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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如何从传播普世价值到倡导文化多样性的转变》 摘要：本文主要研究两个方面的问题，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如何从传播普世价值到倡导文化多样性的转变；以及冷战结束以来，尤其是2000年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如何在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原则下积极推动文明对话，在全球层面和地区层面展开了一系列重要活动。本文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具有十分开放的决策原则，这导致美国和西方国家并不能主导这一国际组织的议程设置和决策结果。坚持和促进文化多样性，而不是传播西方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成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推动文明对话方面的主要目标。作为教育、科学、文化领域最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对于在全球范围内促进文化的多样性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 一、问题的提出作为联合国的重要专门机构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所关注的领域包括教育、科学、文化、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文化多样性的提倡，在冷战结束后，大国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减少，但是民族矛盾、宗教矛盾等涉及文化、文明的冲突不断上升，一些学者将之称为“文明的冲突”[1]的背景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于文化多样性的肯定，实际上涉及到“普世价值”与不同文明“相对价值”之间的争论。全球化背景下的伦理精神存在两种基本的价值观：一是普世价值观，所谓“普世伦理”或“普遍伦理”；一是相对价值观，所谓“特殊伦理”或“民族伦理”。前者与“文化全球一体化”立场相一致，主张普世主义；后者与“文化全球多元化”的立场相适合，主张特殊主义。[2]本文的关注点并不是普世价值和相对价值孰优孰劣，而是试图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倡导文化多样性、推动文明对话这一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进行探讨，同时说明该组织如何从建立之初致力于传播普世价值到今天致力于倡导文化多样性的转变。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作出的如何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努力方面，本文将通过梳理自2000年以来该机构在推动文明对话方面的主要决议和行动进行说明。 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倡导普世价值到倡导文化多样性的转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教育、科学和文化领域最为重要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并不是从一开始就积极倡导文化多样性。战后初期，美国主导下的教科文组织是传播西方意识形态的一个重要工具，直到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才开始转向倡导文化多样性、反对文化领域的“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 与战后其他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不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起源主要在欧洲。[3]1941年，英国政府倡议建立“国际教育组织，”并且召开了同盟国教育部长会议（Conference of Allied Ministers of Education）。[4]美国代表团为会议提供了一份宪章草案并被大会所接受，草案的标题是《将同盟国教育部长会议发展为联合国教育和文化重建组织的建议》。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按照西方自由主义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所建立的。 如果在美苏冲突和意识形态斗争的背景下考察该组织，我们可以看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最初原则渗透了强调个体权利、新闻自由的美国价值观和世界秩序观念。具体来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宪章中是这样规定其推动“普世价值”的使命的：“文化的广泛差异，以及有关人类正义、自由和和平的教育，对于人的尊严是不可缺少的。所有的国家必须相互支持、关心，来完成这一神圣的任务。”[5]建立之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首要任务是推动人权、民主、自由等普世性的价值理念，人权的概念从此成为了该国际组织中专门的项目规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关国际人权的项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立后的很多年里都主要由美国所推动，它甚至还包括揭露苏联违反人权的工作计划——这实际上反映了普世价值的理念本质上是美国主导下的一种价值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朝鲜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是该组织深刻地卷入政治事态的一个典型例子。[6] 在朝鲜战争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际上成为了美国政府的一个宣传工具。在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朝鲜提供援助的原因时，UNESCO的决议是这样表达的，“这是考虑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主要目的之一，正像在宪章第一款中规定的那样，‘通过教育、科学和文化，促进国际合作，以推动对正义、法治、人权和基本自由的普遍尊重。根据联合国宪章，这些权利应该是不分种族、性别、语言或者宗教为世界上各民族都享有的。’”执行局也表示，“他们对南朝鲜受到的武装攻击感到十分震惊。”[7] 1954年，前苏联改变了原来的政策，决定不再远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一做法也使得它的追随者们积极地寻求加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来，其中包括已经加入后又退出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拉巴尼亚在前苏联重新加入后不久就加入了该组织。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第三世界国家的实力和影响力也有大幅度增长，在意识形态的对抗斗争中优势也不断增加。[8]美国政府的利益和影响力已经开始下降。美国代表团强烈反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因为美国认为这两个国家严重违反了人权，而人权观念是该组织宪章中的核心组成部分。但是在对这两个国家进行谴责时，美国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有选择的道德观”也受到了质疑。例如，南非共和国虽然也不断违反人权，但是并没有被拒绝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终，大会“决定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考虑的问题，因为应该赋予人民的权利以及罗马尼亚的文化和科学发展证明了所有的这些指控都是错误的。”[9] 自二十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的非西方国家就试图重新定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目标和原则，这使得其思维方式、工作哲学和政策偏好都逐步发生了明显变化。例如，第三世界国家努力在该组织中倡导非殖民主义的思想。1960年大会通过的决议被称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了殖民地国家和人民获得独立做出贡献》。“无论是何种形式、何种表现的殖民主义都应该迅速被废除；获得自由和独立的进程不能再拖延下去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紧迫的任务是帮助新独立的国家、准备独立的国家克服任何有害的殖民主义遗留的影响，例如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低水平；文盲以及受过训练的人员的紧缺。”[10]自二十世纪60年代末开始，反对文化帝国主义、坚持文化主权的问题成为了国际政治斗争的焦点之一。1972年，苏联准备了一份《大众传媒使用的宣言草案》，以默许的形式支持国家对媒体的控制。1974年，苏联的宣言草案变成了一个确定的议题。当时一些西方代表们走出会场，抗议反以色列的语言，并且认为这是试图破坏新闻自由的表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4年大会的结论认为，“正因为世界的信息状况缺少平衡，倾向一方面并忽视其他，不结盟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有义务改变这种形势，以在信息领域实现非殖民化，并且表达在信息领域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坚定决心。”[11]这一切都表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工作目标已经从建立之初美国主导下、旨在传播某种普世价值观转向了逐步被第三世界主导、肯定和倡导文化多样性的方面。 这一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决策方面的民主原则，即一国一票。按照它的宪章规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可以被定义为一个非常开放的组织。“所有的国家在大会上拥有平等的投票权；根据宪章的最初规定，大会每年召开一次”。然而从1948年以来，大会两年才仅仅召开一次，执行局的成员们由大会代表中选出。[12]“执行局的成员都只有一票。除了某些特别场合，执行局的决定都实行简单多数决定原则。”[13]1954年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开放性在某种程度上并不强，因为当时很多社会主义国家被排除在外，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也没有实现民族独立。[14]从1945年到1954年，西方国家成员构成了该组织的绝大部分；只有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加入了该组织，分别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这三个国家经常反对大会或者执行局做出的反共产主义的政治化决定，但是几乎不起作用。最终，它们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第三世界的许多成员国是拉丁美洲国家，它们深受发达的北方国家影响，彼此之间还未能进行一定的协调和合作。所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多数成员在这一时期毫无疑问地接受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领导。[15] 但是随着此后大批第三世界国家的加入，再加上其“一国一票”的平等决策方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为国际组织体系中开放程度最高的几个国际组织之一。美国发现自己越来越不能够操纵或者完全主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推行所谓的“普世价值”。从二十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教科文组织内部反对文化殖民主义、坚持文化主权的呼声越来越强烈，文化多样性成为了教科文组织的一个新目标。美国认为，前苏联和第三世界国家几乎主导了该组织的议程设置，做出的许多决议也往往对它不利，并于1984年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国国务院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每个议题上都表现得极端政治化；对自由社会、自由市场和自由出版的基本制度表现得很有敌意。”[16] 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文明对话的努力如果说冷战结束之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内部存在着推动普世价值和反对殖民主义两种带有对抗性的思潮，那么冷战结束之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目标出现了适度的变化。这一变化并不是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改变了倡导文化多样性的基本原则，而是更多地表现在肯定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推动文明对话、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与共同繁荣。199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53/22号决议，确定2001年为“各种文明间对话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Dialogue Among Civilizations）。教科文组织在1998年世界文化报告中申述了坚持文化多样性的七大根据。 这七项根据是：“第一，文化多样性作为人类精神创造性的一种表达，它本身就具有价值。第二，它为平等、人权和自决权原则所要求。第三，类似于生物的多样性，文化多样性可以帮助人类适应世界有限的环境资源。在这一背景下多元性与可持续性相连。第四，文化多样性是反对政治与经济的依赖和压迫的需要。第五，从美学上讲，文化多样性呈现一种不同文化的系列，令人愉悦。第六，文化多样性启迪人们的思想。第七，文化多样性可以储存好的和有用的做事方法，积累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17]本文将集中关注2000年以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通过的主要决议和所做的主要工作，以此说明其推动文明对话的努力。 1．全球层面的宣言、公约和活动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从1999年开始不定期举行国际文化部长圆桌会议，来自世界各国的文化部长和代表围绕不同的主题开展讨论。2000年12月11日至1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了第二届国际文化部长圆桌会议，其主题为“2000至2010年的文化多样性：市场的挑战”。会议得出的结论是：各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既要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用全球广阔的市场空间，又要着重保护文化多样性，避免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侵蚀文化的多样性。[18]从2000年开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始举办“国际母语日”活动。2000年的主题是：“首次国际母语日庆典”（Inaugural Celebration of International Mother Language Day）。国际母语日活动旨在促进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多语种化。 2001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第31届会议的《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认为：“文化在各不相同的时空中会有各不相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形式，便是构成各人类群体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说，保护它就像与保护生物多样性进而维持生物平衡一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19]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1大会决议发起的“全球文化多样性联盟”，2002年进入实施阶段。在联盟的支持下，至少有20多个试点项目正在秘鲁、阿尔及利亚、牙买加、中国和津巴布韦开展活动。这些项目涉及到许多领域，如音乐、出版、博物馆的衍生产品、卡通电影生产和小手工艺品厂等。项目的开发是建立在团结、互利的原则之上。[20] 2002年9月12日，小布什总统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美国决定重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蒂莫西•沃思（Timothy E. Wirth）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世界推动美国价值观方面扮演着关键的角色，无论是在教育、民主还是人权方面。”[21]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使美国的利益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运作相一致并不是件简单的事情。《文化多样性公约》的通过是分析美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倡导文化多样化之间关系的很好例子。2005年10月20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了《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主要内容包括：要求缔约方采取具体措施保护文化多样性，并以适当方式促进向世界其他国家开放文化，为各国在文化多样性保护方面开展合作提供了必要的法律框架。[22]事实上，美国对文化多样性公约的草案非常不满，它发现自己仍然不能够控制谈判进程。正像美国代表在最后陈词中所抱怨的那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习惯并不是为了激励协商和进一步的思考。程序原则——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的实践——都不是一贯执行的，有的时候甚至完全被忽视。在‘暗示’下的投票并不是为了促进共识而是鼓励分歧。”[23]因此，美国投票反对《文化表达多样性的保护和促进公约》（Convention on the Protec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Diversity of Cultural Expressions）。[24]在这次投票过程中，以色列是美国唯一的跟随者。虽然有些成员国对美国的态度表示尊重，并且会有一些美国偏好的价值观被加入到公约中去，但是美国仍然不能独自决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结果。 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5届大会第34C/4号文件继续明确了推动文明对话和文化多样性的行动纲领。“在不同文明文化之间对话方面，教科文组织将继续采取具体和切实可行的行动，其中包括重点关注土著人民和不同宗教间对话、地区和分地区一级的各种举措、形成一套共同的价值观和原则、以其五个主管领域为基础的核心主题以及将对话作为增进妇女人权的一种手段。”“加强宗教间对话，确保：（1）尊重宗教信仰和宽容的共同价值观在学校课程和教科书中得到体现；（2）在一个有助于对话目标的世俗框架内探讨信仰问题。”[25] 不同宗教文明之间的对话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倡导文化多样性、推进文明对话的重点领域之一。2006年1月20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推动下，联合国大会第61届会议通过第60/150号决议“遏制对宗教的诽谤”，承认所有宗教对现代文明做出宝贵贡献，表明整个国际社会都渴望保持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及合作来促进和平。[26]2006年3月30日，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举行第174届会议，通过了“尊重言论自由与尊重宗教信仰和价值观以及宗教和文化象征”[27]的决定，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和平、宽容和各种文明、文化、民族和宗教情况的关注，为了使其有所保障，吁请寻找教科文组织可以采取的行动方法和方式。世界范围内的以宗教为核心的推进文明间对话的行动主要包括：2007年10月26至28日在马其顿文化名城奥赫里德市，马其顿共和国文化部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世界宗教与文明对话会议”。大会选举70名各国代表作为下届会议的组委会委员，并通过了大会宣言，呼吁各宗教与文明加强对话，放弃偏见，尊重宗教与文明的多样性，谴责宗教暴力，加强宗教教育，尊重女权；[28]2009年12月3日至9日，世界宗教议会在澳大利亚墨尔本举行。[29]2009年7月1日至2日，第三次世界宗教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在阿斯塔纳举行。[30] 2．推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文明对话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不仅在全球层面通过了许多《宣言》、制定行动计划和开展文明对话活动，它也致力于推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文明对话活动。这些文明对话活动都围绕着文化多样化的主题，致力于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和谐共处、互相学习。 2002年9月16日至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了第三次国际文化部长圆桌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的体现。”会议期间，代表们围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范围及面临的威胁、文化多样性与可持续性发展的关系、建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国内制度、加强国际间合作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各成员国经过充分协商，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伊斯坦布尔宣言》。《宣言》陈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及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性，呼吁各国尽快制定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政策和法规，加强国际间的交流和协作。此次会议之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进入起草阶段。[31] 2003年8月29日至30日，在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奥赫里德，东南欧地区的八个国家元首——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东道国）、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保加利亚、克罗地亚、匈牙利、塞尔维亚和黑山及斯洛文尼亚，以及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联合国秘书长的个人代表等都出席了在此举行的文明对话论坛。会议通过了《奥赫里德公报》，包含针对东南欧地区在价值观教育、文化遗产与科学合作等领域开展进一步合作所采取的具体措施。[32]此次会议成为了以解决区域间或区域内问题为目标而开展对话的先例。 2004年2月10日至1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也门萨那举办“文化与文明间对话”专题讨论会。讨论会主要从下列5个角度探讨文化与文明间对话：全球化与对话；教育对对话的贡献；阿拉伯文化对其他文化的贡献；对话在遏制恐怖主义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东西方的对话，突出主题为“遏制恐怖主义”。2004年12月20日至2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越南河内举办了亚太地区“和平与持续发展”文化与文明对话大会。会议通过《河内宣言》，呼吁采取一系列具体措施，以增强人类安全，加强人与人之间，特别是年轻人之间的文化和科学交流与合作；通过国民教育改革，如对课程、课本及其他教育材料的审核与更新，来调整教育计划，以便推进素质教育。[3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致力于推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宗教文明对话。2000年9月，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地区举办了宗教间对话的国际会议。此次会议的主题为“精神融合与文化间对话”以及“关注于中亚的东西方文明间对话”。伊斯兰教是中亚地区颇具影响的主要宗教，[34]所以此次对话着重于伊斯兰文明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2004年12月，在阿尔巴尼亚地拉那举行的东南欧国家“宗教和民族事务首脑会议”，会议通过了《地拉那首脑会议宣言》，强调所有宗教领袖与其他公民社会和社区的领袖一样，拥有对人们在社会中相互理解与互动的方式施加积极的道德影响的潜力和责任。[35]2009年，第五次亚太区域宗教间对话在澳大利亚举行。2010年5月，文化联盟第三届论坛在巴西召开。此次论坛是关于文化间友谊的研讨会，主题为“拉丁美洲宗教间青年对话：历史与展望”。 注释： [1] [美]塞缪尔•亨廷顿，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年版，第18 页。 （《环球视野globalview.cn》第550期，摘自2013年第2期《国际观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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