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美国公民责任与道德组织的申诉，美国国防部监察长办公室启动了对代理防长沙纳汉的调查。申诉书称，沙纳汉似乎违反了道德规则，“在工作范围内宣传波音……并向他的下属贬低波音公司的竞争对手”。同时因波音737MAX型飞机的问题及媒体揭出的波音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FAA）的不当关系，美国国会和联邦调查局也介入调查。沙纳汉的仕途无疑被蒙上阴影，而美国政商的“旋转门”及衍生的腐败问题，比沙纳汉个人前途更值得关注。
沙纳汉曾在波音工作31年，从普通的技术人员成长为公司副总裁，熟悉波音民机和军机业务，为公司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在2017年7月被提名出任副防长时，国会议员和媒体就对沙纳汉提出质疑，担忧其可能代表波音影响美国军事采购和其他国防决策。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出任副防长后，沙纳汉同国防部签署道德协议，表示将避免和其前雇主波音公司有“任何实际或明显的利益冲突”，不会参与涉及波音公司的任何事项。
不过，美国媒体报道称，沙纳汉在五角大楼履职后，大肆贬低波音的竞争对手洛克希德 马丁公司F-35战机的作用和性能，并在2020财年国防预算中，强行塞入了波音生产但空军不愿采购的F-15X战机等内容。美国媒体称，F-15X的成本不低，且不是隐形飞机，空军不愿采购，但国防部长办公室要求采购8架该机，美军采购F-35的数量从84架因此减至78架，这对洛马无疑是个打击。
不过，真正推动对沙纳汉调查的，是波音737MAX8型飞机在5个月内连续两次坠机事件。埃航空难后，FAA在世界多国宣布停飞该机型后仍然为其背书，坚称其“适航证有效”。舆论质疑波音与FAA的密切关系，据《西雅图时报》报道，为了与空客公司的新机型A320neo竞争，FAA负责人曾要求安全评估工程师将评估工作交给波音公司，也就是由“生产者”来评估自己的产品质量。波音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做法，很容易滋生严重的腐败和渎职行为。
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存在，在美国尤甚的政商“旋转门”现象及衍生的腐败问题，是沙纳汉及波音“出事”的根源。美国是个利益集团政治高度发达的国家，“朝中有人好办事”，向政府推荐和输送人才，只是种类繁多的利益集团影响政府决策的一个途径。美国财长姆努钦、前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 科恩均出身高盛，前国务卿蒂勒森进入特朗普政府前是埃克森美孚的董事长兼CEO。这些官员被特朗普总统提名并经参议院批准而履职，主要靠人脉和工作能力，其“老东家”不可避免地通过其影响决策。小布什政府任内担任财长的保尔森曾担任高盛总裁，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其对高盛的对手贝尔斯登“见死不救”，受到美国媒体质疑。从政府离职后，一些高官会“旋转”进企业界。企业高薪聘请这些前官员，一个重要考虑是利用其人脉和知名度开展公关工作，影响政府决策。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莉于今年2月被波音公司提名加入其董事会，就是典型案例。
在美国行政部门、国会、企业界、媒体和智库等部门，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层面，这样的“旋转门”日夜不停、周而复始，美国的政商精英“进进出出”。如果媒体报道属实，我们可认为，从沙纳汉这个小案例看，公司的不当影响会损害同行的利益，影响公平竞争。从更大的角度看，部分特殊利益集团，如美国石油集团、军工集团对政府决策的过度影响，会导致美国国家利益被特殊利益集团绑架，为害巨大。
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便在其著名的“告别演说”中，告诫美国民众警惕“军工复合体”这头“怪兽”带来的危害。这头“怪兽”如今更加凶猛，其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名，推动美国穷兵黩武、军费创新高，并成为美国国债飙升、信誉受损、社会福利被压缩的重要原因，实质上最终损害了美国的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
即使未来沙纳汉迫于压力辞职，对特朗普政府也不会产生太大影响。特朗普政府内高官变动频繁，辞职、被炒是家常便饭，美国和国际社会已司空见惯。但如果调查最终显示，波音737MAX型飞机的问题与波音对FAA的游说和过度影响关系密切，波音将会被置于美国和世界舆论风暴的中心，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腐败是侵蚀社会健康肌体的毒瘤。美国的政治体制和监管体制，如何解决或至少缓解政商“旋转门”带来的问题，是我们观察美国纠错能力强弱的一个窗口。
张文宗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美国政治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