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9月16日，马共总书记陈平逝世五周年，是我们沉痛悼念的日子，谨以这篇我从回忆录中抽取的简化片段，以表示我沉痛的悼念。
我的家乡处在在陈平驻扎及活动的地带，13岁时参加抗日后备队，领导当地民运的李坤华（化名阿健），选派我当交通员，也为陈平送信给安顺路的一个指委（相当于区委）。从此我在革命生涯中经历抗日、和平、抗英战争、国内战争到签署《合艾和平协议》的全过程。在抗日胜利、“6.20事变、华玲会谈、普吉会谈及签署《合艾和平协议》的多个历史转折关头，我有幸在陈平身边生活和工作，耳闻目睹他的卓越决策、他那以革命利益为重、大公无私、平易近人、关怀下属、慈祥和蔼的风度。他是我的领路人、尊崇的领导。
（一）第一个转折是日本战败投降。1943年，陈平已任霹雳地委书记，他接应了东南亚盟军司令部派来的联络官并向中央报告，得到报告的莱特也在陈平的安排下，抵达美罗不兰丹山抗日军营地，代表人民抗日军与盟军签订联合抗日协定。盟军对抗日军各地部队空投联络官以及武器，预示着日本必将战败。从英国特务沦为日本特务的莱特，当然把陈平使他能同盟军签约是他的一条出路，这是他委任陈平为军委第二号人物的原因，陈平也在与莱特的多次接触中，发现莱特的一些疑点，成为日后和杨果一起清算莱特的根据。
第五独立队司令部和直属中队及美罗的第4 中队下山到美罗市驻扎，陈平却来我带两个小鬼住的茅屋住宿，出去办公就步行到三宝岭乘车去市区。这期间我见证了他的一些决策及崇高作风。例如安排阿都拉·西·迪来美罗和穆赫塔鲁丁·拉梭会合，他们回到怡保便联合布哈努丁医生和布斯达曼等，于1946年10月17日建立马来民族党及属下的烈火青年团和觉醒妇女会，马来左翼运动迅速发展。初次显示他对马来工作及马来左翼运动的远见卓识。
从不夸耀自是陈平的一贯的作风。已是军委的他不穿军装。一天傍晚，他带我们步行去参加军民联欢会，他并不以军委身份出现，而是带我们和群众一起席地而坐，散会后就带我们步行回家。
第八独立队（八独）因为联系不密切，不知道莱特改变政策，还是打着解放军的旗号。联络官戴维斯驾驶智慧炮兵的小飞机载陈平去吉打，要解散吉打部队。陈平便把情况转告八独司令部，并把五独第八中队的白丝木调去任八独队长以应付戴维斯，也安排好八独及吉打的组织及工作，八独也立即安排秘密部队和收藏武器，事情完满解决，也保存了力量。
接着是处理安顺及冷甲地区的排华事件，陈平一接到急报就立即派人去叫廖伟中来决定对策，由于大部分兵力已经分派去各地，只有一个小队能派去冷甲，陈平当机立断，决定派警卫队长去向秘密队传达命令，打着抗日军的旗号去保护群众及镇压排华暴行。接着就对英军政府废除日本货币香蕉钞票，使人民一无所有的措施，作出发动群众示威抗议（引起全国翻滚的怒火）的指示。随后就和廖伟中离开美罗去新加坡参加中央会议。秘密队完成了保护群众的任务，最后把排华队伍包围在他们的营地，迫使他们举手投降，收缴他们的全部巴冷刀，逮捕了他们指认的三个罪恶头头，押送到美罗警察局关押。
（二）揭发及清除内奸莱特，在危急情况下领导抗英民族解放战争：
1947年初，由于陈平和杨果的揭发，马共中央清除了内奸莱特，陈平当选总书记并制定了正确路线，进行积极的斗争，同时准备武装起义。在激烈斗争的形势下，英帝便动手镇压。1948年6月16日，出动警察逮捕正在霹雳金宝的陈平。幸好他机警过人，听到警车响声就爬墙逃离而安全脱险。英帝于17日宣布紧急状态，接着就是“6.20”事变，发动殖民战争。陈平脱险两天后撤退到阿逸君冷以南的水闸村，霹雳州的部队在这里建立，州委及部队司令部主要干部都在这里。他本来计划在彭亨建立中央机关，现在只好在这里领导民族解放战争。
“6.20”的第二天，我也撤退到水闸村，这一年我18岁，就成为警卫战士兼交通员，见证了陈平的决策、豁達和睿智。他通过与杨果等的书信往来领导中央的工作，和爱克一起领导霹雳的斗争。部队转移去东部山区后，保卫领导的只有七八个警卫员，又遭到敌人空军多架飞机的三次空袭，候补中委马丁丧失信心要退出，陈平便安排他去中国以免落入敌手。但陈平却继续坚定地领导中央工作，一直到1948 年底才和爱克等一起开拔去金马伦召开霹雳州委会议，布置好中央制定的建立第12支队和吉兰丹根据地的决定后才按计划前去彭亨。（见《我方的历史》华文版第201至212页）
中央机关和十支主力北撤及建设边区的战略决策：
在彭亨的中央领导工作顺利进行，第十支队及全马的马来工作顺利开展。1951年对斗争检讨后的《十月决议》明确了方向，陈平即作出派阿苏出国以及中央机关和十支主力北撤边区的战略决策。阿苏途径边区出国时安排了迎接中央北撤的部署。中央及十支于1943年底及1944年初先后抵达边区，开始把马泰边区建设成为从东部到西北边境的完整及巩固的根据地。现在回顾起来，这无疑是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假如没有这一决策的话，就不可能有中央及十支的存在，不可能有华玲会谈、普吉会谈和光荣和解的《合艾和平协议》。
华玲会谈展现坚决斗志促成马来亚独立。
华玲会谈的各方面因素略去不谈，就谈我的见证。1955年10月，我接受调动，到中央机关协助文书及无线电报工作，也参与护送陈平去仁丹出席华玲会谈，见证了这一过程。陈平为准备会谈而忙得不可开交，但还坚持每天向拉昔·迈丁学习马来语，打下了后来用标准马来语讲话的基础。在12月25日晚的大会上，陈平分析会谈的各种可能，准备最坏的是被扣留，如果这样他的职务就由老谢取代。27日傍晚在仁丹临时驻营地，陈平接到必须达成协议的电报，他为此思考了整夜。在28日及29日会谈中，面对东姑咄咄逼人的投降要挟时，可见他是顶住多大的压力而坚定地发出战斗到最后一人也绝不投降的誓言，同时声明支持东姑去争取独立，独立后再谈。武装斗争及华玲会谈促成独立，事实确凿。
签订《合艾和平协议》的决策；
《合艾和平协议》的达成经历长期复杂的过程，先是1988年5月至10月在十支的初级会谈，然后进入普吉岛高级会谈。从1989年2月谈到5月，马方停止会谈并它发动军事进攻，遭到失败后才于10月初主动恢复会谈。会谈终于成功，于1989年12月2日，签署光荣和解的《合艾和平协议》。
这光荣和解与陈平对会谈的指示及决策密切相关。为了确保会谈顺利，陈平委任阿焰为代表及会谈顾问。阿苏为马共代表团长（阿苏病危后由吴一石取代），阿焰曾多次谈到陈平对和谈密切关注，给予许多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的指示，例如不坚持承认马共，但必须让马共可以组织政党，使会谈冲破障碍，最终取得成功。当年我有翻译陈平的指示，深有同感。
11月初，陈平从中国来到到普吉为协议作最后的决定。我和李华被派去协助翻译，于11月3日抵达普吉。这一次，我见证了陈平迅速果断的决策。一天中午，马来亚电台广播副内长米格•朱聂发表“马共投降”的谈话。陈平听到后，马上召集代表团开会，会议一致同意陈平的决定，当晚就要马方收回“投降”的说法，如不收回就拒绝同马方签订协议，同时拟定马来亚人民军总司令部发言人声明给《民主之声》电台广播。
马方代表团当晚立即向马哈迪报告及请示，第二天就作出明确的答复：“马来西亚政府认为米格•朱聂的谈话不能代表政府。”事情很快就解决了，除了《民主之声》广播马来亚人民军总司令部发言人的声明《事实与尊严必须尊重》之外，没有引起轰动。但是姚光耀却感到这将使他的努力功亏一篑，十多年后记者转述姚光耀的回忆如下：“那时产生了一点误会，由于他与陈平的友善关系，在他解释后消除了误会”。
由于泰国军方已经决定以签署协议作为12月5日泰皇华诞的献礼，倘若只有泰王国政府和马共签订和平协议的话，那就对马方非常不利。因此，播放“马共投降”论的企图是弄巧成拙，接着起草的有关协议就有一条规定，双方的任何文告都不能使用“集体投降”或“投降”之类的词句。这一点加拉欣诺宣读的“马来西亚不否定马共对独立的贡献”，无疑是普吉会谈的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