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利亚“教派仇杀”很可怕

叙利亚内乱为何连绵不绝？

叙利亚冲突双方仍在激烈交火。3月，作为最能影响中东局势的大国的领导人，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他第二任期的首次对外访问地点定在了中东。他试图弥合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分歧，也试图充当斡旋者，实现美国的两个盟国–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和解，但构成这场访问最主要背景的无疑仍是日益激烈的叙利亚冲突。

始于200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在其起源地突尼斯、埃及、也门等国，已经进入了政治动荡之后的重新调整期，政治局势趋于平稳，而经历血腥内战的利比亚也基本保持了政治和社会稳定，只是能否建成可持续的民主机制尚不明朗。然而，在爆发时间最晚的叙利亚，内部冲突却演变为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目前仍然看不到多少和平解决、恢复稳定的曙光，反而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族群、社会分裂征兆，预示着更长久的混乱。这显然构成了未来中东局势的最大变数。

叙利亚冲突自爆发以来之所以持续延烧而没有明确结局，大致可归结为两个原因。首先，在叙利亚国内，冲突的双方——以巴沙尔•阿萨德为首的复兴党政权和由多种成分、派系组成的反对派及其武装，在力量对比上呈现势均力敌的态势。无论是在武器装备、训练水平还是通讯手段方面，叙利亚政府军拥有明显的军事优势，但其采取的一些镇压民众抗议的行为激起一些地区和教派的普遍反对，一些军人和下级军官甚至倒戈，组织“自由军”。这使得政府军无法将反对派力量彻底肃清。反对派虽然拥有“反抗暴政”的天然合法性，以及不仅是西方还包括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外交支持，但他们缺乏重武器，因而也难以在短期内推翻巴沙尔政府。

这就涉及到战事旷日持久的第二个原因，就是西方对于是否对利比亚进行直接干预一直犹豫不决，甚至无法就是否向反对派提供重武器达成共识。这次奥巴马访问中东期间便在约旦表示，外部世界应该确保巴沙尔政权垮台之后的叙利亚能够正常运转。他说，叙利亚的国内局面已经变得混乱，但即使能成功地迫使巴沙尔下台，也不一定能立竿见影地让这个国家恢复统一。他呼吁各方开始努力让叙利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保持反对派内部的团结协作至关重要。

这样的表态并不违反人们之前的预期，就是美国仍没有做好准备向叙利亚反对派提供重武器支援。与此相类似，3月中旬，由英国和法国提起的解除欧盟对叙利亚武器禁运的建议，遭到了以德国为首的许多欧盟国家的反对。欧盟在叙利亚冲突爆发后对其实施武器禁运，按照例行程序将在5月底重估这项政策。英法两国认为，这对反对派不公平，因为政府军仍能从俄罗斯、伊朗等国得到武器供应（但英法有所忽略的是反对派也从沙特、卡塔尔等波斯湾国家那里获得武器）。但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阿什顿却认为，向反对派提供武器可能加剧暴力，或者增大重型武器落入极端组织手中的风险。这样的争论让人想起了“北约”军事干预利比亚前夕欧盟内部的矛盾，当时德国也是干预的反对者。而奥巴马在约旦的讲话似乎也应和了德国等国的考虑。奥巴马说，巴沙尔被推翻之后的叙利亚有可能变成“极端主义的聚集地”。从这些表态来看，西方短期内不大可能大规模向反对派提供武器，而这意味着战事将会继续僵持下去。

奥巴马：必须彻底搞清楚我们该帮谁

西方（以及虽不明确表态但密切关注叙利亚的以色列）的主要顾虑是反对派的成分混杂，既有因巴沙尔政府的镇压行为而奋起反抗的普通民众，也有长期以来叙利亚国内对阿萨德父子统治不满的逊尼派宗教分子，既有希望叙利亚走上现代民主宪政道路的自由主义者，也有穆斯林兄弟会等希望更大程度上按照伊斯兰教法原则建国的势力。巴沙尔政府曾称，反对派都是破坏者、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与外国阴谋的代理人。虽然这基本上是巴沙尔政权自身的宣传口径，但反对派也确实存在鱼龙混杂的状况，这也注定了后巴沙尔时代的叙利亚未必就会变成西方的坚定盟友。

在去年西方支持利比亚反对派推翻并杀死卡扎菲之前，西方内部的一些批评人士对于利比亚反对派也有类似的顾虑。去年9月发生了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史蒂文斯在班加西遇袭身亡事件，虽然袭击者的身份至今没有完全查明，但至少表明，卡扎菲下台之后的利比亚也不见得就是西方的福地，而是充满各种复杂因素，至少新政府在提供稳定的秩序方面做得有所欠缺。大使遇袭事件在去年的美国大选中构成了共和党人批评奥巴马的主要口实之一。奥巴马曾表示，美国“必须彻底搞清楚我们所要帮助的人是谁”，才能给予实质性支持。反对派还存在协作不够紧密、群龙无首的情况，而且各自有不同的国外支持者，这也是奥巴马强调反对派要保持内部团结的重要原因。

叙利亚危机已经持续了两年多，在最初的时候，人们也许觉得它会像也门或埃及的情况一样，将迅速导致巴沙尔的下台；或者向利比亚那样，由于西方的干预，经过几个月的战争后将现政权推翻。但局势至今没有按照这样的剧本上演，说明西方在是否干预的问题上存在两难心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干预政策所依据的是“保护主义”原则，即主权不能成为一个政府恣意对待国内民众的挡箭牌，国际社会也有责任保护民众免受专制政府的践踏。但问题是，这与传统的国家主权原则构成冲突，而且国际体系中缺乏一个凌驾于民族国家之上的、超然的执行机构。联合国根本无法发挥这样的作用，在必须执行它的决议时，它只能求助于大国的武力。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这样的干预常常遭到各种指责。

从初始的法律基础来看，执行“保护主义”最完美的例子是“北约”对利比亚的干预，禁飞区的设立和对政府军的空中打击得到了联合国的授权，在投票时得到了俄中两国的支持。当然在当时阿拉伯联盟已经一致希望卡扎菲下台的情况下，俄中也没有必要加以阻拦。但即使是在这样一场干预里，俄罗斯、南非等国也批评“北约”在执行过程中超越了它得到的初始授权，从保护平民免遭袭击变成了直接参与反对派推翻卡扎菲的内战，而且越到战争的最后阶段越不掩饰这一点。因此俄罗斯抱怨它在利比亚冲突中遭到了西方的“背叛”，对于它从“冷战”时期就在中东精心培育的盟友叙利亚，俄罗斯也不愿支持西方提起的制裁决议。当然俄中等国的杯葛并非决定性因素，西方在下定决心时也可以采取科索沃或伊拉克的模式，绕过联合国自行其是。但现在西方似乎尚未觉得有走到这一步的必要。

叙利亚的国内国际形势也与利比亚存在诸多不同。冲突爆发至今，虽然该政权内部出现了一些背叛者，但并未出现利比亚那样在很短时间之内大批政府高官和驻外使节宣布脱离政权、军队成建制倒戈的场景，阿萨德父子苦心孤诣40余年的官僚统治体系的核心依然保持完整。而且从种种迹象判断，叙利亚民众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现政权支持者，他们也许未必赞同巴沙尔专制主义的统治方式，但也有许多现实的考虑，例如担忧出现社会不稳，以及类似于伊拉克的频繁恐怖袭击和教派仇杀。

叙利亚反对派：赶走巴沙尔后进军伊拉克

叙利亚素有中东的“心脏”之称，与黎巴嫩、伊拉克、约旦甚至土耳其等国的内部稳定都有密切关系，同时因为戈兰高地尚被以色列占领的原因，叙利亚也是中东和平进程的重要一方，这与处于相对边缘地带的利比亚的地缘政治影响不可相比，而是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这也加大了叙利亚冲突的复杂性。

因为叙利亚政府在冲突刚爆发时便禁止外国记者进入采访，因此关于这场内战的很多详情尚未被外界所知。但美国《华盛顿邮报》从伊拉克发布的报道说，叙利亚内战正在日益威胁伊拉克的稳定，甚至有可能使2003年美国发动伊战推翻萨达姆后一度出现的教派内战重演。该报道称，原本未参与叙国内冲突的伊拉克逊尼派正在跨越国境，投入到反巴沙尔的战争中。而且叙利亚冲突也可能反过来刺激伊拉克国内的逊尼派，因为他们在伊战后失去了萨达姆时代曾经享有的主导地位，对以马利基为首的主要代表什叶派的现政府不满。此外，马利基政府也处于矛盾之中。在伊拉克内部教派冲突期间，它曾批评巴沙尔政府没有有效防止其国内武装分子越境流入伊拉克，但该政府又与伊朗关系密切，而伊朗则是巴沙尔政权的首要支持者。不久前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访问巴格达时劝说马利基政府不要任由伊朗武器和人员过境。美国驻叙大使、现已回国的罗伯特•福特在国会听证会上甚至援引报告称，伊拉克什叶派民兵组织派人支援叙利亚政府军——巴沙尔政权的教派基础正是什叶派的阿拉维派。另一方面，也有叙利亚反对派武装在网上论坛发表声明称，他们把巴沙尔赶下台后就向巴格达进军，教训马利基。

叙利亚形势的变化也在刺激以色列、土耳其等国调整政策。叙利亚虽然在法律上仍是以色列的敌国，但以色列在这场冲突中并未高调加入反巴沙尔的一方，主要顾虑还是叙利亚的未来走势不定，其化学武器甚至可能落入敌视以色列的武装组织手中。奥巴马这次访问中东的主题之一就是重新拉近以色列和土耳其的关系，而考虑到叙利亚的乱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也接受奥巴马的调解，放下身段就2010年袭击土耳其加沙救援船队事件，向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正式道歉，两国关系迅速得以缓和。

“教派仇杀”恐难以避免

埃尔多安政府一向被认为有野心恢复并加强土耳其传统上在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北约”前秘书长索拉纳最近在推特上写道，埃尔多安度过了“美妙的一周”，这也许是指他不仅赢得了来自以色列的正式道歉，而且在国内和库尔德工人党武装达成停火。在叙利亚冲突爆发之初，土耳其政府就采取了放弃巴沙尔的策略。但土耳其也受到叙利亚难民和库尔德问题的困扰，虽然短时间内战略环境颇为有利，但究竟会不会大幅度介入叙利亚事务还有待观察。

作为叙利亚的两个主要盟友，俄罗斯和伊朗也各有考虑。俄罗斯在叙利亚塔尔图斯港的海军基地，是俄军在地中海战略布局的重要棋子。俄罗斯驻联合国代表丘尔金表示，俄坚决抵制反对派占据叙利亚在联合国的席位。对于伊朗来说，主要盟友叙利亚的内乱让它头疼，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转移了西方的注意力。总之，叙利亚问题牵扯的国际关系的复杂性超出想象，已成为地区大国与全球大国下的一盘大棋。

从1971年哈菲兹•阿萨德当选总统开始，阿萨德家族已经主宰叙利亚40多年，这样的家族统治和革命前的土耳其、埃及、利比亚等国颇为相似，但因为阿萨德家族成功实现了“父死子继”，其对政权的把持更加牢固，除了本家族势力外，还有依托阿拉维派、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官僚系统和军队的强大支持基础。叙利亚在国家结构的完备和坚固程度上远远超过上述国家，这使反对派推翻它变得甚为不易。

因为比较年轻而又受过西方教育，巴沙尔在执政之初还曾被寄以变革的希望，但不管是他本人不愿意还是老阿萨德留下的利益集团的阻挠，总之叙利亚的政治经济状况依然是一潭死水。2011年3月国内抗议爆发后，巴沙尔采取了一些妥协措施，例如取消持续了数十年的紧急状态法、实行地方选举、给予数十万库尔德人国籍等，但这些安抚措施来得太晚，已不足以平息怒火。1982年，老阿萨德曾经以铁血政策镇压了哈马的反抗活动，但在那个时代美国还未大规模介入阿拉伯内部事务，而且互联网等通讯技术也不发达，现在巴沙尔已难以重走这种高压维稳的老路。

阿萨德父子以阿拉伯复兴社会党为依托，借助以色列外部威胁、领土丧失的口实，在叙利亚建立和巩固党国一体的威权体制，如今遭受强烈冲击。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不管它还能支撑多久，最终的垮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威权本身会随着不断的遗传式继承而缩减。但阿萨德父子所进行的也是另一种形式的改造传统部落社会、构建现代国家认同的努力。在现在的一团混乱中，叙利亚社会有可能沿着教派界限分裂、崩溃。联合国人权调查员去年12月的一份报告称，阿拉维派和逊尼派的矛盾在不断增大，双方的武装在性质上已明显教派化，两方都拥有外来武装分子支持。这样的裂痕如果继续加大，将可能导致越来越严重的伊拉克式的教派仇杀，这将意味着叙利亚现代国家构建的挫折，是一条必须避免的道路。

随着冲突的愈演愈烈，巴沙尔政权的合法性可能会不断衰竭直至崩溃，但反对派能否创建新的合法性来源则构成另外一个问题。反对派能不能提出明确统一的执政目标，让普通百姓看到一种取代巴沙尔威权统治地位的新的、更有民主因素的秩序，也许将是影响未来叙利亚走向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在那之前，叙利亚局势将继续让人感到迷乱和困惑。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52期，摘自2013年4月17日-23日《世界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