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米特里•卡尔采夫
近几周埃及有数百人丧命，这证明阿拉伯革命还远未结束。中东其它一些国家也不安宁：突尼斯发生骚乱，黎巴嫩爆炸不断，叙利亚是无休止的战争。所有这一切说明，该地区进入了持久的动荡期。
原因一：人口多工作少
许多研究人员都认为，中东专制政权制造了人口爆炸。在1970～2010年的40年里，阿拉伯国家人口增长了近两倍：从1.28亿增加到3.59亿。
人口猛增的原因是上世纪70年代生活质量的显着改善。高油价和苏美两国的技术援助起到了作用。但人口增长超过了这些国家经济体系的承载能力。在苏联突然解体之后，阿拉伯国家在经济多元化方面失去了部分援助。当权者自我宽慰说，我们还有足够的石油。
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们发现资源型经济的能力是有限的，首先体现在确保就业岗位方面。新一代阿拉伯人成长起来，读完中小学，从好年头里独裁者慷慨开办的大学毕业，失业大军急剧膨胀。
婴儿潮变成了失业潮。在最新一轮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之时，阿拉伯国家有近41%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其中年龄在20～35岁的人占三分之一以上。年轻人失业率达到30%，这是全世界最高的指标，而在革命时期失业率攀升至50%。
原因二：地区权力真空
超级大国之间的竞赛不可等闲视之，世界上几乎所有地区都处于苏联或美国的严密注视之下。随着冷战的结束，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阿拉伯国家不得不独自应对自身问题。
结果，除了对西方及其主要利益最为重要的地区，白人不再增加自身负担。尼罗河流域贫穷的农民、开罗失业的大学生及叙利亚狂热的逊尼派都不得不自力更生。
苏联永远下台了，而美国至少在此次的经济危机结束前无暇他顾。新玩家还不够强大，不敢插手阿拉伯地区事务。
伊朗多年来一直觊觎地区领袖地位，但美国、沙特及多数逊尼派对伊朗什叶派的不信任都在遏制伊朗的野心。沙特阿拉伯一贯持极其保守的立场，只在极端情况下才会直接干预邻国事务。但在前不久亲密的穆兄会在埃及被推翻时，沙特的反应仅限于软弱的外交抗议。至于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夏天所发生的事已证明，那里的“伊斯兰民主”本身还远不完美。还有以色列：起先该国可能没有为“阿拉伯之春”推波助澜，但邻国的动荡正中下怀——都乱起来，就没人会关注这个犹太国家了。
中国传统上不干预自身势力范围之外的内部冲突。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北非的动荡对中国是有好处的，可为其消除在开发非洲方面的潜在竞争对手。总之，只要还没有出现一个强大的外国支持者，中东的稳定就未必能经得起宗教、民族及精英内部矛盾的冲击。
原因三：国家建设失败
阿拉伯国家作为一块巨大的社会试验田出现的时间尚不足50年。在打着各种通常带有左倾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旗号的同时，专制政权企图打破传统的社会结构，用国家制度取而代之。
但到了穆巴拉克、卡扎菲和本•阿里当政时，埃及、利比亚及突尼斯社会开始重新使用现代化以前的方式调解社会关系，西方称之为“腐败”。在这种情况下，阿拉伯人不明白为什么还需要官僚国家这种上层建筑了。国家未能发挥其自身最初始的功能，在公民的意识中它不过是社会机体上的寄生虫而已。由此出现社会紧张，演变成了“阿拉伯之春”。
伦敦大学的伊拉克裔教授萨米•祖贝达指出，开罗解放广场上曾让西方心醉神迷的民主口号之所以受到抗议者的欢迎，是因为在这些口号下可以轻松地回到传统的几近部落制的社会组织结构。“自由”翻译成阿拉伯街头语言就是指在没有国家状态下生存的机会。
现在的选择是伊斯兰政体，或者重新回到穆巴拉克式的半军事独裁。前者在埃及、似乎还有突尼斯都没有取得成功，如果后者也行不通，那阿拉伯国家在当前疆域内的生存可能就真的成问题了。
（《环球视野》摘自2013年8月20日俄罗斯《专家》）
链接：美媒：中东潘多拉魔盒不容易盖上
安德鲁•高索普
埃及安全部队从上周三开始镇压抗议者，这早就在预料之中。不在预料之中的，要么是镇压行动如此残暴，要么是在西方各国可怕的沉默之中，他们原先推崇的政治和宪法程序将宣告终结。欧盟和美国对埃及新政府自政变以来实施的第三次大屠杀反应平平，这说明西方领导人已经把赌注压在了军政府身上，希望这是埃及恢复稳定的最好办法，即使这种稳定被鲜血浸透。
这些流血事件说明，穆斯林兄弟会和埃及本身都绕了一个大圈子。穆兄会从暗处走出来，参与了和平政治进程，他们在议会选举中获得37%的选票，他们的候选人在总统选举中赢得一半以上的选票。但现在，穆兄会发现，国家的整个黑暗势力再次与他们对立起来。
在最近的政变之后，穆兄会拒绝放弃实权，埃及军方随即拿出了自己的撒手锏——让自己人接管各省政府，对穆兄会实施血腥镇压，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对于西方政府而言，这些事件迫使它们不得不重新作出痛苦的评估，而它们的反应表明，埃及正在发生的一切或许意味着中东将回到过去的旧秩序。数十年间，西方政府同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政府保持密切关系。埃及军方一直与美国密切合作，多年来遵守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协议。
在西方削减防务开支的今天，利用一些中东铁腕人物去维护这一动荡地区的稳定是显而易见的，这也解释了为何奥巴马政府不得不使用如此闪烁的辞令，避免把埃及的七月政变明确称为“政变”。虽然西方一开始出于对民主的虔诚，欢迎“阿拉伯之春”的到来，但如今，他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东民主启蒙或许最终会打开潘多拉的魔盒。可以看到，穆兄会因其执政无能而名誉扫地，从而为与穆巴拉克时代如出一辙的军政府上台铺平道路。在埃及这样一个严重分化的社会，任何民主进程都不太可能促成和解。
但对于埃及的保守势力和西方而言，重塑“阿拉伯之春”之前的共生关系，其风险是显而易见的。即使随着军方的权力相对稳固，最新一轮暴力活动宣告结束，经济问题也得不到任何解决，而这些问题是导致推翻穆巴拉克起义的首要原因。埃及还会比以前分化得更严重，达成和解和实现某种持久的社会稳定的希望也会更加渺茫。
埃及乃至整个中东地区伊斯兰运动的方向，也将被这些事件深深影响。实现某种伊斯兰“中间道路”——即伊斯兰教政治与民主的和解——的可能性正在消失。曾经先是投票给穆兄会，后又投票给穆罕默德•穆尔西的大批埃及人也会注意到，他们正在被埃及军方绑架，绑架者得到西方的资助，而且他们的行动并未受到太多指责。
今后，很难让埃及的伊斯兰教主义者对任何民主政治进程抱有希望，认为它们会对自己有利。可以预见，这只能加剧对当局和美国的不满。军方企图把穆兄会完全排除在政治之外，这将导致城市叛乱。把潘多拉的魔盒重新盖上，并不总是像某些人认为的那么简单。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73期，摘自2013年8月19日美国《国家利益》双月刊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