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斌：加布里尔先生，你多虑了!

当中国人民阖家团聚共庆农历新年的时候，世界并没有停止对中国的关注。尤其是在不久前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德国副总理兼外长加布里尔面对500多位与会者发表了长达10页的主旨讲话，其中14次提到中国。

这个冷战时期留下来的年度国际安全会议已有55年历史，现在仍是全球最高规格的安全政策论坛之一。今年与会者中包括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等西方多国领导人及高官，中国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作为中方代表参会。

作为东道主代表，加布里尔在讲话中延续了2017年12月他在柏林外交政策论坛上对当今世界局势的判断，但对中美两个大国的基调却发生了明显变化。

在12月份的讲话中他对美国与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关系抱有相当程度的不满情绪，认为美国不再将德国及欧洲作为伙伴，而是看做竞争对手甚至敌人，其对外战略的收缩留下了比以往更大的真空，这令欧洲犯难。欧洲需要摆脱对美国的依附，建构和加强自己的塑造力，以作为一“极”参与世界秩序的塑造。

然而，在这次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讲话中，他对美国展示了完全不同的另一副面孔。他用自己儿时的感悟，感谢美国战后对德的安全保护及美国给德国带来的民主、法制、市场经济、多元文化、自由贸易的益处。在他眼中，建立在自由、民主、个人权利基础上的西方自由制度犹如一座大厦，具有共同理念的西方国家构成了“大厦中的大家庭”。但当美国自身地位减弱时，“自由秩序的大厦将摇晃，其他国家将趁机为大厦打下桩柱，最终这会导致大厦发生根本性改变，而美国人、欧洲人都会在这样一栋不再建立在自由、民主、人权基础上的大厦中感到不适”。

显然，加布里尔视中国为那个“打桩者”。在他眼中，中国与他国的经济合作并非意在经济利益，而是要为世界打上中国的烙印：“中国正针对西方全面提供另一种制度选择，而这一制度与我们的不同”。潜台词是，美欧的制度是建立在自由、民主和人权基础之上，中国的不是。

加布里尔将这种竞争看做是两种不同治理模式之间的竞争。在这样的竞争中，“美国、欧洲要联合起来。”加布里尔还批评中国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分化欧盟，他提议欧洲发起动议，“以自己的资金，自己的标准(包括价值标准)修建从东欧到中亚再到非洲的基础设施”，并加强自身的军事能力，以彰显欧洲的力量。最后加布里尔说道：“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是素食者，我们肯定会被群狼吞噬”。

透过加布里尔的讲话，我们明显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在加布里尔眼中，中国是“制度另类”的代表;第二，这样的“制度另类”不以“自由、民主、人权”为圭臬，对“西方人”构成威胁;第三，西方需联合起来抑制这种威胁。

面对这样的“话语”，笔者也有些话想跟加布里尔先生说说。

首先，“自由、民主、人权”是当今社会人类普遍认同的价值，它并非西方独有，中国认同这些价值，并把对这些价值的追求与保障写入宪法。虽然，在这些价值的内涵以及实现的路径和程度上中西方有所不同，但这主要源于中西方文化和发展现状及水平的差异。中国现行的制度具有较西方更强的长远规划和贯彻力，这不应该被视作“另类”。就连加布里尔也承认，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对未来发展具有战略考量的国家”。

其次，中国发展的首要目标，是要让国民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要做到这点并非易事。仅仅一个数字就可以说明中国面临的挑战有多大：中国的残疾人口就有8000万，相当于德国的国民总数，仅仅是保证这一人群的受教育权、择业权、社会生活的参与权就需要中国做出巨大的努力。中国无意为西方的自由大厦“打桩”，更不会为世界提供制度选择。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对话会上所讲的那样，中国不会输出自己的模式。中国共产党存在的意义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和平与发展。

第三，正像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所讲的那样， “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要实现战略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服务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从而实现开放、包容、均衡、普惠、可持续的全球发展。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续向前。各国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世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人类战胜困难的手段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丰富。

从当前国际局势来看，还有很多问题和挑战等待解决，而应对这些挑战就需要我们跨越社会制度及意识形态的藩篱，共同携手。加布里尔先生的顾虑，更多还是没有跳出冷战时期“非友即敌”、“有他无我”的旧有的思维模式，从这个角度上讲他多虑了!

(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主任、教授，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负责人)