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观察者网吴迪】
在过去的6个星期里，“黄马甲”（gilets jaunes，黄色背心）占领了整个法国。尤其是在周末，大约5万到30万的法国人都受到动员参与其中（注意法国的总人口只有6500万），这些“黄马甲”运动的参与者造成了道路交通的严重堵塞，并持续发酵出一系列后续效应，几乎每一个法国人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法国人将这种行为称为“社会运动”，但我半开玩笑地称之为“反社会停滞”：一小撮少数群体对整个社会公众造成巨大损害。发动者几乎把其他所有人都变成这场运动中的人质，甚至包括那些完全不相干的人。
然而，在民意调查中，大约70%的人对这场运动表示同情或赞同。在没有核心人物组织协调的情况下，这些活动分子通过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和油管（YouTube）将人们组织起来。他们用每辆车必须携带的黄色警示背心当做共同的活动制服。
到目前为止，约1800名活动参与者和1000名警察受伤。10人死亡。
然而由于法国政府放低姿态逐渐满足了人们的一些要求，超过85%的人不赞成过度暴力，并且又处于圣诞节期间，这场运动正在逐渐失去动力。
这场运动背后的始作俑者究竟是谁？这场运动又将如何发展下去呢？
我是德国人，我妻子是法国人，我们两个儿子都有双重国籍。我们这个小家庭从2010年起就住在法国，位于法国的佩皮尼昂和西班牙的巴塞罗那之间。上次我从德国先飞到了巴塞罗那。通常情况下，我只要2小时就可以到家，但那天足足花了4个小时。我知道还有一条小路，于是我明智地在距离边境30公里外就离开了高速公路。在小路上开车时，我能看到高速公路上长达20多公里的交通堵塞，一辆接一辆的车堵在那里。那些人肯定要花几天时间才能通过边境，而在通常情况下，边境之间是没有任何监控的，那条有6个车道的高速公路也总是畅通无阻。
这一天，黄马甲封锁了边境和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十字路口和环形路。更讽刺的是，这些黄马甲惩罚的是同一家卡车公司，而这家公司也是燃油成本上升的最大受害者。这些黄马甲的目的是：造成尽可能多的经济损失。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希望得到政府对他们需求的关注。
而他们的诉求究竟是什么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场运动是由不同的人发起的草根运动。第一次是抗议对汽油和柴油增税，而燃油增税举措是法国实现气候目标的长期计划的一部分。在巴黎举行的第21届COP气候峰会顺利达成巴黎气候协议，法国人为此很是自豪。但一如往常，当改革政策对公民个人既得利益产生影响时，他们突然就不那么热心了。是的，我们要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但是你不能强迫我为汽油和柴油支付更多的钱来督促我少开车或换一辆更经济节能的车。
由于黄马甲运动没有集中统一领导，任何出于某种原因而感到不满的人都开始加入进来并通过这场运动来发泄自己的情绪。主要的矛盾点围绕在购买力问题上：汽油价格、高速公路通行费、超速监测、税收和社会贡献、最低工资、养老金等等。许多参与者被认为是下层中产阶级。甚至连高中生也用这场运动来要求更便宜的公共交通工具和餐食。
没有共同的目标和领导，这使得谈判非常困难。一些“代表”想要与总理谈判，然后遭到了运动内部强硬派的人身惩罚威胁，这些强硬派不希望进行任何谈判。因而他们放弃了这个计划。
让我感到震惊的是，在法国一些人很快就将不满诉诸暴力，这一点竟然得到了广泛地认同。参加抗议的人可能会以任何借口进行暴力活动。他们成功闯入香榭丽舍大道，破坏了拿破仑·波拿巴时期建造的著名的凯旋门，破坏了雕像，并在国家纪念碑上喷上了标语。汽车被烧毁，消防人员受阻，商店被洗劫一空，警察不得不使用数万枚催泪弹。而这一系列骇人听闻的暴行却几乎没有损害这场运动在全国范围内的受欢迎程度。
法国的罢工通常比德国更为暴力。焚烧轮胎或整辆汽车通常只是仪式的一部分。我曾亲眼目睹过，当公司破产即将关闭时，工人们把首席执行官扣为人质，或者威胁要炸毁机器。
但这次却有所不同。通常，罢工是由一些工会组织的。而这些组织是可信赖的，并且愿意进行谈判。在法国，人们有集会和示威的权利。但他们同时也有义务告知他们的示威活动，以便警察可以陪同集会。然而这一次，没有任何领导，没有统一目标，也没有任何组织来承担任何责任。
事实上，所有更极端的政治派别，从最左翼到最右翼，都试图利用这场运动，宣称这些人只是在表达他们政党的要求。他们在人群中都穿着投大众所好的黄马甲，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不能声称自己代表了大多数的示威人群，因为在正常的政治生活中，他们是死对头。
极右派利用这个平台来表达种族主义和极端仇恨；一些较为温和的人用它来抗议联合国移民协定，即使连中国也采纳了该协定。
而唯一一件似乎所有人都同意的事是，他们都想要更好的生活，并且他们认为马克龙总统应当为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错误负责。
幸运的是，我们住在一个宁静的小镇上。这里没有燃烧的汽车，但是黄马甲挡住了交通环岛。一个人撞在了佩皮尼昂附近一辆作为路障的卡车上不幸身亡。
我们周围的人不是支持就是反对这场运动，似乎没有中间地带。许多人把他们被要求携带的黄色背心从后备箱放到仪表板上，透过挡风玻璃就可以看到，以此来表达他们对这场运动的同情。显然，有些人这么做只是希望在下一个被封锁的道路上得到更好的对待。事实上，运动活跃分子经常让司机按喇叭向他们的事业致敬，这让我更加明白：这些“社会活动人士”只是通过封锁街道来滥用他们一点点权力，强迫司机遵从他们的观点，而非尊重观点自由。我就不会屈从去按喇叭。
当我开着车四处观察时，我数着那些有黄背心的车的比例。这个比例一度有二分之一，而现在可能有四分之一。真正让我震惊的是：居然还有很多昂贵的汽车。几天前，我看到几辆大型SUV，有些还是全新的，甚至还有一辆保时捷卡宴，都放着黄马甲。由此可见参与这场运动的不仅仅是下层的中产阶级。如果开保时捷卡宴的人对油价感到不满，那么环保税的目标是正确的：我们不可能用更结实、更笨重的SUV来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与钱包直接挂钩一直是引导消费者和行业发展最有效的途径。
而抗议者的想法恰恰与此相似，只是采取了另一个角度：如果他们能造成足够大的经济损失，他们的声音就必然会被听到。除了破坏、暴力和事故，他们还造成了重大的经济损失。他们封锁了卡车的运行，例如在我们与西班牙的边境上(由于山区原因，这是仅有的两个主要边境口岸之一)。迟到的卡车意味着商店或工厂的货架空无一人，没有原材料，成品不能及时交货。
而这些参与频繁罢工的人并不理解中国的那句至理名言：做大蛋糕再分配。如果我已经做好了一个很大的蛋糕，那么分配将变得相对容易，因为我有足够的蛋糕去分给每个人。这也是法国在“光辉30年”（1945-1975）中所做的事情，而这段时期也类似于今天中国的繁荣时期，可支配收入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着。从那以后，法国经济增长明显放缓，购买力水平也逐渐以接近1%的速度增长。而当下，大家都聚焦在如何公平分配蛋糕的问题上，而缺乏对于如何恢复经济增长的关注。
不幸的是，当人们在努力解决问题时，蛋糕反而变得更小了，这样可分配的总额就更少了。据估计，“黄马甲运动”的造成的损失约为法国GDP增长的0.5%，而这可能只计算了其中一些主要的影响，而没计入那些随之而来无止境的连锁反应成本。从简单的数学计算来看，法国人一年工作大约200天。如果他们只缺席一天，那就已经相当于他们每年GDP的0.5%了。如果他们因为缺乏材料而处于技术性失业，即使他们没有抗议的意图，也足够造成相当的损失了。还有对旅游业的影响，比如来自中国的游客，如果他们看到这座“爱情之城”中燃烧的汽车，还有谁想来这里呢？损失是难以估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正相反损失非常严重。这场运动将使法国倒退好多年。
大多人的诉求可以用“增加人们的购买力”来概括。这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提供更高的工资和薪水来实现，或者也可以通过降低税收和社会贡献来实现，这就要求政府减少财政支出。更高的债务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法国是受到欧元稳定性标准约束的。例如，欧盟限制新年度债务规模小于GDP的3%，法国很难实现这一点。
削减法国的社会福利极为可能引发类似“黄马甲”的运动。我确实认为政治机构的效率十分低下。法国是公共部门在GDP中所占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我们个人在税收和财富再分配方面都面对着大量的官员冗余、表现不佳的官僚机构。在这两者之间大量的机会都蒸发了。与此同时，还有很多领域面临公共支出资金不足的问题，比如护理行业等，而这样的情况将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变得更糟。
那么该怎么办呢?前两任总统萨科齐和奥朗德都失败了。萨尔科齐积极尝试去缩减公共部门、开放劳动力市场，但缺乏细致的工作，也没有支持改革的民意基础。他的个人生活方式也使他丧失了所有的信誉。奥朗德先是给人民承诺了一个人间天堂，后来又不得不承认这些设定的数字不合理，而后面想要再扭转局面已经为时过晚。所以两年前，人们认为前两个总统任期都是在浪费时间。我周围的人也都无精打采，没有希望或长远的打算，但他们都愿意去尝试任何事情。这个时期也是救世主是最受欢迎的时间。
所以当现任总统马克龙开始他的运动的时候，他甚至还不是来自一个政党，更不用说一个成熟的政党了。“En marche”的意思是“前进”，然而传统政治往往令人失望，而现在的人民代表又停滞不前。其他当选的候选人要么极左派要么是极右派。我敢肯定，相当一部分“黄马甲”成员当时也把票投给了马克龙。他刚满41岁，还很年轻，精力充沛，富有魅力。他似乎对真正的改革持严肃的态度，而且在关于艰难的削减以及削减产生效果之前的时段问题上说了实话。
然而，今天，许多人感到失望。像往常一样，他们只会去听自己想听的。他们忘记了这需要时间。最重要的是，他们忘记了他们个人的切身利益，而不仅仅是其他人，会受到影响。就像吸烟者认为总是别人得癌症一样。
就在今天，我还跟一位因为反对暴力而不想参加黄马甲运动的退休女士聊了一会儿，但她称自己为“精神上的黄马甲支持者”。自从马克龙执政以来，这对夫妇不得不面对社会保障支出的增加，同时还面临着丈夫养老金的减少。当汽油价格上涨到巅峰时，他们失去了对这个政党的耐心。就她而言，我知道她受过良好的教育，一生都在勤勤恳恳地努力工作，并且勇于承担风险。这似乎确实很不公平。
此外，法国还有很多的工匠，因为目前法国正在不停地修建或翻修各种建筑。这里面其中有一些是黄马甲运动的参与者，也有一些不是。一位在法国工作了16年的葡萄牙人告诉我，这些年里，他一直付出同样的努力在工作，但收益却越来越少。一个主要原因是越来越严格的规范和条例。
所有的工匠都告诉我：“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是找不到想工作的年轻人，尽管许多人生活得很好，他们为自己建造了非常漂亮的房子，并且住在风景迷人的旅游胜地。因为现在年轻人不想把自己的手弄脏，也不愿去干体力活，更不想早起。”与此同时，该地区的失业率为14.5%。如果不是社会保障体系过于舒适，这样游手好闲的生活怎么可能呢?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经营一家鱼罐头工厂。他说，现在的员工更喜欢工作半年，另一半处于失业状态，因为这一安排是工资、政府补贴和休闲时间的完美组合。如果他不解雇他们，他们主动提出辞职，这样的话他们就得不到补贴。所以员工们往往要求他解雇他们。如果他不愿解雇那些员工，他们就会采取破坏机器等措施强迫他解雇他们。然后，他们就跑去仲裁，反正结果总是有利于员工的。而且只要他们想，他们就可以重新回到公司。
如果这是法律，如果这是人民的职业道德，那么想保持一个有生产力和竞争力的经济，怎么可能呢？这也是大多数德国人的想法。我们担心的是所谓的“欧洲统一的引擎”，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法德友谊。而对几乎所有德国人来说，如果他们不得不为他们的邻居来买单，那么友谊就会结束。
然而，极左派和极右派却都试图将黄马甲运动引入德国。在德国也存在着基本相同的潜在情绪。总的来说，我们的情况变得更好了，几乎实现了充分就业等等。但是越来越多的人并不以工作来维持生活，在我们这代人退休后，大约40%的人都将面临贫困问题。
在法国，马克龙总统首先试图拖延时间，但这并没有奏效，于是他派他的总理宣布，汽油价格上涨的政策将被推迟实施。但是这个妥协太小，也太迟了。并且马克龙也应该亲自去宣布这个决定。他最终撤回了一些决定，也推迟了其他一些改革。现在一个新的要求是实行类似瑞士的更大程度的全民公投。
马克龙自以为聪明的策略是，在一开始就把所有难以推进的改革都放到正轨上，然后期望人们痛苦的记忆会逐渐褪色，在他五年任期结束时可以看到改革成果。现在他必须承认，他尝试得太多、太快了，而对于法国的复兴来说，这还远远不够。他似乎也与普通人面临的问题太过疏远。法国政治家居住在古老的宫殿里，笼罩在帝王的光环之中。如果以后他们采取一些类似废除财产税等政策的话，他们的吃相就很难看。很难去论证使巨额财富从这个国家转移出去的政策是个坏主意。我认为只有谦虚和谦虚的榜样才是可信的。即使是成功的改革也会把许多人赶出他们的舒适区，这在一个民主国家着实是一个挑战。
冈特·舒赫（Gunter Schoech）先生其他文章详见https://www.zhihu.com/people/gunter-schoech/activities
（本文是作者赐稿，原文为英文，观察者网吴迪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