不那么顺从的资产阶级，迫使他们服从西方帝国主义强硬的霸权，后者总是可能发动更残暴的战争。
因此，摆脱资本主义的前景只能经过消灭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这把我们带到政治权力的关键问题，这成为经济的精华和集中的经济。我们坚持不必把经济事务理解为与政治事务对立，而是作为同样的现实因素。从这种立场出发，道路只能是朝夺取政权前进，同时建设一种新的国家权力，一个工人的国家的权力。当我们谈到夺取权力时，我们指的是民众权力的关键问题，从国家和机构之外进行监督的武装的人民的权力，以便让这些机构不腐败，不堕落为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与人民对立的官僚。劳动人民应当领导国家和机构，从它们多重的腐败的触角之外监督它们，加速它们的自我灭亡。
对于摆脱资本主义以后走向哪里的问题的回答被称为还很不准确和模棱两可，比如称其为“后资本主义”，或是走向社会主义，由前所述而走上正道：道路宣布了方向。认为没有道路是很不准确的，在行走时就创造了道路。在很坏的条件下工人的革命斗争近两个世纪之后，我们能够说的是确实存在一种基本的理论向我们指出我们不应当再犯的错误，某些准确的东西我们很可能利用。部分理论我们甚至能够在现在的资本主义制度内开始实施，如果我们有这样做的政治决心和足够的群众力量的话。比如，对自由的和关键的时间的重要要求：所有民众的和工人的权力都必须采取的措施之一是大幅度缩短领取工资的劳动的时间，以便增加自由的时间，扩大就业岗位的提供，尽可能地减少失业。
例如，银行的国有化，结束双重统计，公正的税收改革，工人控制，恢复企业，将已经关闭和被遗弃的大型财产和非生产性与投机资本的国有化，禁止资本外逃，从生态的标准实行社会经济计划，土地和作为权利/需要的住房的国有化，交通与社会的公共服务的国有化，激烈地清洗整个镇压机构，建立民兵作为武装的人民的前阶段，大力改革司法，媒体的社会化，为了集体的公共住房，社会的非宗教化和所有的信仰的权利……
这些措施中的许多项（并非所有的）可以采取，因为现在处在一个上升的进程中，只要有大多数工人和民众推动和支持的政治决心，正如现在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许多村镇发生的那样，许多其他的措施应当传播，通过民众的民主公开讨论，这是社会主义民主的前阶段。对所有短期和长期的决定性的问题都应当社会化和进行普遍的关键性的辩论。
关于四个重要方面的进展应当进行公开的辩论，不必害怕，没有这些辩论，资本主义在它死亡之后会像“凤凰岛”一样再次重生：一，需要历史地战胜私有财产，战胜价值–劳动的规律和生活的商品化；二需要战胜经济的性剥削和资产阶级的族长制度，这是现在长期统治和镇压人的支柱；三，需要建立各国人民之间国际主义的团结，它不受国际范围内价值转让的支配，而是受社会主义原则的支配。四，需要从非资产阶级的固定不变的因素测定和评价社会经济的发展，即从嵌入在热力学与能源的消散的规律中的准则去测定和评价，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上，在这里能源支出的合理化是科学的—批判的公理。
这里得出的是某种模式的乌托邦，是一种革命意识的需要。乌托邦是受盲目需要的独裁压迫的人的愿望的一个阶段。我们必须向共产主义的自由迈步，这是在没有目的的创造性螺旋形中有意识地超越需要。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83期，摘译自2013年6月25日西班牙《起义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